在辩论人口白皮书时，一些谬论和迷思似乎主导了讨论。经济学能提供非常好的分析方法，厘清我们的思考并制定合理的、立足于事实的政策。本文的目的，是检讨这些迷思如何被不经意或下意识地用来论证政策，及背后不精确的思考。

　　迷思一：如果不大量引入外来劳动力，商业成本将上升，一些企业会倒闭或搬离新加坡，国人将失业。

　　这属于一种保护主义的谬论。这个（有瑕疵）的保护主义论述是说，因为一些本地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它们需要国家津贴。对本地企业提供保护，无法让它们提高生产力；其实这正是它们缺乏生产力的原因。与此同时，保障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创造性破坏”受阻，经济也因而无法调适、创新与增值。

　　要求放任外劳政策的生意经，也是建立在类似错误的观点上。依靠廉价外劳的企业获得政府无形的津贴。低廉的劳动成本，鼓励它们继续低增值的生产活动，并毫无提升和改进生意流程的动力。同时，廉价外劳妨碍生产的自动化，并压低了从事同样性质工作的新加坡员工的工资。

　　如果新加坡政府收紧外劳政策并持续一段时间，一些企业势必难以为继，不是迁出就是倒闭。这就是件坏事吗？不尽然。在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这应该发生。无法适应的企业应当也必当离开市场；国家没有理由用更多的廉价外劳维持其生存。它们的离场将释放劳力和资本，为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所用。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经济重组是必要的。在经济重组过程中，一些企业必然处于劣势。经济上合理的做法，就是不要保护这些处于人力密集状态的企业（因为它们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相反，政府可以减缓过程中的阵痛。比如，它可以通过确保它们取得低廉贷款、新技术、生意转型的知识等方式，来协助本地中小型企业适应新的环境。

　　那些被裁退却没有技能转行的工人该怎么办？同样的，经济上合理的答案不是人为地维持他们的工作，而是由国家直接帮助生计受影响的工人——通过失业救济金、更高的就业津贴、重新培训和一次性的社会保障金援助。公共政策应当协助本地工人和企业应对经济重组，而不是帮助依赖廉价劳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

认为新加坡将因为其他区域城市的崛起而停滞的观点，也缺乏任何经济学理根据。在亚洲这类高速增长且日益相互依赖的地区，增长本身并非是零和游戏。新加坡并不会因为雅加达、曼谷和上海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受损。环球或区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块有限的固体，迫使我们必须要从中争夺得越多越好。真相恰好相反，区域里其他城市的增长，更可能促进我们的增长。它们增长所形成的更大市场，以及他们国民收入的增加，应该被当做是新加坡的机会而不是“竞争”的威胁。
　　同样的，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增长放缓，新加坡“失去”了一些本来靠快速增长劳动力就能获得的投资，这也不全然是件坏事。第一，那些失去的投资可能是仰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这些投资并不会带来太多的生产力及收入的提升。第二，这些转到低成本地点的投资，将因为典型的比较优势原因让新加坡获益——当这些地点提高它们的产出和收入后，它们将更能够消费新加坡所产出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及服务。经济增长非但不是零和游戏，它还是个正和（positive sum）博弈——在这个不同经济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速增长地区，这尤其属实。

　　迷思三：更高密度、更大的人口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这个迷思有相当强的真实性。事实上，拥有众多人口的富裕城市，享有经济学上所谓的“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当技术员工群聚，他们的产出增幅将高于员工数目的增幅。知识的扩大与传播速度，在密集的城市比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快；技术创新也是如此。因此，这本该是政府用来论证新加坡增加人口和密度的理由。但为什么却没这么说呢？因为聚集效应只发生在个别产业，即是那些需要拥有高技术与知识的员工的产业，他们的聚集会催生创新。类似生药科技研究、高等教育、法律和管理咨询等行业就属于这一类。聚集效应的好处并不出现在廉价、劳力密集的产业，如建筑、清洁和保安服务。在这些行业，更多工人并不会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

　　人口白皮书规划的劳动力增长，大部分是属于这类低技能产业。这些正是不享有聚集效应，却反而会带来外部性（externalities）副作用如拥挤、工资停滞等的产业。因此，聚集效应在这里并不构成增加人口的理由。

医疗与福利支出有正面意义

　　迷思四：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支出都是成本，必须用加税的方式支付，因而拖累经济。

　　这种认知在经济学里并没有任何理论或事实根据。与其他产业如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或建筑业一样，医疗和社会服务业同样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甲在医疗与社会服务的花费，就是乙的收入。因此，增加这两个领域的花费，跟在其他经济领域增加花费并无二致。说某些产业是浪费而另一些产业是投资的直觉，并没有任何经济学理的根据。

　　至于医疗和社会服务必须花纳税人的钱，因而拖累经济，这样的论点也缺乏经济学理根据。很多东西同样在花纳税人的钱——地铁线路、组屋、警察司法、国防——但我们并不把这些视为拖累经济。反而，我们会把它们当做有用的投资。

　　但增加医疗和社会服务支出不就意味着要加税吗？不一定。第一，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预算盈余，能够可持续地在这两类服务负担经过妥善规划的扩充。第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会普遍增加，我们因而可以承担医疗成本的增加。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增加医疗支出时，高医疗费用的风险该如何分配？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基于大多数医疗支出的低概率、高冲击的性质，最有效益的医疗花费模式，莫过于通过某种形式的风险分担或社会保险。新加坡的现状是，我们缺乏全面、普及的医疗保险制度，加上大部分的医疗支出来自于消费者本身，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医疗给付制度，同时不必牺牲制度的效率。
　　随着人口老化，增加的医疗与社会保障费用，难道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活力，如同日本和其他急速老龄化的社会那样吗？可能，但不是因为一般常见的理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生产力增幅一般低于平均值。这是因为它们更依赖人力，不适于自动化及其他节省人力的科技发明。虽然如此，这两个产业的工资增幅并不低于其他产业，否则就无人从事了。这意味着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成本及价格增幅，比其他产业要快。假以时日，医疗和社会服务将占用我们较多的收入——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层次。但这也不代表世界末日。只要我们维持劳动生产力历来2%的增幅，就算医疗和社会服务占总支出的比例提高，我们还是能够承担更多的服务。

　　真正的危险不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成本的上涨，而在于决策者误诊后乱下药。例如，他们把成本负担的大部分转嫁给公民。这非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加重问题，因为私人医疗比社会化医疗更容易涨价。

原载政策研究院网站IPSCommons。作者均为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会长，文章以个人名义发表。叶鹏飞摘译。

公共政策应当协助本地工人和企业应对经济重组，而不是帮助依赖廉价劳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