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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机构的格局与现状
根据智库的创建机构与创建资金来源、运作资金的不同，智库可以分为三类：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三类。如果概括中国智库的格局与现状，就是“三分天下、官方独大”。
（一）官方智库：中国的旋转门
这三类智库中，官方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建议的历史最长。传统官方智库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与新中国历史相吻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比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由当时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动议并主持设立。创办之初，加入国研所的研究人员都是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国际法专家、翻译家等，诸如孟用潜、陈翰笙、吴半农等。这些研究人员的共同特点是，既具有从事外交或政治活动的经验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由于官方智库属于各部门本条的系统，经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政策研究上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据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介绍，“国研所的研究政策性很强，比较切合外交部的思路，因此对对中央决策的参考价值较大。另外，国研所能够更直接、快捷地获取到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内政局形势等第一手材料，从中捕捉到带有趋向性发展的消息。”
国研所除了外交政策研究以外，还承担着为外交部培养干部的职能。据郭宪纲介绍，每个研究人员在所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外派到使领馆锻炼，一期是四年。郭宪纲说：“研究人员只有具有了外交工作的实际经验，才能够走出学院式的研究方法和学院式的知识结构，向有深度的政策分析研究方向发展。”国研所历任的所长都是外交官。现任所长马振岗曾担任驻英大使，前任所长曾担任驻德大使。同时，在研究所和驻外期间表现较突出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被任命为大使、公使，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这样看来，“旋转门”机制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力度比较小，政府与研究机构之间人才流动性比较差。比如外交部只从其下属的事业单位吸纳人才，这一途径并没有向高校甚至社会上的研究机构开放。
如果说国研所的发展历程是传统官方智库的缩影，那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就是新时期官方智库的代表。它成立于1999年，此时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已经呈蓬勃发展之势。执行主任何增科向本刊记者介绍，“一开始中心的定位就是中国智库，以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以期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与部委直属的研究机构不同，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自主性更强，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压力，因此必须积极争取外部的支持，以课题研究的质和量在竞争中取胜。中心成立以来主持和参与了中央有关机构和国家相关部委的许多重大对策调研课题。据介绍，研究中心在过去10年里，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达257项，这个30人不到的研究中心平均每年完成的课题在20项以上。
中心副主任陈家刚结合自己与民间智库合作的经历谈到，“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在研究视角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比如，我们中心在参与部门或者地方政策研究的时候，比价注重切合部门和地方的实际、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政策产品立足于符合现实、具有可操作性、建设性的。而有些民间智库，他们会设计理想化的制度模型，但是，与实际会有距离。他们有时候会将官方与民众对立起来，将二者置于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这样出具的政策建议有时候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大学智库：参政与育人
既没有官方的政治压力与体制羁绊，同时又比民间智库更容易接近政府部门，这是大学研究机构得天独厚的优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笑言：“我们可以用‘更逍遥’的方式游走于中美政府之间、两岸之间以及国内各机构之间，不用过多背负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可以起到一定的粘合剂的作用。”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于2007年9月，据孙哲介绍，中心的主要活动集中于这几个方面：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定期出版书刊和学术报告以及承担一些政府课题。与官方智库不同，大学研究机构并没有天然的渠道来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只有靠个人的人脉关系和掌握的资源。孙哲说：“我们跟财政部、国台办、外交部都有合作。我们给政府做课题不是以经济为目的，而是为了扩大影响力，课题经费一般都不足以覆盖整个研究，所以要大力从社会上募集资金。”
对智库而言，参与决策的实际经验对于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孙哲介绍，“清华中美关系中心也聘请了政府退休官员加入，现在有八个退休的局级干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加入。”
谈到中心实际发挥的作用，孙哲说，“现在外交活动越来越多样化，我们中心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民间外交’的作用。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今年我去台湾参加了几次会议，探讨国际地位问题、和平协议如何落实，以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谈几次能解决的，我们的工作不一定能直接变成政策，但是我们的观点对美国、台湾和内地的决策会有影响。”
与其他类型的智库相比，大学具有教书育人的独特氛围和条件，因此教育、培养人才的功能在大学研究机构中更加突出。孙哲说，“我们非常注重梯队建设，分了几个工作小组，由最知名的学者负责具体指导年轻老师和研究助理进行课题研究。比如台湾项目由许世诠老师主持，美国福布莱德学者专门负责美国方面的培训，中美经贸方面有周世俭教授和张之骧老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大学智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大学一般做基础研究，在政策性上，大学的研究比部门内研究机构的研究更外围，但相对来讲更客观。学校可以做长期研究，能够做得更长远深入。我国高校参与实际政策制定过程很多。”比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与发改委规划部门有很多联系，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参与思路研究。清华公管NGO研究所与民政部民间事务管理部门有很多合作，公共管理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与中纪委也有些联系。薛澜也参与过《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应急整体预案》的方案起草。
（三）民间智库：帮忙不添乱
不管是相对于官方智库还是相对于大学智库，中国民间智库在资金来源、政策支持乃至信息获取上似乎都不具有优势。据统计，中国2000多家智库中，95%以上吃财政饭，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目前中国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约5%，规模很小，最大的也只有2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仅约200万元。因此，民间智库或多或少对于中国的政策研究环境有所抱怨。
但是，中国民间智库领军人物三略研究院总裁王金岭对这些并不在意。他说，“我对三略的定位是‘帮忙不添乱’，有些朋友批评我太迂腐。我倒是认为，中国需要渐进式发展，智库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而且发展空间很大。我们不能一味抱怨，跟政府要名分要政策要资金。智库首先要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三略研究院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具有军事特色（非军方背景）的民间智库，该机构还创办了“中国智库网”（http://www.chinathinktank.cn）。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金岭说：“三略的做法就是商业咨询和公共咨询相结合。搞政策研究和网站并不挣钱，所以需要开拓其他的路子。我们将管理与企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领域，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从中能得到经济回报。”
王金岭用三略这几年的发展成果证明了民间智库的实力以及进一步的潜力。“我们曾经做过一份关于人才安全问题的报告，被《光明日报》内参和中组部《党建》杂志内参收录。第二条路径是依靠媒体宣传我们的思想，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影响决策。与电视媒体合作是我们的一大特色，我们与央视、凤凰、香港有线长年合作。影响比较大的《两岸关系——是战是和》、《中国能源走向何处》。经常在各类媒体亮相的徐光裕、彭光谦都是经由三略研究院向媒体引介的军事专家，再就是出版，到目前为止我们出版了30余本图书，都是紧紧扣题的，如《科学发展观》学习文库，《台独能走多远》，《奥运礼仪》等等。”
除此之外，三略还参与了不少政府和军方的课题，如北京市的电子政务项目，成为为数不多的合作者之一。王金岭认为，三略进行政策研究的特色在于，侧重于宏观政策的研究，而技术性的研究比较少。“这也与我们的现实的研究实力相关，在系统研究的能力方面目前还没有办法与官方的军事智库相比。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新和快，不是赶潮流而是赶潮头。”
三略的一大优势在于它的研究团队，以军队、高级领导以及军队智库的专家为主。这使得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军事）以及政策性。三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海涛就曾经在军方智库工作过多年，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对于官方智库做出的成绩需要肯定。中国能有现在的发展，官方智库功不可没。但是官方智库也存在一些问题，独立性不够，跟政府决策太紧密，一般都是宣传、解释政策，很难跟政府说不一样的话，为国家服务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很少。我以前曾经在某军事的官方智库工作过，对此深有体会。这个圆是他们画的，自然说它是圆的。客观上看不到决策的缺点。所以，要从体制上进行突破，需要独立的民间智库。”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把官方、大学、民间智库的能力动员利用起来才是最考验政治智慧的。王金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复杂。权力集团、资本集团、知识集团、劳动集团已经形成。如何保证公众利益，防止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相结合，左右政策决策，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我想，加强独立智库的作用，扩大公众参与，是一种办法。”
薛澜对此提出了建议，“我们要克服政策制定的随机性。要构建一个政策市场，让各种不同的政策建议有交流、有交锋的机会。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什么立场，各大研究机构可能有一千个想法，那么大家在政策市场中进行政策讨论。在讨论中、比较中、竞争中去伪存真，同时吸收公众的建议，可能最后剩下三五个方案，由政治家来决断。”
（四）中国的智库多属于官方机构
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十大著名“思想库”浮出水面，这十大著名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遗憾的是，人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在内的“十大智库”大多属于官方、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
“思想库”(think tank)通常被称为“智库”。人们倾向于将政府的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比喻为“内脑”，而那些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则是外脑。当“内脑”失灵时，“外脑”的救济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正因为此，我们看到，在一些欧美国家，诸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德国经济研究所等组织在国家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研究具体入微，各专所长，具体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一些老牌思想库甚至在中国专设分支研究机构，以便对本国的决策阶层施加影响。
应该说，中国思想库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开始。尽管在汉语中这种提供知识的机构被称“智库”或“思想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被管理得严严实实的“仓库”，有人可以手持钥匙掌握着各类思想的进进出出。思想库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是一个可能向每个人敞开的思想平台，如卡尔·波普尔所说，历史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前进，我们只是通过不断更新的知识寻求解放。这种开放是必须的，一方面，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思想库都不可能开出包治社会百病的偏方；另一方面，任何知识都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本着这种开放精神，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更大有可为。
当然，思想库的开放同样表现在它是一座桥梁。显然易见的是，智库专家在沟通社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他们比日理万机的政府更接近学问，和象牙塔里冥思苦想的学问家相比则又更接近政府。事实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智库更像是介于官方和学校之间的机构。对于智库专家来说，这种对知识和权力的“天然亲近”也决定了他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将知识化为执行力的重要推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执行力，决定了智库专家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应该坚守一种独立自由、探查真相的精神，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与集团之私，抱持一种关注国家前途与人类命运的大情怀。智库源于社会，服务社会，同时又高于社会，在相对独立于权力的同时又以影响政府决策为最终价值。显然，对于一个思想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官方、半官方或者民间背景，而在于身处其中的专家是否具有独立求知的眼力与脚力，在于它是否能够生产出对这个社会有益的知识。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个思想库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丘吉尔说，“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应该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将经历一个重视和重建思想库的转型历程。有理由相信，思想库的现代化，既是一国获得现代性的力量之源，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开花结果。在此征程中，无数开放的思想库的成长与勃兴，更意味着国民能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以各自的热忱与才情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五）中国智库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009年7月4日，随着“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大饭店落下帷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摘下了近4个月的神秘面纱，以“全球智库峰会”举办方，国家超级智库的身份走进人们视野。
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数百位智者、政要、学人和经济学诺奖得主，与会者代表了约100家海内外主要智库和国际组织。这种国际交流盛会，再一次将“智库”这个名词的意义深埋在中国本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智库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1.新型智库：向国际发出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虽然我们国家以前有内部沟通的一些管道，比如北戴河非正式会议等，但是由于这种形式都是非正式、非公开性质，其发生的作用也会受到很大局限。”
国际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微弱的发音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诞生的原因。在美国《外交政策季刊》推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显示，全球七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中，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话语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而北京、上海均榜上无名。“我们没有打造出一个面向国际、在国际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比如，在经济危机时，由于中国没有一家智库提前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使中国的经济也陷入困境。”
“因此，国经中心试图摆脱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尴尬形象，其发展方向有和国际接轨的意味。它的成员组里虽然聚集了10多位正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及现任官员，但是并没有将其设立为事业单位，而是准备以民间的身份来运作，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将研究宗旨定位于研究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汪玉凯说：“国经中心现在的运作模式开始接近国际著名智库的运作模式。现在，美国的智库都和政府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美国的政府高官从智库走向领袖舞台，又在卸任以后，常常回到智库工作。比如，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退出政坛后，担任了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依旧成为了美国几家高级智库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毛寿龙说，现在，国外很多退休的高官都会加盟一些研究机构或者自行成立一个研究所，继续发挥余热。但是中国的高官在退出政治生活后，始终保留着一个重要传统：前任领导人对现任政府的工作不会作出任何公开评论。因此，我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退休后，几乎不再向外界发出声音。
“虽然我们国家以前有内部沟通的一些管道，比如北戴河非正式会议等，通过这种模式，一些退休老干部可以给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意见或者建议，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但是由于这种形式都是非正式、非公开性质，其发生的作用也会受到很大局限。”毛寿龙说。
在毛寿龙看来，国经中心的做法已经开设了先例。它给退休领导人及其他政府高官建立了一个继续发挥作用的平台。一些退休官员原来通过私下管道的建议和看法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公共意见，并需要获得学术界、政策咨询界、媒体以及老百姓的审核，加大了决策制定、执行以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透明性。
2.民间智库：推翻被官方机构排挤的形象
国经中心的诞生，加快了中国智库向国际化发展的速度。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国家软实力发展。而对于那些生存在角落里的中国民间智库，它们也开始从逆境中走出来。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经茅于轼、盛洪等人一手操办的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告诉记者，在1999年，天则所将其自身分成两个实体：一个是非盈利性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科委系统来管，以‘高科技企业’的名义，作为事业单位来注册，这使当时的天则所有了一个很好的法律外壳。由于内部机制没有股东，也不需要分红，天则所的款项只要用在非盈利项目上，就不需要纳税。这给研究人员减轻了不少压力。“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进行学术推进，将影响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这种“不为钱活”的态度使天则所的资金来源依靠国内以及国外的基金会，比如，美国福特基金会每年会提供1万～2万美元的赞助。盛洪说：“基金会的非盈利机构身份，使它自身不存在特定的商业目的，资金本身也具备了中立性质。基金会只希望天则所从一个中立的、超脱的、公正的角度去做事，所以它们不会给你压力：要求你去做一件对它们有利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商业机构性质的天则所咨询公司，会通过给政府部门和企业做一些咨询服务来赚取资金。盛洪说：“我们给这些机构做咨询服务时，为了规避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的利益倾向，专门设立了一个“中立条款”。比如，政府部门可能要求你在结论中加上一些对其部门有利的东西，我们就会用签约时提出的“中立条款”强调我们的结论不受委托方影响。
“如果说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会按企业的规则给它做，对于较商业性的，只要不涉及社会影响、公众影响、公权力影响，我们可以为其提供咨询建议。但如果企业委托的事情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公权力，我们都要以‘中立条款’来规避。天则研究所的性质始终要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即所谓的商业利益，独立于所谓的外国势力。”
天则所始终坚持着它“独立公正”的社会形象。然而在2005年，工商局进行的“企业名称”规范化行动，使天则所不幸遭到打压。盛洪说：“工商局对企业名称进行了所谓的‘规范化’，其目的就是打压民间的研究机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打压行动中，凡是有所谓进行社科人文研究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名字都不能存在。”
“当时，科委系统已经不再做我们的‘婆婆’了。我们想改成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它是中国概念的一种非盈利机构，但它的条件也是要找一个政府单位来挂靠，然而几乎所有政府单位都不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组织，这导致我们没有条件或途径去申请‘民办非企业’。后来，天则所只能作为天则所咨询公司的二级机构存在。当时，天则所失去了非盈利机构这个法律身份，所有收入都需要纳税。“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生存。”盛洪说。
然而，“打压”行动并没有让天则所的声音消失，天则所对政策的讨论声和质疑声仍然层出不穷。盛洪告诉记者：“我们一直主张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底，我们开设了有关公用事业改革的论坛，在此后不久建设部（现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也推出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意见’，其实就是要朝着市场化方向进行改革。后来我们还受建设部委托，搞了一个世界主要经典国家公用事业监管的比较研究，我们将研究结果提供给建设部，建设部后来又上报给国务院，这对公用事业的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
最近几年，天则所开始提倡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张曙光领衔的“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产权制度研究”和有关小产权的研究，还有“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研究。近期，天则所还对国土资源部提出的“对《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进行了批评。盛洪告诉记者，“我们把文章寄给了吴邦国委员长。我们所呈报的都是比较直接、具体的方案或建议。”
正因如此，天则所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它最初在官方机构心中的排挤形象。官方从他们的声音中开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天则所作为一家民间智库，也开始频繁进入官方机构的意见征求名单。盛洪说：“由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要遵守体制内框架，它们把‘解释政策’放在首位。这使它们的自身性质并不中立。然而，无论是公众、舆论，甚至政府部门，很多时候都不太相信这种倾向。因为，对政府部门最好的，是听到不同意见作参考，从而制定出更好的决策。”
3.“外援”智库：打破官方机构的“终身制”
与天则所这种民间智库一样，2006年，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它以其“外援”机构的身份，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西方智库理念移植到了中国本土。
该中心主任肖耿告诉记者，“质量”、“独立性”以及“影响力”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奉行的原则。
所谓“质量”，主要是学会内研究人员的自身素质。布鲁金斯学会所选择的对象通常是“已有成绩”的资深研究员。以我为例，在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我曾在香港不同领域工作15年。我的身份从香港大学的教授转换为香港证监会的主席顾问，后来，又就职于世界银行。从学术向实际应用转换中的能力成为了它们对我考核的关键指标。经过考核，我直接被聘为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
所谓“独立性”，就是学会内的研究员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并不受政府、企业等机构的利益干扰，而是自由选择。
所谓“影响力”，就是其独立性使自身所作出的决策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学术机构。学会作为受尊重的党派组织，会召开一些高层会议，来推动、宣传对于政要问题的看法和探讨。因此在结合公众服务方面，学会的研究人员都在政府机构担任很高职务，包括赖斯、斯坦罗格。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理念之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合作性决策对话。肖耿说，从2007年，我们就开始为两国能源环境问题的合作进行筹备工作。“在2008年1月，我们邀请了中美两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代言人进行公开会议对话。针对中美两国‘碳排放’的大国地位，共同商讨新能源替代等技术话题。在探讨中，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美国提供卓越技术，中国利用强大的生产力，以及大规模推广，完全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利用上擦出火花。2008年6月，中美两国成功签署了《中美能源与环境十年规划》。”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的扎根，加快了中西方智库的交流速度。肖耿告诉记者，首先，绝大部分中国智库都隶属于政府机构，它们在体制框架中遵守规矩，缺少流动的市场竞争。体制内机构的研究员，他们与官方机构近乎于一种“终身制”的固定关系。比如，固定收入、固定的工作级别。这种关系使研究员自身缺乏竞争意识，不能有效刺激他们的热情。
然而，在美国，竞争淘汰制使研究员经常流动于不同智库。由于饭碗与研究成果直接挂钩，研究员都会在一种危机感中逐渐提升自身实力，积极创造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都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经过媒体讨论、国会听证等第三方的探讨修改，最后由政府采纳。这使智库具有相当高的公信力。在中国，决策的诞生显得非常神秘。我们只能通过人大提供的公开资询来获取政策制定的相关信息。
因此，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了确保公信力，在提出公共决策时，都会邀请政府部门、学者在公开会议上进行公开对话，使决策诞生的过程一目了然。
在肖耿看来，中国智库还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需要从困难中不断完善自我。肖耿说：“中国智库会沿寻西方智库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财政保障等问题。191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近乎美国最早的智库身份正式成立。在1921年，当时的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始终缺少一个预算部门。针对此状况，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对美国政府在财政预算机构上的‘空白’发表了声音，导致美国政府在同年建立了预算局。”
“中国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制度不健全、管理无保障的阶段。幸运的是，我们的前方已经有比较成熟完善的西方智库做导航。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智库的成长实则是一种加速跑。比如，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的举办，已将众多存在竞争关系的国际知名智库聚集在一起，互相聆听经验，从竞争关系之外寻求合作，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创新。而中国智库旨在各种声音中留其精华，为我所用。”肖耿说。
毛寿龙认为，中国只要在未来不断推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建立决策责任制，才会将智库的作用最大化。而目前，中国正好处于过程之中，国经中心的诞生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我想中国未来的国家智库应该实现多元化，将来能够对国家有效发挥作用的智库也应该涉及多个层面。比如，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以及纯粹的民间智库，都应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比如在美国，有共和党资助的研究所、民主党资助的研究所、企业资助的研究所以及私人机构。”
从天则经济研究所近些年的发展成效来看，盛洪认为政府部门对民间机构“打压”的严重时期已经过去。近几年，政府机构与民间智库的频繁接触，表明其态度的巨大转变。
盛洪乐观地说：“政府迟早会给民间智库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比如，在申请非盈利机构的法律身份时，让民间智库摆脱其尴尬地位，只要够条件就能注册，不需要四处寻找‘婆婆’。我估计这个变化迟早会发生。就像改革之初，民营企业在注册时，从‘非常困难’的时期转换为目前‘随便注册’的开放时期。”
4.智库机构：正在为中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智库与大学和科学院侧重不同，大学与科学院更多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智库则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导向的研究。
当前世界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以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智库，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咨询机构，就已发展到数百家，形成了由数千人组成的庞大研究团队，完成了数万份各类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为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目前中国许多智库机构已开始与外国机构积极合作，开展第二轨道对话，如创立于2003年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现有7个工作小组，负责汇集东盟"10＋3"国家的学术资源，为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专家们建议，未来智库应当在以下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发挥现代“思想工厂”的影响作用；
（2）发挥政策咨询的导向作用；
（3）发挥“第二轨道”的沟通作用；
（4）发挥人才“孵化器”的培训作用。
三略研究院院长王金岭在“2020年世界发展趋势暨智库的建设与作用”国际研讨会发言中强调：努力建立中外智库交流合作的运行机制，如：（1）设立智库论坛；（2）建立智库联系制度；（3）建立人才培养制度。
正确处理中外智库合作的三个关系：（1）国家利益与世界公益的关系；（2）意识形态性和科学真理性的关系；（3）合作性和独立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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