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继习近平带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之后又一次提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但过去150年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一次次被外部或内部原因所打断。就当前而言，中国复兴面对挑战亦是相当严峻。在国内，胡温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给习李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能根本性突破，中国内部矛盾已全面尖锐与激化；在外部，由于中国战略意识淡漠，中国的发展亦面临着被平衡、被挑衅、被合围，进而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可能，再一次重复先前一次次不屈不挠地探索而又失败的颠簸路。

不管内外挑战如何严峻，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打铁还要自身硬”！这句话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的事最为根本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中国执政党把自身问题解决了，应对外部挑战游刃有余——因为中国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与愿望。

不过，解决国内的问题实在不容乐观，执政党和政府要“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胡温政府过去10年没有能解决中国权力失控问题，并不代表胡温在执政期间没有一丝尝试与努力。举个例子吧。国务院新修订的《信访条例》正式实施后，胡温2005年拨款3个亿督促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公安系统全面展开“一把手”开门大接访，并实施“一回访、两倒查”制度——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倒查领导责任。

公安内部一度风声鹤唳，但最终成果寥寥——不管宣传解决多少问题，最终全国追究处理责任民警不过855人，其中499人还是行政处分。就算重庆的“打黑”中数字包括“黑打”，与广东今年2月份的“三打两建”亦是小巫见大巫。可见，大接访失败根本在于公安部实施倒查制的不彻底，或根本没实施。

大接访实施不彻底或失败，影响巨大。据《南方周末》报道，从2005年底开始，几乎每一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围绕“维稳”展开。经过四年的摸索，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的“大风大浪”，中国的维稳模式，大体已经完成了从战略构想到技术手段，从理论摸索到实践创新的转变，并隐然成型。如笔者先前所指出的那样，维稳体制的推行与强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执政党自身的质变！

无独有偶，胡锦涛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纪委17届第7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严查司法领域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八类案件并写进全会公报，实施效果如何？抓了几个贪赃枉法的法官或院长？中纪委已城头变换大王旗了，似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要求也不过是说说，说了就过了而已。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若执政高层公开的宣示、政策都“走过场”，中国的基层就完全失控了。笔者今年暑假曾回安徽老家处理一起因邻居改建导致超建、危建侵占传统公共道路与水道的纠纷后更加深对基层官员状况的认识。一个原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事实再清楚不过的问题，在本乡乡长直接指挥下、分管副县长曾当着本人的面打电话给乡长干预的情况下，一个半月居然毫无结果——不调解、没有正式回复、更没有处理结论！乡长最后还警告本人：再抓住不放，就去找你们单位领导！更没想到的，在亲自找到县国土局局长时，这局长竟狂妄地表示告到国务院也没有用！基层土地老爷胆大到居然敢挑战国务院，这是无法想象的！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副县长干预、乡党委书记在本人当面责令限时答复解决无果的情况下，笔者按程序联系到县长、县委书记，把情况如实反馈。县长起初也确实亲自打电话给了土地局局长与乡党委书记等等，等到最后县长回复竟是去法院司法解决吧！再之后，县长与县委书记电话再也不接了，再也联系不上了…… 这么简单的事能这么折腾，中国也就陷入无穷的自我折腾之中了。

公权已无力解决任何最小的问题
　　至此，大家应该完全明白，中国政治体制已接近溃败，公权已无力解决任何最小的问题，而是每天在重复地制造矛盾与问题。所以，过去十多年中国展开的一次又一次的什么学习啦、培训与教育活动，全无用功，或自欺欺人。笔者在与基层、省市，甚至中央部委干部、领导的广泛接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干部中不全都没良心、不做事，而是好人好官无法依法做事！干部不是认识问题，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素质问题，根本的在于没有法律与纪律，没有人能真正严格执纪与执法。没有法纪，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走向严重失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最近更是直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正是如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呼声不绝于耳，习近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要解决的是中国改革最大获益者——体制内不良官员的直接或变相的阻挠。“打铁还要自身硬”，习近平这句话的第二层含义应该是把解决问题的立脚点、自信和力量放在自身上。面对制度运转不畅与失灵、不良官员无法无天，当下最现实的是，习近平建立并直接领导一个仿效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的类似机构，从党的纯洁高度、更直接地清理违法乱纪的官员。

解决腐败问题和中国失序的根本则在于打击官员的乱作为与不作为。收到好处乱作为，没有收到足够好处就玩权玩法，以实现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他们普遍做法。且由于现在官员腐败已不是普通人一点点行贿了事，而是大老板、财团、政府内部等的勾结，相当隐蔽。加上官官相护，中国反腐越反越腐。只有把解决群众身边问题当做执法执纪重点，在面对全国群众的天量举报，只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只要查清官员有明确违法或故意不作为的事实立即免职；不坦承错误者则“双开”，以打破中国官官相护的死循环与潜规则。

这一机构并不是取代中纪委，而为后面的党委、纪委与司法处理扫清障碍。若当地包庇受处理官员者，二次则应处理包庇者，以加强对不良官员的威慑和权利监督。在中国，若无核心权力最大程度的努力，没有大量违法乱纪官员被及时处理，任何反腐、舆论或改革努力均无法阻止中国加速向失败国家滑落的进程。

若习近平能亲自领导这场战争和制度的建构，如再加上习近平能进一步地推进媒体、言论的开放，及切实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习近平本人完全可能得到90％以上支持率。此时若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政治体制改革便正当其时，因为反腐和政治改革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高层接班与各级权力监督的制度化，中国最终无法、也不可能回避与世界文明和潮流的接轨。再若2017年开放全国人大代表直选，2022年实现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由此启动。

作者是中国公共政策与国际战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