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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江泽民心腹、协助提出“三个代表”的著名学者刘吉，7月在天大研究院的天大报告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文章内容堪称未来10年的中国改革路径图，值得关注。
刘吉认为，中国的未来要避免四种错误路径，首先要避免如同美国以霸权图垄断之利、以至于骑虎难下；其次要避免落入欧洲福利国家以债务买稳定的圈套；其三勿奢望可如日本一般寄人篱下、对美依赖，以致失去能动性；其四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提出四个避免后，刘吉提出四大改革，其一是改革经济体制，其二是改革上层建筑，其三是改革政治体制，其四是公正解决分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刘吉强调四个层次，其一是一般的改良主义，其二是政企分开、中央地方分权，其三是党内民主，其四是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的急中之急，则是党委集体领导法制化，为此得推动学习议事规则。
在推动社会民主上，刘吉强调民主的三要素、二条件及一保证，三要素即充分的言论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而参与民主的群体必须具有的两项基本条件是：大致相同的素质与能够获得有关决策的讯息，这些都有赖于相应的法律保证。至于中国民主的将来，则未必是多党自由竞选，而不无可能在电子民主的条件下，实现“政党的消亡”。
刘吉认为，如果中国继续韜光养晦、埋头苦干，维持和平的世界秩序，未来现代化的14亿中国人，将与已经现代化的15亿人一般享受文明的成果。刘吉两次以较长篇幅，指摘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愿”，使经济发展优先转变为以解决社会矛盾优先，使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主流社会意识的危险，似乎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前景的一大隐忧。
刘吉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内涵不同于政治家，后者以国家远景为念，前者则“我自一口真气足”，以所受无上命令的道德关怀为起点。道德关怀碰上结构限制，就一心想打破之，但结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客观的经济、物质生产力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却往往无视于此。倘若政府也变成道德家，并推动不利于生产的政策，则国家确实较易于沦入中等收入陷阱。
台湾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在野的党派经常声称，只要能够避免政府的浪费与贪腐，就会有足够的财政盈余支持福利政策或其他重分配。结果福利政策推动了，各种“补偿”与税收减免推动了，但所谓的浪费贪腐问题反而逐渐无人闻问，财政问题愈来愈严重。蒋经国去世时，成长动力强劲的经济与尚有盈余的政府，数年之间变成停滞与负债数兆。
促成停滞的一大原因，是台湾主流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结构限制未能理智地加以掌握，而自溺于道德的自矜自满。这些自矜自满的重大表征之一，是对于中国大陆“不民主”的讥评，并以此为由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虽然理智认识到两岸关系是台湾当前政经所需的客观现实，却不能自己地对其加以蔑视。
对一些人来说，刘吉未必算得上公共知识分子，且他提出的民主路径偏离西方的脉络，似乎过于保守。不过未来10年极可能是中国与世界具有关键性的10年，而就把握本国的发展现状、洞悉本国的可能发展路径、提出可行的发展前景来说，刘吉堪称完成了一项佳作。
相反的，台湾的一些知识界人物，在过去20余年间对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的判断，严重偏离现实，带领台湾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却鲜少对此有所自省，以至于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唾弃。资产阶级对于知识阶层的唾弃固然粗鄙，其情却可悯。
作者是（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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