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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的政治制度再一次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尽管很多人对人事安排表现出异常的关切，但大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制度建设变得重要起来。每一次党代表大会到来，人们就要问：中国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仅在中国国内社会各界没有共识，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共识。在中国，左派的看法和自由派的看法成为两个极端。左派或者那些视“中国模式”为世界上最优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优越。既然优越，就无需进行大的变革。自由派绝然相反，他们不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革掉其政治制度，实现从目前的一党专制向多党民主的转型。
在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和中国国内的相似。信仰民主制度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口诛笔伐，他们大都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并且都是从概念层面，也就是在理想层面来看中国。这一点和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并没有任何大的区别。中国的自由派也是用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来评判他们自己所处的政治制度。
不过，在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商人、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有。在毛泽东时代，西方不乏大力赞扬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不过，这些人当时也是从理想层面而不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所以，当他们转向开始了解文革所产生的实际恶果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人们更多的是从经验层面来认识中国。今天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存在诸多优势的主要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获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能得到的丰富信息。开放政策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条件来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他们在中国发现的现实和他们早先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式的教义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开始修正和改变他们原先的看法。
第二个群体是商人和政治人物，他们和中国打交道多，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既不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描述的那样，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这个群体根本不会通过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来了解中国。他们通过和中国的交往，知道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一旦当意识形态程度减低，他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来看待中国。
第三个群体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媒体人物。这个群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的认识，与其说是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倒不如说对西方制度的失望。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之后，西方出现“历史终结”的观点，很多人相信西方民主是人类政治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自信了；相反，很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劣势。西方从早先的精英民主转型到大众民主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无论是其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还是基于普选权之上的民主政治，今天都很难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当实现的社会正义。福山是“历史终结”的观点的提出者，现在他不再相信了，而是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制度，成为不同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没有人会着眼于公共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则更形象地认为，西方传统民主的经典“民治、民享、民有”已经演变成为“百分之一人所治、百分之一人所享和百分之一人所有。”
跳脱意识形态束缚观察问题
很显然，说西方民主存在问题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很多方面，中国本身也存在着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但人们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认知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人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得要领。无论是西方看中国，还是中国看西方，人们都倾向于从已经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对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可避免。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对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必然导致制度的衰败。
第二，任何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各自的政治制度都在演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在变化过程中求生存和发展。
第三，正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之中，中西方实际上都可以互相学习，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从其他政治制度学到一些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和其他所有制度相比较，都会显现出普世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第四，政治制度的发展不是单线的，或者说，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这些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否则就会导致衰落。
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们会超越社会上流行的类似于左右派那样的“好”、“坏”的简单结论，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名实不符的情况。如果从意识形态看，中国的政治制度自1949年建立之后就根本没有变化过，但很显然，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变化得极其缓慢，只能依靠政治领导层的代际变化而得到逐步的调整。
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国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也同时吸收了很多其他制度的最佳实践。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党治传统限制家族政治
首先是限任制，指的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务，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限任制不是中国的传统。传统制度是终身制，无论是皇帝还是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都是终身制。这个制度是向西方学的。限任制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多少的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约。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尽管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也找到了同样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也很显然，较之西方民主制度，中国高层领导层因为实现“集体领导体制”，现在面临更多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在民主政治下，一旦出现民粹主义的首脑，就会倾向于出现超越现存制度，直接诉诸于民意来行使权力的倾向。但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者，不仅民粹主义政治的空间要小得多，而且因为过多的内部制衡，集体领导的有效性往往成为问题（这一点，本栏上周已经论述过）。
其次是年龄限制制度。在各种政治制度内，年龄限制往往适用于公务员，而不是用于政治人物，首脑、部长和议（国）会成员。中国传统政治直到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年龄限制，这一制度西方也没有，可说是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年龄限制制度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从政一直到老死，就必然减少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但如果一个从政者一旦到了一个年龄，就必须退休，就会增加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从民主的原来意义来说，一个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过程，其民主度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年龄限制制度增加了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在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因为年龄因素而“强制”退休。人们可以相信，这些“被迫”退休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是有能力继续从政的。同时，每年也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官员进入政治。年龄限制被适用于中国所有的官方制度体系内部。但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内，因为年龄限制制的不存在，有大量的终生政治家，尤其是在国（议）会内。
第三是中国的党治制度及其对民主的影响。无论海内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党治制度是受批评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要从一党制转型成为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型，自然取决于今后各方面的发展。但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党治所发生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发生在党治内部。就从政者的社会背景来说，相对于那些家族统治之下的民主政治，党治也有显现其优势的地方。
人们在讨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西方的家族统治传统。尽管这些社会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方式出现，实际上政党背后的就是家族，或者说政党的家族化。当然，政党家族化在每一个国家，其程度是不相同的。这次希腊发生经济危机，人们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的确，自从希腊民主产生以来，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几个家族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在西方政治是一种职业，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指的是政治家族。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亚洲的日本也如此，一些政治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很多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印度便是典型，国大党几乎就是家族党。
今天，人们也在开始谈论中国的政治家族问题。一些家族在政治中的独特作用可能在任何国家不可避免。不过，中国形成西方式的家族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仅因为计划生育等客观因素，更是因为中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党治传统。前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都对维持党治传统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演变成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多党制）和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开放的一党制）。外部多元主义掩盖了内部的封闭性，即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治，统治国家；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则掩盖了其外部的开放性，即有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政治过程，逐渐演变成一党主导的开放性政治体系。今天，面临全球化、新媒体和社会力量崛起等新环境，这两种制度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会各自如何调整、革新自己，则是需要我们加以持续观察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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