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择东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过：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这里“白”指文化落后，有如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白”）。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总产值第二，穷是不穷了，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就觉得在文化上也该伸伸脚了。不过，常识告诉我们，见到一个亿元暴发户，我们并不能自动假定他本人或他的子女一定很有文化。有钱和有文化之间，并没有正比例关系，攒文化或许比攒钱困难得多。文化的提升，或许远比文件规划的复杂。

就拿总产值第一的美国来说，她有文化吗？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越英国，升为全球第一。不过，一百年之后，说起美国文化，离“第一”还是没影的事。至少，论雅文化，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不认账，绝不认为美国是最有文化的国家。

这不认账，还不是金庸小说里大侠比武前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章难以比较，但武艺可以真刀真枪拼个高低。这不认账，说起渊源，其实和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有关联。

１８７７年，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出版了一部小说《美国人》（The American），讲述一位美国年青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亿万富翁）去巴黎学文化和追求高文化女性的故事。有位同时代法国作家惊讶地问：可以想像吗，如果一位英国作家给自己的小说取名《英国人》，或一位法国作家给自己的小说取名《法国人》？小说写的是典型个别人物，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能用一个文学典型来代表，亨利·詹姆斯却可以对美国人这样做？美国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特色，让作家用一个主角高度概括？

那位美国年青富翁克里斯托弗·纽曼（Christopher Newman，这名字在英文里可视为耶稣般新人），当他第一次拜访心仪女士克莱尔时，女方哥哥不让他进门。女方是有身分的家庭，从来不与无根基的商人往来。后来，看在钱的份上，女方家庭允许纽曼追求克莱尔，但她的哥哥始终对纽曼爱理不理。亨利·詹姆斯写道：“他的全套礼节似乎在宣告：两人间不应有意见交流。他像是摒住呼吸，不让自己闻到民主的气味。”原来，在当时的欧洲，“民主”是个脏词。各国元首都是国王，人们不相信无文化民众也能治理国家。但美国人在民主制度下养成了平等习惯，在与欧洲文化人的交往中，处处流露出平等意识。这种新世界独有的天真和随意——或者说欧洲人眼里的无教养无文化——可以表征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