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人们所说的东亚模式的主体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社会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它们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成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但有两点很不相同，其一是经济现代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数十年时间里，经济体从落后转型到发达，或者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是从“第三世界”转型到“第一世界”；其二是政治发展的相对和平。在西方，民主化的过程充满暴力，但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论是已经民主化的还是正在民主化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和持续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东亚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确切地说是选举政治）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尽管也像西方那样是选举民主，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是一党独大体制，即日本自由民主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尽管自民党内部有派系竞争，但反对党没有能力挑战自民党的一党独大。

　　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应当说，选举民主在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要得到选票，政治人物努力把国家财政大力投入社会建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这次日本社会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反应来看，日本社会的强大是显然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的状况，就是说，即使在政府失效的情况下，社会也能正常运作。

　　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走上了类似日本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是，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而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社会制度建设。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充分利用市场的角色

　　和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政府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使其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竞争。台湾政府也通过类似的政府政策，在大力扶植战略型产业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香港尽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市场的运作。

　　新加坡比较特殊。新加坡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因为对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运作，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四小龙”政治精英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那就是既不拒绝民主，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二战后，在政治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就是拒绝民主化，一个阵营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搞民主。拒绝民主的案例很多。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斗争之后获得独立，不过政治精英最终走向了个人独裁的道路。在东亚“四小龙”，权威主义体制不是为了领导人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中资源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集权和发展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但在个人独裁制下，领导人往往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非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腐败和落后是这些社会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独立后实现了民主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而是一些政治精英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人为引入的。引入民主化的往往是这些社会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那些年轻政治家。但在亚洲“四小龙”，这方面比较理性。领导人首先专注的是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培植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方面基础。当社会的大多数出现民主要求的时候，能够“自然”民主化。当然这里不是说，来自社会的压力不重要，而是说当这些政治精英面临社会的民主化压力的时候，不会像其他一些专制社会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

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

　　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面前，东亚社会也和西方社会那样，没有免除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今天，东亚各经济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东亚模式正接受考验。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东亚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所有东亚经济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于西方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东亚经济。不过，这里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即这些经济体逐渐失去自己往日的“战略性”，越来越具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西方。在上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产之后，日本改变了自己特有的经济运作方式（例如强调政府作用、企业终身雇用制等），力图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竞争模式。不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在恶化经济情况。日本社会仍然难以适应西方新自由主义式的竞争模式。此外，也和西方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现在已经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上，自民党内部通过各种协调机制达到共识，但现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在很多政策上正在向“互相否决”型政党体制演变。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把“危机”转变成为机会，大力进行经济改革。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韩国影响并不显著。直到到目前为止，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韩国政府仍然能够继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政府的政策并不是被动跟随“民意”，而是在塑造“民意”，克服来自民粹主义的压力，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政府跟随民意治理社会的趋向是很显然的。 

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在产业转移方面，和西方一些经济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两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香港缺少一个有效的政治领导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作用的同时，协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台湾的民主化比较和平，但民主化所带来的过度政治化，对经济运作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处于差不多的水平，但现在台湾的人均GDP只是新加坡的一半还不到。同时，随着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有很浓厚的民粹化味道。政府官员简单跟随“民意”，着眼于短期利益，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很难到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的社会开支越来越大，债务严重。台湾如何逃离“欧洲式”福利社会危机，是其面临的艰巨任务。新加坡到目前为止理性地追求着自己的发展模式，也有效避免了其它东亚经济体的弊病。例如，新加坡不想盲目引入欧洲式福利社会，而是发展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护模式。不过，随着民主的大众化，新加坡发展模式也在接受挑战。
　　总之，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也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政府权力趋向弱化等等挑战。因此，也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无论一个社会过去创造了如何的辉煌，不进则退。继续的辉煌源自继续的变革。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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