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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网路杂志“全球主义者”（The Globalist）最近在同作者的谈话中，问及历史上的海上共和国威尼斯对今天的新加坡有什么特殊意义。作者表示曾于1988年对此发表演讲，杂志因此摘刊了演讲的要点。
新加坡的面积很小。瑞士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很小，但那些来过新加坡的发现相比之下，瑞士其实是很大的。我们的土地很少，也没有多少领空，即使是领海也有他人宣示主权。我们被迫得非常小心地计划和组织。
在新加坡生活并不容易。事实是我们必须比他人更努力才能求存。但艰苦会让我们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在过程中会变得更坚强或脆弱？汤因比（Arnold.J.Toynbee）的巨著《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文明不是在顺境而是在逆境中孕育的。刺激越大，反应也越强烈。
新加坡会继续成功吗？如果我们出现分裂；我们的领导人是软弱的；我们对自身的关键利益没有清楚的认识；也没有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那我们将会失败。
历史上有没有小国家存在相当长时间的例子？一个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的例子？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
的确有这样的例子，而且是个绝佳的例子。它也使用狮子为象征，即象征传道者圣马可（St Mark）的带翼狮子。威尼斯——或它自己所称的“最安宁的共和国”——存在超过1000年。
期间又称“地中海女王”的它，大多数时候都蓬勃发展。威尼斯商人的生意头脑、勤奋和诚实，闻名欧洲与亚洲。
马可波罗的事迹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从莎士比亚的剧作《奥赛罗》（Othello）和《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我们可以看到威尼斯在法律、政府、艺术及文化上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在拿破仑于1797年到来前，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入侵威尼斯。威尼斯从来没有被占领或蹂躏。
由一些小岛组成——比今天的新加坡还小——位于浅湖及人口从未超过数十万的威尼斯，怎么能够留下这么辉煌的历史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决定从欧洲大陆过海到这些多沼泽、不太适宜居住的岛屿落户？
就像我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先辈，早期的威尼斯人离开欧洲大陆，是因为那里的情况已经不可忍受。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西罗马帝国正瓦解，浪潮般的野蛮人席卷欧洲大陆，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及残杀破坏。这些离开陆地至少2-3英里（3.2-4.8公里）的岛屿提供了避难所，可以避开残暴的西歌特人阿拉力克（Alaric the Goth）或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
在苦难的压力下，威尼斯建立了它的防卫力量、经济和机构。新加坡同它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我们也应该从它的经历吸取教训。
威尼斯的防卫是建立在海军力量上。它有个具有许多修船厂和工厂的大规模设施，让兵工厂（arsenal）这个阿拉伯字成为英文词汇的一部分。在鼎盛时期，兵工厂有超过1万6000名工人，能够每数小时制造一艘设备齐全的战舰。
这样的军事力量首先用来保卫威尼斯，其次用来为其商人打开航道、贸易渠道和市场。威尼斯参与十字军东征从来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
这是明智的外交政策，目的是永远不要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卷入欧洲大陆邻国的政治和冲突。威尼斯的有力竞争对手热那亚（Genoa）就缺乏这样的智慧。它陷入北意大利的战争，并因此失去独立的地位。
威尼斯把其岛国性质变成优势，一直对是它生命线的贸易保持警惕。它建立了以宪法原则、法治及商人的集体利益为基础的行政制度。
慢慢的，当入侵的敌人每一次都被击退；当每一次危机都安然渡过后，威尼斯建立了能够凝聚其散布各地的国人那种众所周知威尼斯精神。公共服务的传统，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有效治理国家的人才。
但威尼斯从不觉得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把成功当成理所当然。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一直激励着它，让它永不松懈，它的人民团结一致，机构也保持活力。
威尼斯的成就对我们新加坡人是个启示——一个渺小的共和国克服了面积的限制，建立了不是依赖扩大领土，而是依靠国防、外交及自由贸易的经济帝国。
我们虽然是个小国家，想法却不能被局限。就像威尼斯的商人，我们必须兼具民族主义和环球精神。我们也要有狮子般的活力。
作者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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