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进入广东省乌坎村之前，有NGO成员就告诉记者，乌坎村民对媒体的态度，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村庄当中最友善的一个。

　　一入村，确实验证这一点。赶着去听村委会选举的竞选演讲会时，或许因手里拿着笔记本，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女生热情地问“你是记者吗”，然后挽着记者的手往庙口戏台走去。然后又走来一群女学生连问“你是记者吗”，还兴致勃勃地索取名片。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年轻村民，还经常主动给记者带路或骑电单车载送。

　　由于村内没有酒店，很多村民还向记者敞开大门提供免费住宿，邀记者入屋一起吃饭喝茶更是常有的事，一天下来，很可能就喝下20几个小茶杯的茶。有同行晚上在街上走，遇见村民热心问，有地方住吗？吃过饭吗？在乌坎经营餐饮的村民蔡义丰透露，他的最高纪录是在餐馆里开九桌让媒体用餐，他也多次把家中房间腾出让媒体住用。

　　有同行打趣，乌坎村民自发性的调动，比专业公关公司还要厉害。

　　去年12月，村民与地方政府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超过50家媒体进驻村内并对外传播信息，有村民的家还因此成了多位记者聚集的新闻中心。在村民看来，抗争事件后来出现转机，媒体要记上一功，所以对媒体非常友善。不过，他们坦承，对于他们认为没有据实报道的媒体，他们也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

　　其实，在对外传播消息方面，曾外出打工并熟悉新媒体技术的80后、90后年轻村民才是主力军。

　　21岁的乌坎村民张建兴外出打工一年半，原本在广东佛山当手机店店长，去年9月21日乌坎村民抗争事件升级后，他自发性地回家并与另外七八个同乡一起组成小型宣传组。他们利用自身对网络技术的认知来反制消息封锁，在网络和微博上源源不断地发送关于乌坎事件的消息。

　　为了和监控单位玩捉迷藏，他们一组人出尽法宝。张建兴的包包里头，经常装着两台相机和一台小型摄影机，他在四个微博上开户，感觉使用的帐户可能被封，就赶紧发消息告诉网友去关注另一个帐户，至今用过至少十几个帐户。他还备有有五个手机号和五台手机，以逃避电话监听。

　　张建兴说，有了这些科技配备，一旦有事情发生，他可以即刻通过手机把消息传出去，四个微博可同时发，在村代表与官方谈判的时候，他们甚至抢在官方之前把信息发出去。

　　消息越被封锁，就越多人想看，张建兴说，去年12月16日乌坎封村后，他的微博粉丝两天内增加8000个，现在有1万9000多粉丝，搜狐微博则有25万个粉丝。以整个小组来说，他们几个人的新浪微博加起来，大约有五六万个粉丝。

　　他在受访时自信地说，有了这些筹码后，“现在微博不怕被封，他们也不敢整我了”。

　　张建兴透露，去年9月21日抗争升级后，乌坎村发动过三次募款，共筹得近30万元的款项，小型宣传队利用募款购置一架大的摄像机，在村内拍下各重要活动的画面存底。921事件发生后，小型宣传组还赶在两天内剪辑一个视频，好些冲突场面还是采集十几个村民以手机捕捉的镜头。

　　当民间力量动起来时，每个人自动自发地各就各位、各施所长，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配搭可释放一股巨大的力量。以乌坎村为例，“对外联络小组”和“对外宣传小组”就展现高度的灵活性和可塑性。

　　当冲突爆发时，民间力量确实会给官威构成挑战，但换个积极角度思考，官方其实无需抗拒或顾虑。只要引导得好并给予适当的伸展空间，民间力量或民间组织其实可以参与社会管理，自发地办好很多社会大小事，官民合作共同创造实质意义的和谐社会。

　　1万3000人的乌坎村，其实就是中国大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