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一说起“人才”，人们立即联想到的就是“高收入的精英”，因为市场上极度稀缺，遂成为企业乃至国家都在争取的对象。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遂使得人才成为本世纪的天之骄子。

　　在这个新时代里，拥有高学位的人才备受青睐；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人力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以高薪厚禄抢夺人才，日益成为经济达尔文主义的游戏规则，“猎人头”行业也应运而生。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乃至呵护，犹如汉末乱世，曹操在《求贤令》所说的：“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只要有本事替公司赚钱，给国家的GDP增值，其余的都可以略而不顾。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都是人人称羡的对象。刚从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入行就可以轻易获得六位数的年薪。也正是这些极端聪明之辈，发明了各类金融衍生产品，拿全球投资人的积蓄大玩杠杆游戏。下场当然很悲惨，不但欧美发达经济体至今仍然泥足深陷，全球经济也摆脱不了随时再次被拖下水的危险。

　　然而，惨痛的经历似乎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教训，世人对这类精英人才的迷信依然如故。对于欧美经济当前的困境，众多分析大多指向其他原因（虽然这些原因也有道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福利制度；美国低增长高失业被归咎于政府人民挥霍无度。制造这场旷日持久危机的黑手，不但似乎得以全身而退，还继续呼风唤雨，高高在上。

　　《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10月31日报道说，截至2007年底，接受美国政府注资以避免其破产的大金融公司，共拖欠其精英管理人才超过400亿美元的薪水和退休金。一些公司欠高管的钱，超过了其所有员工的养老金总和。撰写这篇调查报道的资深记者爱伦·舒尔茨（Ellen E.Schultz），在今年出版了新著《被公司洗劫的退休养老金》（Retirement Heist），揭露美国大企业的高管，如何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数百万退休员工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五鬼搬运，合法地洗劫一空。

　　五次获得提名、一次在团体报道中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的舒尔茨说，在1999年时，美国的企业已经为其员工累积了高达2500亿美元（超过新加坡2010年的GDP）的退休金。这必须归功于美国国会在1974年立法，强制企业负担员工的养老安排，以及1990年立法，防止企业高管擅用员工养老金；再加上股市在1990年代的强劲表现，美国企业虽然自1980年代起就没有再给养老金拨款一毛钱，这笔储蓄还是足够企业支付每一个员工的全额退休费，就算他们个个活到100岁。

　　面对如此庞大的诱惑，美国企业高管开始动歪脑筋。他们有计划地夸大退休职工的养老成本，宣传劳动力老龄化，海外竞争对手没有员工福利的负担，各种经营成本上涨等借口，泡制所谓的“养老金危机”，并借此大幅度削减员工福利；同时又聘请咨询公司、公关及说客（lobbyist）来蒙骗工会、联邦法官、国会，以及媒体。

　　与此同时，高管通过改变会计方式，把养老金当作盈利部门（profit centre），再以合并与收购的手法，偷天换日把养老金作为避税工具和利润来买卖，并作为自己的业绩来自肥，设立高管的专项养老金和递延薪酬，包括奖金。舒尔茨2008年关于企业拖欠高管400多亿美元的报道，正是这个洗劫活动的结果。更可恶的是，华尔街精英至少还一度是过街老鼠，这些洗劫美国职工养老金的高管（不少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合法掠夺了职工福利后，依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越来越惊人的收入。

领教了美国企业高管的贪婪与无耻，就不难明白为何曹操的“唯才是举”传统上不被认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指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是因为“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恶者，恶也无所不至矣。”司马光判断，宁可用没有才华也没有品行的“愚人”，好过用有才华无品行之辈，因为他们做坏事的程度可以是“无所不至”的。

　　好莱坞电影《蜘蛛侠》有一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典出法国哲人伏尔泰——世人定义人才，必须开始重视他们是否有社会责任感，不能一味地注重能力，且过分用高薪来奖励他们。企业界如此，政界尤然。新加坡的成功固然有各种因素，能干与有效率的官员还是重要关键。舒尔茨的调查表明，人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再完好的制度与法律，如果用人不当，也有可能形成巨大弊端。检讨政治职位薪金的报告年底之前就要出炉，检讨委员会必须慎重思考，如何避免对错误的人发出不当的“价格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