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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构筑的民间借贷资金链越来越长，终于酿造了一场严重的信用危机
中介风险
“现在的企业，除了主业，盲目地扩张，甚至也开始搞担保公司，每个月放贷5分利，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利润？怎么可能不出问题？”温州市银行业协会秘书长石锡坚称。
温州市担保协会秘书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一些企业主“跑路”，影响到正规的担保公司，其中包括温州市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温州市金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及理事单位温州金泓信用担保公司。这两家公司今年5月刚刚获得国家颁发的融资性担保经营许可证。截至9月27日，当地已有48家担保公司获此许可证。
“有些担保公司以投资理财的名义吸收存款，再以受托贷款的名义放出去，很难监管。”程恒祥表示。
民间借贷在沿海由来已久，最早期的民间借贷存在于亲朋之间的资金周转，由一张双方签订的借贷合同为纽带，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借贷资金。
“这种方式很直接，一旦出现违约，可以利用家族裙带关系施加压力。”一位长期研究民间借贷的资深人士表示，“这种形式的组织不断扩大，就形成了后来的各种标会、摇会、轮会。”标会为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受到信贷配给的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重要的投融资渠道，但存、贷款金额和时间安排等方面不够灵活，不能很好地发挥存款类金融机构“积少成多”“续短为长”的金融资产转化功能。
“由于资金链条相对变长，各种‘会’形式的民间金融的风险也相对提高，出现了一些违约及清算风险。”前述资深人士表示。
“近年来，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已经转化为中介机构。”另一位大型金融机构相关研究人士指出，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已形成类银行金融机构，有的拿到了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类金融牌照。通过中介机构，互相不认识的存款人和借款人通过中介机构牵线，就可以完成资金的借出和贷入。
他同时表示，在原有的标会、轮会、摇会中，借款人和放款人虽然可能不直接认识，但通过各种关系间接联系。标会内部不大可能隐瞒借款人的不良信用状况，且一旦出现违约前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对违约人施加压力。而在中介机构的模式下，职业的中介机构开办人往往为了顺利完成交易，对放款人隐瞒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在难以还款的情况下，还有激励不及时告知放款人。
“这种最后捞一把的情况很常见。”一位熟悉东南省份民间借贷的人士表示。
财新《新世纪》记者张宇哲对此文亦有贡献
温州，这座中国民间资本之都，如今风声鹤唳，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所构筑的资金链条，正在逐环断裂。
从年初的一些企业主“跑路”（温州人对躲债的俗称）开始，危机初现端倪。财新《新世纪》在当地调查了解发现，真正产生连锁反应的，要从王晓东7月“跑路”开始。此人于2007年左右炒股、炒房发了财。随后开办了一家创投咨询公司，广泛吸收温州公务员的资金，至2011年7月左右，其借贷规模达12亿元。因为投资不当，资金链断裂。
这波及到温州龙湾巨邦鞋业的企业主王和霞。此人吸收了5000万元左右的资金，转手贷给王晓东。王晓东倒掉，王和霞选择了“跑路”。和巨邦鞋业相邻的宝业皮革和大华皮革等企业，因为民间借贷互保等原因，也于8月关停。
9月21日成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一个转折点。当地的眼镜龙头企业温州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选择“跑路”，民间借贷规模在8亿元左右。已高度警觉的民间借贷人纷纷加紧收账，无形中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企业主“跑路”。截至9月27日，据当地公安部门统计，温州共有40多家企业主选择“跑路”。
企业主的“跑路”，引发了几家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链紧张。温州市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温州金桥担保和理事单位温州金泓担保，在这一轮风波中关停，从而引发与其关系紧密的地下钱庄资金断裂。
而上述有的放贷人，其实是利用一定的手段从银行腾挪出资金。当放贷人“跑路”后，背后的银行风险凸显，如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就被卷入其中。放贷人陈繁蓉利用和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分理处主任的关系，卷款而逃。
至此，一个资金崩断的链条已形成，从百姓、政府官员、地下钱庄、正规担保公司直至银行，无一幸免。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据该市经信委监测，温州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温州90％的家庭都在搞金融。
有企业家认为，现在的“恶果”是“炒”出来的。他认为，近年来，温州人炒矿、炒金、炒股、炒汇、炒房，几乎人人参与。最终全面投入炒钱（高利贷），民间资金逐级向担保公司和借贷高手集中，月息1.5％直至10％，最终炒出了“跳楼”的恶果。
接近温州市政府决策层的消息人士称，9月27日上午，温州市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试图化解恐慌情绪，防止连锁反应，整顿金融秩序。
温州成立专门针对此次危机的领导小组，下设企业帮扶组、金融组、维稳组、宣传组，争取国家开发银行30亿元资金，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也试图联系出走的企业主，敦促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被贷款”
9月28日9时许，近50多位“借款人”聚集在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门口，要求讨个“说法”。他们都因与一位女企业主结识，在这个分理处签字借款30万元，拿到这笔钱的女企业主已“跑路”，银行向这些“借款人”发出了贷款确认函。
其中一名人称“阿慧”的女士已在9月23日凌晨跳楼而亡。死者住在温州人才大厦E单元2712室，却从D单元2610室跳楼而亡。2610房间真正的主人，名叫陈繁蓉，即是前述女企业主，其前男友和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熟识。
在公开资料里，陈繁蓉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陈是一个“老高”，即温州俗称放高利贷者。她的资金来源，则是这些谈妥“被贷款”的人们。
一位“借款者”小张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11年9月初，他听说陈繁蓉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的老客户，有些银行优惠服务可以给自己人，便同意把水电费账户转移到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可以每个月代缴水电费并每月给现金1500元。
在陈繁蓉出示了一张职务为矮凳桥分理处营销人员的名片后，小张便去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处办理了手续，按了手印。
9月24日，周六，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总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小张打电话，要到小张家里做贷款对账，要求他签一份贷款确认函，确认他名下有一小额循环贷款，金额为30万元。“我连贷款卡也没有，而且提款也应该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参与，30万元贷款就被划走了。”小张称。
跳楼自尽的阿慧名下贷款资金更为庞大。她将自己的几套房子抵押，贷款资金却由陈繁蓉掌握。阿慧跳楼当晚，陈繁蓉下落不明。身后的债务关系也不明确。银行的工作人员则称，目前此类“被贷款者”有40多位。
根据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披露，截至2011年6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达129.84亿元，比年初增加6.8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5.43亿元，比年初增加8.34亿元。
“问题还在调查中，我们已经报案。问题还是需要法律来解决。”银行员工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和业务员黄茂进已经接受调查。
祸起“平台”
在一位当地官员看来，温州企业主参与民间借贷以前是单对单的融资，现在是通过一些平台进行融资。无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公司、投资公司等，温州市有1000多家，“或许正是这些机构，放大了高利贷的影响”。
有官员称，王晓东和他的创投咨询公司就是其中典型。比如一家鞋业公司的企业主借了几千万元转给王晓东，成本是每月利息1分5厘左右，放到王晓东那里是月息2分。“王晓东倒台，他也跟着倒闭了。”
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称，王晓东的创投公司办公地址在上海金茂大厦，以彰显实力。王也曾包场一家意大利奢侈品店，专门招待他的温州老乡。王晓东曾是国土系统的工作人员，其妻也是公务员。
一位城商行人士表示，当地银行工作人员、一些信用状况较好的企业、个人（公务人员）能从银行拿到比较低的利率，信用贷款或抵押贷款，再拆借给别人，赚取中间利差。官阶越大，可以贷款的数量越大。“王晓东有个债主清单，公务员的比例很大。”
王晓东在上海进行房地产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也放贷，放出的最大一笔资金高达1.9亿元。但因各种原因，王晓东陷入了危机。“跑路”之前，王晓东曾经希望借助期货投资死命一搏，却落得巨额亏损。
按照王晓东的融资成本来算，其12亿元民间借贷资金，如按照每月2分利息，每个月支付利息就需要2400万元。
温州华峰申银担保公司副总经理程恒祥表示，多元化投资最怕资金链断裂。“一枚钉子，就有一个坑，你把钉子抽走了，窟窿就留在那边。没有办法堵，就漏水了。”
8月底到9月上旬之间，躲债的王晓东选择回到温州，居住在有官方背景的龟湖饭店。
有知情人士表示，经过盘点，王晓东所剩资产大概五六亿元。包括房产和几个股权投资项目，“但房产证上的名字很多都不是王晓东”。
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该所代理了王晓东的案子。温州市瓯海区的一名官员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王晓东正在拟订偿债方案，债权打七八折，“有的已经还了”。
余波未了，受到牵连的一些实业企业正是“金字塔”的下一级。
7月27日，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出逃，原因即涉及王晓东案。当地官员称，巨邦鞋业成立于2004年，两个厂区共有三条流水线，三四百名工人，年销售额大概在1000万元左右。目前，巨邦鞋业卷帘门紧锁，墙上贴满了各种法院通知单。
在当地人看来，很多企业做销售冲规模，但利润率极低，后往往通过实业企业吸纳资金，转而对外投资以期赚到快钱，如房地产、矿业、高利贷等。
“根据我们的了解，‘跑路’的企业，很多都有订单，并完全不是实体经济的问题。”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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