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市场正经历的大动荡和股价大调整显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双谷衰退的悬崖边上。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原本是由过高的私人部门负债和杠杆率引发的，政府为了防止大萧条再度上演，付出了公共部门大规模地再杠杆化的代价。但因为痛苦的去杠杆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换来的经济复苏却疲软无力，达不到预期水平。

　　如今，高企的石油和商品价格、中东的乱局、日本的地震和海啸、欧元区债务危机及美国的财政困境（加上信用降级），大大地提高了避险的情绪。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经济都停滞不前，连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国、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拉美）及依赖这些市场的出口型经济体（德国和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的发展也开始急剧放缓。

　　直到去年，政策制定者还能从帽子里继续变出兔子来，靠推高资产价格来带动经济复苏。财政刺激、接近零的利率、两轮“量化宽松”、给坏账“扎篱笆”（ring-fencing）及用数万亿美元救助和为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官员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如今，他们再也变不出兔子了。

　　眼下欧元区和英国的财政政策都在给经济增长拖后腿。就连美国，州、地方政府乃至联邦政府都在削减开支和压缩转移支付。很快，它们就得增税了。

　　再一轮援助银行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以被接受的，经济上也不可行：大多数政府，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已是焦头烂额和囊中羞涩。说真的，它们的主权风险事实上加深了对欧洲银行业的担忧，因为银行拥有大多数越来越不可靠的政府债券。

　　货币政策也帮不上什么忙。欧元区和英国超标的通胀限制了量化宽松。美联储八成要搞第三轮量宽，但已经太少太迟了。去年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宽和1万亿美元的减税和转移支付，只带来了仅仅3%的增长，而且只维持了一个季度。增长在2011年第一季度又跌落到不足1%。第三轮量宽规模会小得多，对推高资产价格和恢复增长的效用也更有限。

　　货币贬值不是个在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可行的选择：它们固然都需要本币走弱，改善贸易平衡来恢复增长，但却不能同时这么做。所以，靠汇率来平衡贸易是个零和游戏。货币战争前景已露端倪，日本和瑞士已经先一步投入削弱汇率的战斗，其他国家会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在欧元区，市场快要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扫地出门了，法国面对的金融压力也在上升。但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太大了，既倒不得，又赎不了。短期内，欧洲央行将持续购入两国债券，以便它们能支撑到由新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Facility，简称EFSF）来接盘。然而，只要意大利和西班牙之中有一个被市场拒之门外，EFSF的4400亿欧元“战争基金”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就会消耗殆尽。

　　所以，除非EFSF的池子扩大两倍——德国会抗拒——剩下的出路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被迫但有序地重组债务，就像希腊的情况一样。所以，虽然去杠杆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债务减记已是不得不为了，除非这些国家能靠增长、储蓄或货币贬值从债务泥潭里拔出脚来。

这样看来，马克思认为全球化和金融中介会失去控制，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向资本再分配终将导致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说法部分是正确的（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更好”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由于最终需求不足，企业正纷纷裁员。但裁员减少了劳动者收入，扩大了不平等，进一步打击最终需求。

　　最近的群众抗议，从中东、以色列到英国，以及中国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很快会传染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根源都一样：不平等加剧、贫困、失业和绝望情绪。就连全世界的中等阶层也感受到收入和机会减少的压力。

　　为了让市场经济重新正常运转，我们需要回到市场与提供公共利益间的正确平衡。也就是说，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已宣告破产。

　　今日的合理均衡包括：制定额外的财政刺激计划来投资于有效的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进一步实行累进税制；多运用短期财政刺激和强化中长期财政纪律；货币当局承担最终放贷人责任以预防银行挤兑；为资不抵债的家庭和其他经济代理人减轻债务负担；加大对失控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制力度；拆分“大到倒不得”的银行和寡头垄断托拉斯。

　　慢慢的，发达经济体需要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与社会安全网，以提高生产力和工人的竞争力，让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如若不然，就会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噩梦：无穷无尽的停滞、萧条、货币和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破产和大规模社会政治动荡。

作者Nouriel Roubini是鲁比尼全球经济学咨询公司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危机经济学》合著者。

英文原题：Is Capitalism Doo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