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次新加坡大选，因自1988年集选区制度引入以来，反对党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被视为新加坡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虽然人民行动党只以执政以来最差的60%得票率蝉联执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选民虽有所不满，但依然希望行动党执政。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不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是“假民主”“橱窗民主”。但已故中国著名学者蔡定剑教授，以自己在新加坡的亲身观察与体验，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因而奋发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时刻告诉自己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由于新中两国存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一党执政的相似性，中国政府很想了解新加坡执政党在这次选举中为什么没有输。这让笔者想起，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种“民本主义”。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调查数据显示，80%的人都认为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55%的人认为，民主是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为民服务。这就是目前中国老百姓民意的一个最基本情况。

　　李光耀资政1994年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而亚洲文化对亚洲的政体和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史天健教授的研究结论——中国人“民本主义”的民主观不同于西方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论——某种意义上验证了李资政的假设。

“新加坡模式”的中国启示

　　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当今巨变的时代，依然获得60%的选民支持而继续执政，这里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执政党有开放和改革的开明心态，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媒体普遍称此次大选为君子之争，没有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这一点很值得中国反思。

　　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曾经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精英之间不断出现的权力斗争，无论涉及最高权力或次一级权力，总是与一方全赢或一方全输相联系。这不仅是中共党内精英政治的特征，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的特征。换句话说，中国缺乏政治容忍、政治妥协的传统。从“十大路线之争”再到文革十年，政治容忍、政治妥协难觅其迹。笔者甚至认为，从汉朝还未建立的时候，中国人就一直在进行这种博弈。“胜者为王败者寇”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写照。

　　欣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国执政党已经认识到开明执政心态的重要性。前不久，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要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多个公开场合呼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践行这些理念。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启示是，新加坡执政党高度重视人民对就业、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的不满和诉求，有着强烈的“民本主义”关怀。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百姓，关怀草根。而这对于行动党来说，绝不是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的“口号”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可以说，它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为民办实事，才争来执政的地位。

　　阿拉伯世界的巨变告诉我们，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只要中国执政党做到行动党那样，真正为民服务，踏踏实实地践行“民本主义”关怀，超越特殊利益，那么即使有一天中国政府因形势之需开放选举民主，老百姓也未尝不愿看到其继续执政。

　　不可否认，处于急剧大转型期的中国可谓矛盾重重，中国人的确对执政党存在着诸多不满。但笔者大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中国共产党，试问大陆还有哪个政党可以更好地对13亿中国人负责？至少现在没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新加坡一样的，除了执政党，目前还缺少可以真正有担当、负得起责任的政党。老百姓都希望稳定而不是动乱。如果一党制可以做到民生良善、人民幸福满意，何必因为西方采取某种模式，中国就采取这种模式呢？贸然激进的选择，最后只会害苦生活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人民，这样的教训已经有很多。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只要内含现代文明的那些同质性特征，并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建构起来的“模式”，便无可厚非。现实表明，东西方“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轮替制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最近在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就公开承认：“在民主政体内部，国会两个党派的不休争论，会让公共治理不能很好地运转。现在美国两党在争斗而没有在推动社会进步，这让我非常沮丧”。

　　当然，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要注意吸收其他文明模式的合理因子，来不断完善自己。现在的问题在于，那些现代文明的同质性特征，中国还不够具备，在“民本主义”的行动上也远远不够，甚至存在政府“被俘获”的危险，无法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向新加坡学习。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