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百年后的今天，回首中国走过的道路，现代化仍是没有完成的任务。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路径选择的片面和肤浅，于是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浪潮以往的两次大挫败，及目前第三次浪潮的前途未卜。

　　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开始于1860年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由清朝主导的“洋务运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洋务运动”元气大伤；而清朝的最终倒台，导致“洋务运动”失去总体领导控制和运作策略，中国社会再次陷入停滞和战乱。

　　经过约30年重组及战乱之后，中国第二波发展浪潮，始于国民党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从1927年至1937年所谓“黄金十年”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但在之后却再次为外侵和内战所中断。

　　在又经过了约40年的反复和折腾后，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改革开放”始于1980年至今，目前对其发展前途预测不一，众说纷纭。

　　“洋务运动”和“黄金十年”虽然功不可没，但其片面肤浅难以撼动中国社会及文化的三大核心难题，也最终导致了此两波努力各自的中途夭折。

　　第一难题是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启蒙、权利、教育及科技等问题。中国的本质是个大陆农业国家，但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却很少全面直击中国的农民问题，导致农民阶层往往付出很多，收益最小，于是苦难不断，怨气冲天，甚至最终揭竿而起。

　　当年义和团对“洋务运动”的强烈冲击，及后来国共两党之争过程中，出现一方以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策略而取胜的情形，都说明了在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靠搞农民起义恐怕绝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长远之计，反会不断导致社会的恶性周期循环。于是诉求和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必须依靠现代和平的民主和法制程序，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赋予农民真正的权利，及争取维护自己权利的有效合法渠道。

　　但不无讽刺的是，中国的农民阶层，由于长期贫困、封闭、落后、保守并被忽视等因素的作用，往往却又是离现代民主实践、公民文化、科学教育等最遥远的人群，于是对追求和实现现代民主法制相当缺乏应有的观念、理解和兴趣，反倒更加安心顺受于传统的集权与家长制，这也使得个别试点的“乡镇选举”难以继续提升普及。

当集权与家长也难以解决问题时，就剩下“官逼民反”一条路了，致使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遭到颠覆和功亏一篑。

　　第二大难题是中国文化对个体价值的长期漠视，并习惯性将集体价值对立，甚至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并经常以集体的名义或借口来牺牲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文革”中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横遭人身侮辱和迫害，终于令他想到了国家宪法和公民权利，但已为时太晚了！全体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提升，必须从具体的个体做起，从对个体的权力、思想、意志、权利的全面尊重和维护做起，否则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永远是一种“次现代化”。

　　第三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过度“阴柔化”倾向，即缺乏刚性的公民精神和行为，对社会秩序与发展标准的主动维护，和对非正义与丑陋现象的主动抗争及遏制。难以刚性地自主自立自强，则必定懦弱地去寻求某种强权和专制的外力来“作主”，从而为非民主法制，反理性科学的东西制造出大量存在成长的土壤。而且很可惜，有钱与否并不直接解决“阴盛阳衰”问题，这需要文化整体价值层面的专门努力。

　　历史反复证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尚无法撼动中国的深层发展障碍与难题，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第三此现代化发展浪潮不会重蹈覆辙。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