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你好。

最早，你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一个我们在当代中国史中所读到最闪亮的名字。我们知道你幽微而神奇的身世，知道你从一个渔村在三十年前转身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然后在1992年，你与那位老人再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道。

没有一个地方比你更能体现中国发展的“奇迹”。

但对我来说，你的具体面貌一直是模糊甚至是陌生的。我曾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我在这些城市中看到历史与未来如何交错着，但我却很难想像你这新兴城市的样子。

直到2008年，我终于有机会与你相遇。虽然总是时间匆促，只能零碎片段地捕捉到你不同角落的气味。

先是2008年的夏天，和一群朋友从香港坐大巴直驱万科总部，与他们交流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那是我第一次见证到这个城市中庞大现代的企业园区，这个深圳经济发展的具体象征。

第二次，我从广州前去与香港乐队“迷你噪音”、诗人廖伟棠相会，一起前往深圳近郊的一个工人社区。这些香港朋友长期与这里的工人组织合作，教那些年轻的农民工们唱歌、写诗，以丰富工人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夜里，“迷你噪音”在一个小房中，弹起吉他唱着歌，而房中拥挤的男女工人也热烈地跟着唱；接着是工人自己拿着吉他走到前面唱起来。这些劳动者的声音温暖了那个夜晚。

几个月后的另一个午后，我从香港来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中一个酒吧餐厅，听摇滚人左小祖咒和乐评人张晓舟的对谈。那个地方叫做“一渡堂”，是深圳最重要的摇滚演出场所；负责人阿飞搞书店、做电台节目，推广深圳的另类艺文活动。演讲完，我和两位主讲者坐车直奔广州。

这三次我都没有在你身上停留超过八小时，但每一次的深圳印象都如此不同。

2009年12月初，我来参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主持一场座谈。这次我终于得以停留数天，游览巨大尺度的“市民广场”、庞大的书城，目睹无数耸立的高楼。只是，这个政府单位所在地虽然叫做市民广场，但不免因为过于庞大，而使得个别市民渺小卑微起来。

就在市民广场对面的一块空地上，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阮庆岳和他的“弱建筑团队”的作品“茧”——一个如茧般的竹编建筑（这真是由几个师傅手工搭建的）。这个作品是要在那些钢筋混凝土堆积出的一座座高楼之中，展现一种看似传统、微弱但却强韧的力量，让人们反思现代建筑文明。

每晚，我们在“茧”中点起营火，吟诗唱歌；特别是有一晚邀请来自广东海丰的杰出民谣乐队“五条人”演出──五条人的专辑就叫《县城记》，是关于在这个剧烈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时刻中，一个寻常中国县城的生活与故事。这些歌的气味是多么适合这个“茧”里闪烁的火光啊。

这些，便是我的深圳记忆了。

然而，这些短暂但破碎的深圳光影，似乎也能拼凑出深圳的某些样貌：不论是资本的光芒与农民工汗水的对比，不论是叫做“市民广场”的深圳政府机构的矛盾（市民享有多少公共参与的权利呢？），或者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外，政府与开发商积极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些不都是你身上密布的纹理，是你的叹息与微笑吗？

或者，这些不也是许多中国重要城市的共同模样吗？

当然当然，我知道你是不同的。你对自己，或者众人对你，有着不同期许。毕竟你是改革的先锋、中国的门户、香港的邻居。

我相信许多人像我一样诚心地建议你，在作为经济改革的领头军之后，应该尝试更多面向的改革，再一次地推动中国往新的方向前进。

尤其，你必须看到市民广场前那些身影渺小的市民、你必须看到那些大楼阴影背后的农民工、你必须看到城中村中那些人们的哀愁与喜悦。

毕竟，是这些“人”，而不只是权力与资本，打造了今日的你。

我知道你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在2008年，提出改革纲领（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党内民主差额选举、司法独立、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选等；2009年推动了行政三分；而去年夏天，温家宝总理来到你这里，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重要谈话。

当然，你比我们更清楚困难所在，你的心中甚至可能比我们更痛、更着急。

亲爱的深圳，作为一个台北人，你们走过的路，我们在某程度上也曾走过。我们也曾经把经济发展当作城市进步的唯一动力，但后来我们懂得停下脚步，懂得开始珍惜生活中的缓慢与细腻，懂得体会巷弄的静好与迷人，更重要的是，懂得作为市民如何去争取我们的权利，去参与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各种重要决定。

在去年底台湾的五都选举中，一位候选人提出“市民主义”的动人概念。的确，城市应当是属于市民的。一个城市的伟大，不在于经济成长的数字，不在于高楼大厦的闪闪发光或者慑人气势，而在于它的市民是否活得有尊严而又幸福。

给予你的市民更多权利，并让市民广场真正成为市民参与的公共领域，只会让这个城市更伟大、更美丽、更有生命力。

这是我们对你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