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现了一本雷人的书，提出一个很意淫的观点——将“持剑经商”作为“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宣称“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我们是最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的，西方人要排第二”。

　　作者大概没学好文明史，中国持剑者历来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没有为臣民海外贸易护航的传统，即便好不容易出海护航了，最终还是向海盗缴纳赎金了事。历史上商民人等一向是持剑者砧板上的肉，毫无自卫权利。持剑是冷兵器时代的事了，当今允许国民合法持枪自卫的法治国家，没听说有暴力拆人家宅的报道，依法维权无须自焚，也不至于由此形成群体事件。

　　近代中国出现过“持枪的商人”对抗政府的事例：1924年8月-10月发生于广州的“商团事变”，是一个失败的标本。海峡两岸的官修历史，都将此事说成“反革命事件”，并归咎于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及陈炯明等的指使，但至今缺乏切实证据。

　　历朝多视岭南为蛮荒之地，人民为化外之民。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和文化。鸦片战争以来，广州是最早形成近代市民社会的都市之一，商人团体不仅具备雄厚的财力，且对政治有较大影响力。广东成为维新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的策源地，绝非偶然。

　　历史上的动荡年代，民间社会有组织民团自保的传统。清末的广东商民公认“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辛亥革命时组建了广州商团，以保卫自身权益。民初政局多变，匪患异常猖獗。商团身着制服荷枪出巡，制止兵匪劫掠，商民纷纷加入。

　　商团的发起依托商人行业组织及街区网络，是一支以城市街区为单位，守望相助的民间治安团体，兼具救灾、赈济等公益职能。商团分所的建立，由各街推派代表集议公决，并参与管理，经费及枪械服装由商民捐助。商团成员皆为商店、工厂的老少东家及中高级店员，有别于良莠不齐、兵痞盗匪混杂的传统民团。

　　军阀混战时期，广东经常处于半独立状态，地方财政若无商界支持则难以为继。市民社会的壮大和地方政府的相对弱势，令地方自治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这种背景，也是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与坚持“武力统一”的孙中山分裂的重要原因。

　　1919年3月，商界闻人陈廉伯出任商团团长。他出身商人世家，家资雄厚，热心慈善公益，在商、政、军界交游广泛，1921年又当选广东总商会会长。陈主张“寓兵于商”，任内迅速扩张商团实力。1922年陈炯明驱走孙中山时，商团维持治安得力，甚得商民拥护。至1924年，商团总人数已扩大到2.7万人。

　　1923年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重返广州建立政权之前，商团大体只求自保，避免卷入政治。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以俄为师”推行“三大政策”后，引发了商界对共产革命的恐惧。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费，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发行缺乏准备金的劣币；外省客军军纪败坏，包烟包赌，擅征捐税，导致商政摩擦日增。

　　“商团事变”的爆发，系广东政府扣留原已批准商团进口的枪械所致。此举意在打压日益壮大的商团势力，并挪用枪械充实北伐军力，交涉中官方又借机索要50万元军费。双方几经折冲未达成妥协，最终导致公开对抗。孙中山一直迟迟未下决心镇压，后来苏俄军火到岸，才下令出兵平息了事变。他事后也承认：“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

　　这场事变是在国家分裂、政局动荡的背景下，成长中的近代市民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一个范例。如果社会大而政府小，即便政权更迭，社会仍可维持运转；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长期阻滞了市民社会的成长，民间不具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实力，无法达成社会契约并走向法治，总是周而复始地陷入动乱。孙中山创立民国，公布了《临时约法》那样伟大的社会契约，但未能带领中国真正走向共和；连他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也还是按传统模式行使权力。

　　从法治社会的角度观察，持枪商人组成的商团是一个历史怪胎，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也不是一个良政府。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