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来，从东南亚到钓鱼岛，北京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挑战。最新的难题是美国众议院压倒多数通过的、要求人民币增值的决议。这些变化出现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并非偶然，而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重组的自然后果。

　　在这场全球性演变中，作为唯一超强的美国内政最引人注目，特别是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和所谓“美国梦”破灭，成为近日众议院人民币汇率议案的主要动因。

　　但是应该看到，即便在上一代美国人中，发家致富的“美国梦”也只是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实现。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通过努力达到的只是殷实中产阶级的生活；但这一前景对许多下一代美国人日益渺茫。

　　与本来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的“美国梦”对比，影响和冲击远更为深重的，是几十年来欧洲福利主义的“欢乐聚会”（party，通常音译为‘派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难以为继。

　　与美国强调社会竞争、贫富差距始终明显不同，二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主导西欧，各国相继建立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在大多数人口中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产生了几十年来的“欢乐聚会”。

　　这不仅包括美国至今未能实现的高质量全民医保，更有其他广泛的社会福利：从每年一个多月的带薪休假，到慷慨的失业救济，工作到60岁甚至更年轻就能享受全部福利退休等等。连失业人士出国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在夏季七、八月，巴黎等城市中几乎一半居民都在出外度假。

　　曾几何时，因为全球化经济竞争和公共债务的失控，从希腊等“猪猡四国”（PIGS）开始，到伦敦和巴黎，欧洲各国不得不开始勒紧裤带，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减少各种公共福利，用前欧盟专员波尔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新近的说法，欧洲的“欢乐聚会”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而引起欧洲公众的强烈反应。

　　年初希腊债务危机导致政府紧缩政策，引起民众不断的反对示威之外，近来先是法国公众群起反对萨科齐政府立法提高退休年龄，接着是欧洲各地工会在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等地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欧洲政府的削减开支计划。

　　另外是欧洲朝野的排外主义高涨，见于法国政府冒欧盟大不韪，大批驱逐遣返吉普赛人，以及长期是欧洲最“左翼”的国家瑞典，极右的排外政党居然在最新大选中获得近6%选票和20个议席。

欧洲“欢乐聚会”的终结影响中国更大

　　以我的看法，欧洲“欢乐聚会”的终结，对中国的冲击决不亚于“美国梦”的衰亡。这不仅在于“欢乐聚会”影响到比例更大的欧洲公众，更因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民意对政府决策的支配影响，远远超过金权主义严重的美国。在后者，虽然劳工阶层是全球化的最大输家，金融资本却是一个明显赢家。

　　另外还有重要的文化原因。竞争哲学在美国远比在欧洲深入人心，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中美经济矛盾只是“不公平的竞争”，社会制度的差别并非关键；而对多数欧洲公众而言，中国的崛起是欧洲“欢乐聚会”终结的一个主因。

　　美国的重要国际关系智库——马歇尔基金组织新近发布本年度的大西洋两岸民调结果，证实了欧美对华民意的重要区别：超过一半美国公众（53%）认为中美之间具有足够的共同价值而在国际上合作，但是近三分之二（63%）的欧洲公众却认为中欧之间存在巨大价值差异，而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

　　美中两强可以说是当代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欧洲却曾是北京长期拉拢、“联欧制美”的对象。两者公众的对华态度竟然有这么显著的区别。

　　去年夏季奥运之前欧洲朝野对西藏问题的干预，已经显示了这样的“价值”差异效应。然而近在法国上届希拉克总统和德国上届施罗德总理任上，北京不仅是欧洲与美竞争的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积极参与者，还在法德政府帮助下差一点获得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欧洲民意对近年中欧关系的淡化有重要影响。

　　尽管近年的世界经济动荡对欧盟和欧元前途造成极大的冲击，而显著降低了欧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份量，但由于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前述述欧洲民意对政府政策的明显制约，北京有必要重新检讨对欧洲朝野的外交和公关政策。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