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适为吕祖谦《皇朝文鉴》写的序二中有一句：（北宋）“渡江以前，百六十年余年而无事者，与二虏约合之力也。两汉及唐，不待与虏和而亦能无事，此其所以加以我一等也。渡江以后，亦且百年而亦无事者，亦约合之力也；一日不合，则不胜其事矣。安危之数，何可预定，存亡之机，必为厉阶，安石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纷更乱其俗，以大有为要其君，以祖宗百年无事为天幸而不足持，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职安石为之也。”（《习学记言序目》，下，页723）又读马一浮弟子乌以风《问学私记》中有：“先生翻阅《颜氏学记》，告以风曰：颜氏论学，全是暴戾之气用事，使其得志，必乱天下，颜氏推重刑公，不知刑公之败，其病根正在用智自私也。”（《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185）

今日“二虏”是日本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力于与日美的“约合”，特别是日本，这个在近代史上曾经重创过中国的国家，这向世人展示了和解高于仇恨，文明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如今东亚面临危机，意味时代将向仇恨压倒和解，主权胜过文明的方向倒退。鉴于两宋经验，可以说，维持东亚和局是政治大智慧，这取决于中国人民是否有和解高于仇恨的见识与襟怀，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有文明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眼光与公心。

　　我在《东亚局势的新变化》（《联合早报》言论版，6月10日）中已经提到，日本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以理想主义者著称，提倡用友爱的精神来处理国际事务，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但他在日本国内被目为不识时务，无法担当首相大任。果然，天安舰事件让他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菅直人政府接受鸠山失败的教训，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自己觉得，处理东亚文明内部的争端，需要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智慧。所谓道德，是说东亚文明整体的伦理精神，所谓现实主义，是说要在这个伦理精神的前提之上，顾及彼此的利益，建立互信互动体制。

　　中国才走了30年，还需要起码是70年的和平。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了140年才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非西方现代国家。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其实是一个中国与世界事物的整体关系，要有全局观念才会理解这一问题之重大。最后，我相信，东亚能否展示出一个超越主权争端的双赢办法，将意味不同于西方霸道的全球文明的出现，也凸显了东亚文明的厚重与智慧。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