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我们改革的形势变化了，对手也不同了。如果说，我们过去办特区，是跟极左的思想斗，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

　　改革的对手不同，所谓“斗争”的表现形态也就截然不同。当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极左思想、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争论起来主要是互相贴标签，反对者对于改革举措的“经济价值”倒并不太在意。

　　譬如说，当年中央决定在深圳建一个证交所，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虚无缥缈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凭什么把这样一个“超级吸金池”放到深圳，却没有放到其他既有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用30年，3年过去，天津、大连、武汉、西安等地的领导人就算过账来，纷纷向中央申办“第三个证券交易所”，可惜谁都再也别想有这样的好事儿了，利益已经分配完毕。

　　再譬如，当蛇口面对着“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的严重政治指责时，矛盾的焦点就不是其吸引外资的政策门槛高低问题。等虚耗的“标签战”掐完，各地区间“外资争夺战”开打，大家这才攀比起“特区的税率凭什么这么低”、“特区使用外汇自主权凭什么这样大”等问题。

　　而当一系列类似的利益倾斜政策（正式的说法是“优惠政策”），和特区自己“大胆闯”、“大胆试”出来的有效政策（如著名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都完成了意识形态脱敏，各地纷起效仿时，特区就渐渐不特了。如今，“姓社”、“姓资”的争论早成旧世纪的陈迹，“深圳”这两个字，基本上已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不再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标志物。从改革锐气来说，远在北方的诸城，近在身边的惠州，其国企产权改革“先行先试”的探索，都曾丝毫不弱于特区建设初期的深圳。从经济活力来说，今日的浙江与苏南，比起最初的四大特区来似犹有过之。

　　我们当然期待特区当今的领导者发扬“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继续为全国探路，但这已不再是特区所特有的责任。改革逐渐“去符号化”了，特区也随之“去符号化”，这其实正是改革开放30年、特区建设30年的一大成功。

　　调整利益关系、无关意识形态的改革举措，非待划定特区、赋予“先行先试”的资格而后行。即如深圳，它现在如果想推动降低户籍门槛的改革，还需要上级批准吗？不用，只需要主政者有这样的意愿，并且能说服其早期的移民向新近的移民释放机会，就可以了。类似的改革，如财政预算细化，官员财产公开，医疗体制改革，没有任何政治和法律障碍，不需要什么铁丝网圈起的特殊政策，只要你真想搞，哪个地方都可以干起来。麻烦在于，顽固的、复杂的利益纠缠，使得地方主政官员自己不愿意改，或者因找不到万全之策而难下改革的决心。如吴南生老人家所说，“跟既得利益集团切割，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不至于‘杀头’，但丢乌纱、生活受厄则都有可能”。

　　与意识形态争论不同，调整利益关系，无法以简单的“对”和“错”来一言以蔽之。前者靠的是坚持，后者靠的更多是妥协。当年攻击特区是“新时代租界”的言论，毫无疑问是错了。但是，利益如何分配，该多向谁倾斜一点，谁先来谁后来，却没有绝对正确、绝对合理的方案。甚至，也不是顺应多数人的利益就天然正确。它需要建立一套民主和法治的规则，让人们充分地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通过讨价还价，最终确定各方接受的分配方案。所以，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是琐碎的庸俗之事，再用贴标签的办法来把它“天使化”或者“妖魔化”，都嫌过于夸张了。

　　而且，在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而非意识形态的时代，若继续执著于标签、符号，一定要当旗帜或者树靶子，实际上也是自寻烦恼甚至自找麻烦。去年年底以来由山西煤炭产业整合而引发的“国进民退”争论，就是如此。如果说山西省的政策存在什么瑕疵的话，也并非什么所有制歧视，而是地域歧视——其本省规模达到要求的私营煤老板，照样可以成为“整合主体”，外省的特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则跟众多浙江私营商户一样，难以兼并山西的煤矿。把这样的一场利益分配之争硬说成“改革倒退”，闹得警笛声声，不是成心裹乱吗？同样，今天谁要是再把特区先行试点的某项改革政治符号化，也只会为其平添阻力，甚至最终一拍两散。

　　邓小平给特区建设者的锦囊妙计，就是“不争论”。“不争论”的最大好处是不耽误时间。假如气压太高，硝烟味太浓，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过去如此，估计今后也会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