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号召美国的大款们承诺捐出过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其中包括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和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等等。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盖茨和巴菲特两位首富以身作则，把资产全捐干净，40位富豪随即响应，势必给其他富豪形成压力。这大概也是一种“逼捐”吧。不过，这并不是穷人或社会大众逼富人捐，而是富人自己带头逼自己的阶层捐。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其财富换算到今天的美元价值，恐怕还是世界首富。他不仅生前把财产捐干净，而且还用近乎诅咒的语言向那些不肯捐的人施加压力，说这种人死后没有人为之唱歌等等，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不得好死”了。他同时代的几位大款，如洛克菲勒等等，也都成了著名的慈善家。

你现在到美国随便走走，发现这种慈善精神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一些最著名的大学、音乐厅、博物馆是捐的。在普通的社区，其公共图书馆、自然保护区、公园，也往往是当地的“小富人”捐的。普通老百姓手头虽紧，但捐起来热情并不让于富人。比如，你到公园走走，看见湖边的长椅，背后往往写着这样的话：纪念某某某和某某某，勤奋的父亲，慈爱的母亲。落款是“热爱你们的孩子们”。我刚当父亲时看着这些有时都快掉眼泪了。我教书的学校一个学生意外去世。我们学校的学生往往是劳动阶层出身。看他家乡的镇，也是个穷镇。可是，家长要求免去鲜花等等繁文缛节，所有慰问可以通过捐款的形式捐给以死去的儿子命名的基金，用来支持当地高中的教育。这样的例子，还看见过几个，几乎是大家都遵守的习俗。用死去的亲人敛财是可耻的。但是，用死去的亲人为社会作点事情，则是对死者最大的纪念。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几年前《波士顿环球报》上报道的一家中国夫妇。孩子不幸遇难，赢得许多同情和捐款。但这家夫妇什么也没说，日后静悄悄地消失了。留下的自然是一种怪怪的感觉。

如今中国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和大款们，总是高调力挺市场，要政府千万不要过多地进行财富再分配。这我同意。比如美国这种体制，政府手缩得很紧，能不管的事情尽量不管。但是，社会并非没有财富再分配这回事情。是人家大款自己带头进行再分配。要知道，这些大款，不是靠行贿地方官推倒人家的房子致富，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冲杀出来的，深谙钱怎么使最有效率。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财富再分配，多半比政府更有效率，所以政府也乐得缩手。卡内基就是个相当极端的市场派，相信自己每分钱都是靠本事干出来的，这里没有运气，也不靠政府，政府不应该打他的主意。但是，他自己把钱捐得一分不剩。现在想想，若让政府主持花他的钱，恐怕没有他自己花更有效率。

中国的大款小款们如果能够如此和国际接轨，我们自然希望有个小政府。比如满街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为什么一定都要政府管呢？在美国，这种事情大款一把就包揽过去，执意给穷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大款不干这种事情，当然只有靠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了。

这就是“愚民之上必有苛政”的道理。不过，这里的“愚民”，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所谓“非理性”的网民，而是中国的富豪们。他们之愚蠢，从些小事情就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修建豪华墓地，目的无非是想靠金钱来永垂不朽吧。其实自古至今，哪个豪华墓地不被盗干净了？皇帝的陵墓都保不住，几个款爷能躺在自己的坟墓中安生？看人家美国，哈佛、耶鲁等等，不过是几百年前的小款而已，钱没有用来折腾什么豪华墓地，全给了学校。再看看如今世界上有几个人不知道哈佛、耶鲁？人家是否更能永垂不朽呢？

中国的富人不捐，对社会不好，对自己也不好。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迹，是文艺复兴的建筑和雕塑、是哈佛、耶鲁等名校、是卡内基音乐厅、图书馆。中国的富人留下的印迹，则是加州的二奶村和豪华墓地。在美国，政府真要想富人开枪，老百姓会站出来说话。在中国，政府真要向富人开枪，老百姓会耸耸肩：这关我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