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

时间：2007年1月13日上午

地点：深圳圣廷苑酒店

第一部分：

深圳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

专家领导介绍

深圳市深商研究会秘书长黄东和宣布研讨会开始；介绍专家领导：

1、谢寿光：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2、黄建跃：中国•深圳市华强北商会会长

3、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常务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4、卢先福：中央党校原党建部主任、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5、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

6、周长瑚：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广东省政府参事

7、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8、贺海涛：深圳市福田区常委、副区长

9、王 强：深圳市福田区常委、宣传部部长

10、钟永基：深圳市总商会会员部部长

11、谢 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编辑

12、杨云彪：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干部、博士

13、唐 娟：深圳大学副教授

14、汪永成：深圳大学副教授

15、何国平：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16、路云辉：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

17、赵天利：福田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18、邓 芬：福田区华强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19、程一木：深圳市电子商会秘书长

20、葛汉城：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副会长

21、杨先河：深圳市港澳台研究会秘书长

22、乐汉宁：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商务部部长

23、陈长治：深圳市委宣传部干部、博士

24、施宁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

25、郑明强：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

26、林建华：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

27、林灿斌：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

28、林瑞基：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

29、谭瑞芳：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秘书长

30、苟 骅：《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

31、陶 庆：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双）博士后、副教授

第二部分：

深圳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

会议议程

深圳市深商研究会秘书长黄东和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第一时段：研讨会；第二时段：首发式。

第一时段：研讨会

一、介绍与会专家领导与嘉宾。

二、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先生致欢迎辞（五分钟）。

三、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长保育钧先生做主旨发言（十五分钟）

四、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周长瑚先生讲话（十分钟）。

五、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强先生讲话（十分钟）。

六、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双）博士后、副教授陶庆先生讲话（五分钟）。

七、专家点评：中央党校教授卢先福先生讲话（十分钟）。

八、专家点评：北京大学教授刘世定先生讲话（十分钟）。

九、主办方发言：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讲话（五分钟）。

十、自由发言：每位嘉宾发言（五分钟）。

十一、主持人小结。

十二、合影。

第二时段：首发式

十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宣布首发式开始。

十四、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双）博士后、副教授陶庆先生开始签名赠书与签名售书。

第三部分：实录内容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各位尊敬的专家，早上好！欢迎光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深圳市华强北商会承办，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办的深圳市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现在开始！

1000多年前，一群欧洲工商业者在威尼斯开始了城市与商人的故事，500年来欧美的工商业者把商业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并且演绎到极致。150多年前商业力量开始冲击中国大门，中国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应该说这个转型非常艰难。27年前中国再一次主动向现代的海洋工商文明敞开了大门，开启了自主的改革。由上而下的政治精英力量和由下而上的民间商业力量聚合在一起，产生了深圳这样举世闻名的奇迹。

十几年前，在我们华强北所在的地方，一群主要以商家为主的力量，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已经把原来一个不毛之地、和后来规划中的工业区演绎到现在中国顶级的商业宝地。

2004年9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来到了华强北，他通过为期近2年的时间，对华强北商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态进行了周密的考察，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并撰写近50万字的专著，今年元月初刚刚出版。

今天，我们聚会在一起，就是以这本专著的首发式和这本专著的核心主旨民间商会研讨为直接的原由。现在，请允许我介绍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深圳华强北和第一本研究转型期中国草根商会合法化的专著《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的作者——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双）博士后陶庆先生。以此为契机，我们今天进行的深圳市民间商会研讨会既《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还荣幸地邀请到如下领导和专家。他们是：

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中国深圳市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先生；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中央党校原党建部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卢先福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刘世定教授；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广东省政府参事周长瑚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长江先生；深圳市福田区常委、副区长贺海涛先生；深圳市福田区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强先生；深圳市总商会会员部部长钟永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办公室主任谢炜编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干部杨云彪博士；深圳大学副教授唐娟女士；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何国平先生；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路云辉女士；福田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赵天利先生；深圳市电子商会秘书长程一木先生；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副会长葛汉城先生；福田区总商会会长陈雪芳女士；深圳市港澳台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杨先河先生；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商务部部长乐汉宁先生；深圳市委宣传部干部陈长治博士；中国深圳市华强北商会副会长施宁伟先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郑明强先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林建华先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林灿斌先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林瑞基先生；深圳华强北商会副会长林海国先生；中国深圳华强北商会秘书长谭瑞芳女士；《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负责人苟骅先生。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进入研讨会议程，两条纪律，第一，请大家把手机调整到会议模式。第二，严格遵守我们的发言时间，即使是领导和著名专家也不例外，这是民间商会自制当中的一个规则，请大家遵守。首先我们有请今天会议承办方深圳市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先生致辞。

黄建跃：

尊敬的保育钧会长、尊敬的谢寿光社长，尊敬的周长瑚副主席、卢教授、刘教授，以及福田区贺副区长等各位领导、嘉宾跟媒体的记者们，早上好！

今天，我很荣幸地作为一个承办方，举办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民间研讨会。我们热烈欢迎各位专家从北京来到深圳，在这里举办深圳市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对你们的到来，我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下面谈几个感想。第一，深圳是全国改革的前列，深圳也是试验田，深圳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全国，福田区成败也关系深圳的发展和前途。今天福田区兴旺的发达跟以前是不可相比的。94年我们深圳一帮商人到华强北开荒的时候，这里是一批刚刚建起来的工业厂房。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能够到今天这样繁华的华强北商业街。华强北商业街是我们福田区乃至深圳重要的一个商业街，我们华强北商会长达9年自发组织起来的经历，应该说对于商业街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请到各位专家领导欢聚一堂，畅谈深圳民间商会的发展，那当然绝对很重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二，我们今天能够成功举办这样一个民间商会研讨会暨《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首发式，这跟政府和社会的进步，以及政府的开明政策是分不开的。今天，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深圳学术界的代表和市区两级有关领导能够参与我们的研讨会并进行对话，就证明了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支持与理解。我们华强北商会将不遗余力地为华强北的繁荣昌盛作出新贡献。

第三，作为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民间商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在广阔的发展中，我们商会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统一认识，共谋发展，这是我们今天研讨会的目的与宗旨。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讨会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收获，也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相信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对于推动深圳民间商会的进一步发展，一定发挥出作用。

最后，让我代表我们华强北商会感谢今天出席研讨会的专家、领导、嘉宾，谢谢你们的光临！

主持人：

谢谢黄会长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下来有请中国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做主旨发言。

保育钧：

各位，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觉得在中国商会改革中，深圳市华强北商会做在最前面，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重建社会基础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庆博士的专著就如实记录了我们华强北的企业家朋友们长达8、9年的一些经验、体会，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份专著。陶庆博士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专著，就是我们企业家不懈的努力，在得到各方认可后，陶庆博士才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否则他写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研讨会非常有意义。我们周长瑚主席也建议更多的记者参与，把华强北商会一些东西传达给更多的人。

第二，《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这本专著的意义。我觉得这本研究华强北商会的专著，向人们揭示的经验给我们社会改革、特别是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中国经过近20多年改革后，有许多问题绕不过去，也面临很多结。

一是新兴阶层的利益表达绕不过去。中国民间商会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正如执政党如何加强执政能力、政府如何转变职能等改革也是绕不过去一样。商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只要真正地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搞商会，这个认识正在逐步趋向一致。根据是什么？是党中央的几次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会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来要发挥行业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当时是与中介组织放在一起提的。吴敬琏同志不赞成把行业商会、行业协会作为中介组织，我也认为它们不是一个中介组织，它的“屁股”是坐在商人这边的；而中介是坐在中间的嘛！民间性质的行业商会也好、行业协会也罢，它就是坐在商家一边的，不能叫中介组织。可见当时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对文件也不能迷信。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毕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后来有进步，已经认识到，搞市场经济要搞民间性质的行业商会、行业协会，开始重视行业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了。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当时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常务会议上谈了一系列如何应对WTO挑战的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就是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因为人们常常发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在同国外谈判时，外国政府并不出面，出面的是行业组织；外国行业组织不与政府谈，他们要与行业组织、与商会谈。你没会商会组织，要吃大亏。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再次提出要积极发展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的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这一次把中介组织与行业组织分开讲了。可见，认识有了很大进步。第四次是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中的第七部分，讲了“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推进社会管理体系创新。这个《决议》特别提出，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的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在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资源中，商会也是一种社会管理资源；所以《决定》指出，要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基本格局，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而且强调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第七部分虽然不是直接讲工商联和商会的，但是已经包含了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是我们研究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用这段话作为商会改革的指导方针：第一要提供服务；第二要反映诉求；第三要规范行为，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对于当前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间商会要表达商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充当所谓的“中介组织”。

现代商人的利益诉求何在？这本专著中描述的福街商人草根组织长达八年的社会自治活动，给了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商人的利益诉求只能由商人自己的自治组织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都不能充当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任何妨碍、阻挠商人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的做法和政策，不仅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不利于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而且对发展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民间商会的法律构建绕不过去。我国转型期的工商联改革和民间商会改革矛盾重重、步履艰难，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律环境没有得到优化，商会的法律至今没有制定出来，现有的有关法规又相当缺失。

工商联的历史才50多年，而中国商会和外国商会的历史，已经有上百年、几百年的历史了。中国封建时期就有行会，外国商人到了中国后为了保护它的权益，在上海成立了洋人的商会。中国商人为了与洋人的商会作对抗，自发成立了中国商人的商会。据记载，中国最早的商会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工会议所。商会成立后，1903-1904年清朝政府才成立商部，制定了商会法。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也搞了商会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商会。以后，民国政府为了规范商会，也制定了商会法。

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十多年，至今却没有商会法，只有三个暂行条例，可见立法严重滞后。就是现在的三个暂行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其概念很宽泛，甚至也不严谨、不科学。这三个条例都有没有摆脱计划经济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如条例规定成立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有上级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这样，民间商会事实上就受到了主管部门和登记部门的双重管理。我们说民间组织是非政府组织，有了主管部门，它还能叫非政府组织吗？当然不是。再说，主管部门就真能主管得了这些民间商会吗？当然不能。因此，不废除、修改这三个条例，就没法子搞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要改革，首先就得改这三个条例。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就是利用这个条例，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惟恐他们脱离了党的领导，惟恐成为“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这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习惯，是“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思维定势。你一提改革，他就用阶级斗争来压你，让你动弹不得。改革的阻力就在这里。所以打破体制性障碍，首先要从法律法规上突破这三个条例。三个条例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或刚刚确立市场体制之时出台的，它的指导思想一是计划经济，二是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同国际接轨；但现实中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还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自上而下，层层控制，总是怕群众。这种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是片面的，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尽一致，也是没有自信力的表现。这三个条例不修改，就无从谈我国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这些体制障碍和法律障碍。2004年我主张不管是行业组织还是行业商会，都要按照法人治理、非政府组织来重新构建。工商联改革也好，商会改革也好，最大的障碍是无法可依。现行的三个条例中最不合理的是规定行业商会、行业协会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搞上级主管，管什么？什么时候主管过？到现在都是含糊其词，一愁莫展。说到底，还是不放心，怕担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民间商人的自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

在既有法律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之间，到底孰重孰轻？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早已告诉我们：“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这本专著中描写的福街商人自治组织，自开展酝酿时起，到八年之后的注册登记，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身份”问题，就是一个法律环境缺失的现实问题。从法律问题上看，民政部所拟定的相关管理条例，最早是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它仅仅是一个管理登记的程序性法律条文，并不是规范的行业协会改革的法律依据。我国的民法通则把各种组织划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两类。非企业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三个类型。协会不是机关法人，也不是事业法人，更不是企业法人，是什么呢？是社团法人，而社团法人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在民政部登记，把其他研究会、宗教组织都包括在社团法人中，把商会、协会也算做一般的社团法人，这就容易与其他社团相混淆。2002年在民政部登记的全部社团有13.3万个，民办非企业社团11万个，把行业协会和一般的社会团体混在一起，不加区分，把一般的社会团体的管理模式套用到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的管理当中，实在是不伦不类，这是非常不合适的。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等行业协会、行业商会难以合法登记的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我国基层广泛兴起的民间自治组织都面临着福街商人自治组织合法化危机的同样难题。据全国供销合作社透露，全国15.5万个农业专业生产合作组织，至今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说，行业组织、行业商会等民间商会都是非政府组织；既然是非政府组织，既然政府要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部门就要放手，不能在法律之外再设什么主管部门了。

三是政府与商会的关系理顺绕不过去。2004年6月21日起《人民日报》第三版，开辟了专栏，陆续发表讨论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的文章，讨论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改革。这是一个很好的导向。讨论的结果是，一致认为行业协会、行业商会一定要脱离政府，真正办成为具有法人治理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在改革中要真正地转变职能，使行业组织与政府真正脱钩，办成一个法人治理、非政府组织。谁来管它？应该按照它的章程由行业协会、行业商会自己来管，即实行法人治理。在政府方面，则是政府部门要与行业协会彻底脱钩；要放手让民间兴起的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真正办成法人治理的机构，成为非政府组织。同时，政府部门在机构改革中千万不要留尾巴，成立所谓“二政府”式的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是与政府谈税收，并协助完成政府的财税收入；二是与工会谈劳资关系，协调与工会组织的关系；三是在世界贸易中发展与国外的交往，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四是在行业内部进行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中国目前的状况看，距离上述目标还很远。

商会改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涉及到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当前我国工商联改革和商会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陶庆博士的这本专著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没有对转型期民间商会改革简单地做隔靴搔痒般地理论分析，也没有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抽象的概括；而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深圳市华强北街商人自治长达八年的社会活动并最终合法化等事实，做出了细致、生动和准确的描述和解剖，向世人展示了当前我国民间商人自治活动中三个绕不过去的重大现实问题：转型期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民间商会的合法化危机、政府与民间商会的关系。

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转型期社会各界期待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术作品，通过准确深刻的描述把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一一“发掘”出来；这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反思，更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既是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界理论创新的正确途径。

现在从华强北经验说明什么呢？我们党和政府不应该阻碍民间商会，民间商会活动规范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使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民间商会绝不会威胁政府的管理，恰恰相反它是政府的管理助手。在这方面我希望把华强北的经验能够在深圳逐步推开。这就有助于中国市场体制完善，有助于中国社会基础秩序重建。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保主席，他是我们中国私营经济研究的最高权威。现在手头上这本书的序二就是保主席写的。我们在网上一搜，保主席很多观点都可以看到。我们欢迎新闻界朋友就这个话题事后对保主席进行深入采访。下面介绍两位刚到的专家领导，一个是福田区人大法工委主任何国平先生。另外一个是深圳大学的刘筱老师。刚才有人提议主持人也要做一下介绍。我的工作兴趣跟研讨会比较吻合，现在是深圳市深商研究会的理事长，这个批文在20天内民政局才能下达，所以内部保留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深圳市老领导，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周长瑚先生讲话，时间是10分钟。

周长瑚：

说实话，我是没有资格在这个会上发言。因为这本书我昨天才见到，没有很好的看。但是华强北这个课题使得我不愿意放弃参加这个会的机会。

我们深圳出现了很多现象，而华强北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我们还有大芬村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原来的商业区在老国贸那边，那是规划过的。为什么后来在一个工业区，原来规划不是合适做商业的地方，又不能改变工业功能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商业区？这个恐怕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这个商业街发展起来以后，将来到底怎么办？今年年初华强北曾经有一个课题，郑良玉老市长以及邵汉卿和我都听了一次汇报。关于华强北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交通。这里将来搞步行街，车停在哪里？怎么进来？当时有很多设想。

华强北的问题我们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陶博士能够抓住这个现象展开研究，特别是华强北“商人部落”这么一个组织的建立过程，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民间组织发展是不可逾越的。这个组织成立有必要性，为什么大家那么愿意搞，即使受到有关方面的否定、阻碍，还是要搞。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生命力。那么生命力在哪里？我想一个社会在往前发展，怎么才能发展得好？就是社会的主导者，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者，他的思维必须和人民群众的理性需求相一致，如果主导者思维不能跟人民群众理性需求相一致的时候，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障碍，甚至倒退，在特定的时候会形成罪恶。

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导者能够真正掌握人民的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反映出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执政党要做什么？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啊，不是你天生来就是，而是反映他们的需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是代表，从哪里产生？从哪里提出？从哪里反映？所以这样一个组织是把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层，这个层面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研究这个课题对推动我们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要维持我们整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系统，就需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来把它联系起来、协调起来，来推动我们社会发展。谈得离题太远，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周主席。在深圳商界有一句对周主席的评价，我们周主席是深圳私营民营经济体制改革的知音。接下来我们有请刚刚赶过来的深圳市福田区常委宣传部长王强先生给我们讲话，时间是十分钟。

王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首先要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能来到我们福田参加陶庆博士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这一书的首发式。我跟陶博士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区委书记许书记在陶博士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过交谈。本来许书记要莅临的，后来因为有公务，就派我过来参加研讨会以及首发式。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感谢关注福田，关注我们。陶庆博士关于福街研究的这本书，是由华强北商会组织者发出了“请关注我们”这句话而来，并因此结成下了很深的缘分。陶庆博士以敏锐的触觉，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材。“商人部落”，这样一个当时没有注册的民间商会没有多少人去关注，更不要说去研究它。陶庆博士以敏锐的触觉，抓住这个课题做出了深入研究，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今天，这本书出版了，也吸引了这么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到我们华强北来研讨。这就是因这本书而结缘。

福田的发展，华强北商圈的成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80年代这里一片工厂，90年代后期逐步转型，有些商家慢慢进驻，到今天万商云集的华强北商圈的形成，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区委区政府要感谢各界朋友、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关注。正是由于你们的关注，为我们发现福田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你们的关注，让我们找到开启迷宫的金钥匙，也正是专家学者的关注，福田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中心城区，华强北也由过去的加工厂变成斗金的繁荣商圈。福田区的发展离不开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一个地方的繁荣总是有一个原因，不是无缘无故而形成。既有创业者的血汗，同时也有专家学者的理性指导。这就是我讲得第一个意思。要感谢诸位关注福田，关注我们。

第二个意思，给大家汇报一下福田区经过五届区委区政府的共同努力，形成今天大发展的新局面。1990年建区，现在已经16年，共经历5届区委区政府。经过5届的共同努力，我们有了一个很大进步，总体来说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今天的福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预计2006年福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135亿。我昨天看报纸，江西省南昌市一个代表团很欣喜地告诉我们，南昌市GDP今年超过1000亿，而深圳有三个区GDP超过1000亿，宝安、南山、福田。我们现在一个区就超过1000亿。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得益于创业者的努力。总的来说，我们福田作为真正的中心城区，它的经济实力是可观的。我们地方税收去年是142.53亿。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31亿。去年前三个季度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是13.26亿，税收2.01亿。各方面环境也是得到改善，福田区确定了环境立区的战略。所以说我们各方面形势还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也有曲折、也有问题。陶庆博士撰写的这本书就是帮助我们破解发展中的问题。这本书我没有看完，里面讲了一系列纵横曲折的故事延伸的经历，这本书我们觉得里面的曲折故事非常耐看。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华强北商业街景观改造工程春节前一定能完成。我们这次区里投资将近8000万来为改造华强北的总体环境下了非常大的投资，下了很多力气，商圈的繁荣一定会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王部长，短短时间内给我们充分的信息量，还给新闻记者留下了新闻线索。我留意了王部长一句话，欢迎专家学者关注福田，关注就是聚焦，聚焦某种程度上就是“烧烤”。一个地方能让专家学者理性关注并持欢迎态度，这某种程度上说福田环境的卓越。接下来我们请《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作者，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博士后陶庆先生给我们做一个5到10分钟的发言。

陶庆：

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谈起华强北，可能会更情绪化。因此，我在发言过程中如果超时，请会议主持人执行会议纪律。

我想讲四句话：第一，我为什么研究华强北商会？第二，我怎么样研究华强北商会？第三，我得出的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结论是什么？第四，一点研究感想。

第一，为什么研究华强北商会？首先我在北京大学做人类学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我的合作导师课题是社团组织研究。我承担了这个课题的子课题，这是我的任务。但是研究华强北商会并不是仅仅出于我工作的需要，而是内在的冲动。社会人类学有一个“镜中我”的说法。人类学研究中更强调，研究他者就是认清自我、解剖自我。我今年已经41岁了，也算是经历了社会的一些坎坷，因此通过走向反思的自我，然后达到初步的自我认同。我觉得当我还是一个中学教师的时候，我就思考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时是很幼稚的；但是这个情结始终在我心中没有放弃，相反，随着不断学习工作和思考，这个情结现在演变成为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偶然机会，我了解到华强北商会发展的曲折经历，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华强北商会的草根组织经历与我个人内在的冲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一下子被华强北草根商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深深吸引了。我认为，要搞清楚华强北草根商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要解开心中长期以来解不开的“结”。

第二方面，我怎样研究华强北商会？2004年9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当时的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现在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先生通过电话，开始有了第一次接触。从那时候起一直到2005年底，在将近2年的时间内，展开了我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就是个案研究。在近2年研究工作过程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福田区区委政府，特别是以许德森书记为首的福田区有关领导干部、相关部门，对我研究华强北商会的历史、现状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支持。还有当时的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黄建跃先生为代表的华强北广大商人，和华强北商家协会的广大会员对我这个陌生的学习者、研究者给予了全面的支持和最无私的帮助。这本专著现在出来了，但它绝对不是我陶庆的个人成果，它是福田区委政府、华强北商会特别是商人们与我共同思考的一点结晶而已。第三小点，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人类学博士后合作导师高丙中教授的严格训练和悉心指导，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的精心指点。这本书经过近2年的研究，我感觉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挖掘补充和完善。

第三方面，谈谈我研究华强北商会初步的两个不成熟的结论。第一小点，我认为华强北草根组织的合法化这么一个经历，以及华强北所在地上埗区的两次历史性巨变，从一个荒芜人烟之所到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电子工业区，再从一个电子工业区到现在举世闻名的华强北商业街，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成熟研究，我得出的第一个不成熟结论，就是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群”的兴起。按照严复先生对社会学的理解，社会学就是研究“群”的学问；“群”就是我们当今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谐社会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广泛兴起。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体制；随着改革开放，过去国家和政府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交给谁？个人显然无法承担这个重任。那么就需要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公民实现自由联合，也就是要涌现出来的新兴社会组织，来承担这个社会重建的重任。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在帮助政府，是社会重建的崭新力量。第二小点，我认为华强北草根商会这么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也向人们展示了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宽容与妥协，离不开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之间，需要宽容、理解、对话和协商。这个观点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曾经体现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更完整的思想，那就是需要构建和谐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这些新兴社团的兴起，或多或少和现行法规政策有一些不接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特别是福田区党委政府，与华强北兴起的民间组织，这个代表商人“群”的利益一种新兴力量相遇了。这两股力量并没有对抗，并没有对立，而是在国家宪法精神指导下，通过对话与协商，走向宽容与妥协，联手打造了这么一个世界一流的华强北商业街。

最后一点，讲讲个人的一点研究感想。我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的初学者，感到学术研究者没有什么理论和道义上的特权，也不允许有特权。研究华强北草根组织合法化现象就是认清自我，反思自我，走向自我认同。但是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来说，我觉得自己很不成熟。有时候会不自觉扮演一个并不应该扮演的角色；经过北京大学高丙中老师、刘世定老师的教诲，我认清了人类学研究者的真正使命，是要揭示出研究对象“是什么”。福田区华强北商会，我从不认识到成为朋友，我觉得我跟华强北商会的朋友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是学术的共同体。第二点，我这本拙著现在来看还很不成熟，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履行了学术人“记录”的功能，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宏大的建构。所以如果要说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我仅仅是在福田区党委政府和华强北商会的帮助下，对华强北商人合群结社的豪迈情怀、对深圳人拓荒和谐社会的历史踪迹做了一点点历史的记录。最后一小点，谈起华强北，我确实激动。这并不是我研究华强北所形成的一种偏好。我感觉，作为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而言，研究华强北实在太渺小、太无知、太幼稚了。华强北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博物馆和现实的改革开放的大百科全书。我呼吁广大的学术界朋友，不同学科的学者、社会实践者，各阶层的朋友一起来关注、研究华强北，因为华强北不仅是深圳的华强北，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真实的缩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华强北现象”，也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兴起“华强北现象”研究热。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陶博士。人们评价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北京的支持，不仅仅是权力的支持，更是思想与智慧的支持。陶博士来到深圳，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与支持，从某种角度上说明了北京与深圳的关系。作品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支持的象征，也是成果的体现。对这本书以及深圳民间商会历史、现状、未来发展前景，我们还是请相关专家给我们做点评。首先我们请中央党校卢先福教授做点评。

卢先福：

首先感谢会议举办单位的邀请，能够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陶庆博士这本书以讲故事形式，生动记录了华强北商会走过的那么一条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从这本书以及商会的发展给我的感觉，我非常佩服历届商会领导的胆识，敢于吃螃蟹，敢于做这件事，而且也有毅力，坚持8年“抗战”，也有这种本事。商会越办越好了，对当地社会发展会做出卓越贡献。

第一点，商会之所以有今天这种局面，我觉得跟当地党委政府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当时法律政策不完备的情况下，华强北商会逐步走向了合法，这件事反映出了我们福田区委区政府领导的眼光，也有一种宽容的胸怀，也有领导的执政水平。我不是研究社会人类学，我昨天看了这本书，我在想通过华强北发展、历程，给了我一点启示，那就是作为执政党，需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才能构建和谐社会，这特别需要提高领导管理执政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刚才保会长讲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我也参与这个文件起草，我们就有意识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能力方面需要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他们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管理方面的作用。到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时，这个方面就讲得更明确了，而且把商会单独列出来。从政府提高执政能力来讲，我觉得就是要充分认识各种民间组织包括商会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合理性，这是需要思考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来讲。这里面有几个必要性：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这是最根本的，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第二，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发展，这样才有一个共同利益需要反映的要求。第三，跟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民主法制的逐步推进，和整个社会有这么一个宽容的背景，这样才有可能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使民间商会有了施展的空间。当然民主法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从这些年民间组织发展、包括商会发展特点来看，我觉得形成的路径都是从底层开始的，就是所谓草根；最后才推动了制度发展、完善，这样还是离不开执政党的推动，离不开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跟整个国家的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关系。第四，民间组织跟国家关系总体上是合作的，是良性互动，不是对立的。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第二点，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就有一个正确把握执政党和政府的定位，功能定位，理顺执政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既使是执政党，不可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权力也是有限的。该你管的，你管好；不该你管的，让社会来管。要分清哪些事情自己做，哪些事情不是自己做的。这是需要考虑的。应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第三点，从党和政府来讲，还是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思路来发挥各种民间组织，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里头就有一个要充分认识各种民间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当中的积极作用。我昨天考虑了一下，具体这种作用至少有几个：第一，有利于形成新型社会治理机制。过去的治理就是自上而下的，现在强调群众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按照总书记讲的，就是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调控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力量互动。第二，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化解各种社会纠纷，有利于这一部分群体利益表达。民间商会组织能及时发现和及时反映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更直接、来得快。第三，有利于公民的有序参与。有利于国家民主发展。第四，有利于提升各个组织成员自身的素质。加强行业内部的自律，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第五，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服务的合力。我觉得应该看到这些作用，不要光看一些负面的东西。

总而言之，现在各种社会组织发展还不是太完善，国家法制也不太完备，管理还有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和政府在今后工作中，从加强执政能力的角度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按照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完善、培育和扶持。

最后我预祝深圳市华强北商会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卢教授。他是从我们社会转型以后或者正在转型当中，我们执政方式这么一个创新的角度，来为我们民间商会发展的空间，以及这本《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专著做了一个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点评。

刘世定：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仪式，早晨起来写了一篇东西，本来想念。后来来到这里看是研讨，所以就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因为我的任务是点评，我对陶庆博士写的这个东西就不做点评了。第一，这本专著他是在北大做博士后期间做的专项研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在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课题的子课题成果，也是“优秀博士后报告”。而我在北京大学专门负责社会学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因此，这本专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说问题不利于今天的发行仪式，说好话就是自夸。所以这部分内容就不做了。但是我想点评一点，就是从他著作当中，我感觉能够从著作背后看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我想是需要我在这里感谢，特别是一些背后支持这个著作出版的巨大力量。首先我想感谢卢先福教授，陶庆这本著作虽然是在北大社会学做的，但是我们知道博士后只有两年，一个研究者基本的功力、基础不可能两年当中形成的，所以前面的积淀特别重要，这里特别感谢构成他的知识基础、研究能力给予精心培养的导师卢先福教授。如果没有基础，两年当中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这里要特别感谢卢教授。第二，他这个研究是一个田野调查，而田野调查能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成果，除了研究者本人之外，事实上还有被调查方的配合。配合程度直接影响着他的研究质量。如果没有被调查方非常积极的，还有刚才主持人黄东和说得的那种非常自信，把这些东西坦荡得出来让你做研究，没有这样的精神是做不好这样的研究的。陶庆博士让我在书上写几句话，我在书的封四上写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商人是一个既为人们所知又不为人们所知的群体。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这个群体活动的神秘性似乎又被增添了几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特别需要研究但又很难研究的群体。著者在深入调查后写出的这本书，向我们详细描绘了福街商人们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活动，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者，不可不读。特别是该专著在内容之丰富和翔实诸方面，实为国内同类研究中之罕见者。因此，在这里特别感谢华强北商会的黄会长以及其他成员，以及福田区领导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书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最后还要感谢谢寿光社长，像这样的书某种意义上是很学术性的，是保留我们深圳华强北商会在这样一个深圳改革开放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记录社会变迁的书，这样的书文化价值很大，但我不知道商业价值有多大。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和谢寿光社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也是表示感谢。

最后，我想做一点广告。因为我们北大在深圳建了一个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在南山区西丽镇西丽湖旁边，这不是仅仅在深圳招生，实际上是面向全国招生，我们社会学系也有一部分学生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对这里感兴趣，是看到深圳在城市化过程中是一个缩影，有大量可以研究的东西，所以我们想把这里作为一个研究点。社会学系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积极地参与研究，于长江教授就长期住在这里，他是社会学这边的负责人，也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生院人文研究助理。他带领学生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很多像陶庆博士这样类似的田野调查。我们希望未来陆续推出描述、记录、分析深圳社会变迁的著作，也希望我们在深圳的调查得到今天来的各位朋友的进一步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教授。做一个不一定非常恰当的补充说明。刘教授出席今天的研讨会，并且就此点评，首先要明白我们刘教授的学术地位。相对于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社会商会，据我了解有北派、南派之分。南派就是武汉的华中师大，北派里大师级别的，刘教授就是一个代表。他在这里做一个评价极高的。深圳这片田野、华强北这片田野能够进入这么高级别的社会研究学专家的视野，我认为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我想说一个片断：2004年12月3日华强北商会成立的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陶庆博士作为一个社会学调查者出现，在自助餐过程中，我们企业家都是围绕着陶庆博士，给他讲这讲那。这是最高规格的欢迎。无论是北大，还是对中国转型期社会重建非常关注的专家学者到深圳来，我相信应该都会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讲话。

谢寿光：

感谢主持人。我想我也是跟刘教授一样，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表示内心的感谢。首先感谢深圳市华强北商会邀请我们共同主办这次研讨会。尤其是要感谢保育钧主席以及卢先福、刘世定教授，以及各位深圳领导出席会议。第二，作为社会文献出版社，我们对这次会议召开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专家、教授、新闻界朋友表示感谢。第三，有这次会议，首先是因为有了陶庆博士的成果，就是《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这是一个机缘，这本书恰恰是我们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为一个出版者，我向陶庆博士表示祝贺，向华强北商会对陶庆博士这几年的接纳和不受任何干扰地让他做记录，表示深深的敬意。

这十几年我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我普遍有一个感觉，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自然界的东西，而是研究跟你互动的人，有他的利益需求、主动性。他自觉不自觉对你的研究产生干预，最后往往你描述的甚至得出的结论是有偏差的，很难做到像我们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研究。特别是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也采取了很多方法，但是这里头成果质量的好坏，取决于你所研究对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尽管这个书是我们来出的，但是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最后的定稿至少像黄会长本人，包括福田区一些领导或者华强北管委会的同志可能见过这个稿子，我昨天回去的路上，他们说谁都没有见过。这保持了一种神秘性。今天所看到的都是原发性的，还没有同大家共同来共享。这反映了什么？这是我们华强北商业街的“商人部落”有一种自身的自信，有一种自信的理念。他不担心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他有一种诉求是希望你把他们8年商会从模糊地带最后走向正式，从全组织变成一个正式组织这么一个过程，真实的描述出来。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为了这个，我为黄会长为代表的华强北商会全体会员和你们核心成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最后一点，我谈一个想法。陶庆博士两年多时间所做得观察，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为构建和谐社会，可能所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福田、华强北，更不仅仅是深圳，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去年11月底，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会，我在那个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就谈到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要实现一个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三方互动。陶庆博士发表的这个成果是一种人类学实证性的研究，给了我一个实证的支持。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构建和谐社会，显然不能靠政府单方面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力量是足够强大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和政府间的互动，那么广大的社会肯定是欠缺的，如果缺了社会这一块，那么显然他不可能形成一种和谐的理念，那么社会这块靠什么组成，我想主要是民间组织，所以刚才保会长说商会，它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还会有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社区组织，我们商会主要代表我们商人群体的利益需求，那么消费者呢？还有其他社会组织。如果说其他社会组织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能够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和政府、企业一起参与互动，那么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理想和目标才有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市场经济社会，商人作为这个群体，作为一种先导性、健康向上的力量，他确实会比其他社会组织走得更快一些，他起着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今天在福田区、在华强北所起的这个作用仅仅是一个发端、开始。陶庆博士所描述的100多位商人只是这里头一个小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就这些小部分的故事，正在演绎着、展开着。对于持续的进行观察和研究，刚才我说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从学术的角度，我接刘世定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值得社会科学，包括不仅仅是人类学、也不仅仅是社会学，它更多是包括经济学、政治学，都是值得去关注，从不同学术视野去研究、去观察、去总结、去提炼的。它的这个成果的学术意义就远远超出我们这个国家、国界，应该是世界性的。我跟陶庆博士就说过，你持续观察，他们从人类学语言来说，开辟一个政治人类学的方向。

最后，我祝华强北商会越办越规范，越办越好。为中国商会事业，特别是为社会进步发挥应有作用。也祝我们陶庆博士持续研究下去，我作为一个学术出版单位愿意始终地关注和跟踪着你们，把你们的成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社长。我证实，社长对这本书的支持是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因为现在出版社书号资源非常宝贵，一个书号可以3-4万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科学文献出版社把这个书号拿来出来，给这样一本纯学术性的学术著作，我觉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真正优秀学术成果的支持力度有多么大。华强北商会的社会实践引起了我们学者的支持，学者的认真研究又得到出版社的支持，我们社长还是中国社会学的秘书长，我们学界的反思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社会创新往良性轨道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第一个阶段发言结束后，给我的印象是这样。

接下来是自由发言时间，我们游戏规则是每位发言嘉宾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有请大家。

何国平：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陶博士见面，我原来是华强北管委会主任，最早跟陶博士一块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陶博士这个研究是很艰辛的，因为一个研究如果介入太多，可能会变味。第一次我很开心地给他提供资料，以后我们的接触就少了。

第二，我们怎么研究商会的。我2002年到华强北任职，一个任务就是组建华强北商会。这个商会怎么组建，这个难度是我事前预料不到的，难度很大。我们跟商家接触，发现不单单是行政上的问题，更多上是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政府与商会》，这篇文章是有争议的。最后我征求了中央党校，征求的时候已经是十六大召开，十六大之后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心里摸不准的。陶博士来的时候，我这个担心仍然存在。所以我不建议用真实的名字。

第三，讲讲华强北。华强北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商业品牌。我们曾经跟市规划局同志讨论过，华强北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哪一点是我们规划中曾经预见过的？一点都没有。相反，之前政府曾经考虑过把商圈置换出去，但是“无形的手”就是不听政府的命令，因此华强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很多研究价值。

第四，研究华强北不能在办公室、课室、政府内，要在田野、街区。但是这个研究也离不开办公室、课室、政府，我们希望更多的政府、领导关注这块。我说一下华强北的发展，华强北在工业区向商业区转换过程中，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这个人不单单是我们的自然人，我们可以说工业厂房转换成商场、酒店，中间没有发生什么碰撞，没有很激烈的冲突，顺利转换了。业态是由过去的工厂、生产区转换成酒店，也没有痕迹的就过来了。最重要的是人，我们都知道转型过程中人是最难处理的，比如说下岗工人。但是华强北在市场功能中转换也是很成功的，人们在洗牌过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我们这里有老一代科学家在站柜台的，他们也成功了。在东海花园买了房子。也有曾经在这里建厂房的女工，现在还在搞清洁工的。在老板中间也有不少曾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女工，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些很值得研究。你不要指望不通过艰苦劳动，你在比较舒适的环境里去研究这个东西。深圳夏天很热，我见过陶博士在街上走，很感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学术研究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我是政府官员，我在旁边看你们，而且你们对我不设防，什么东西都说了。但是我也不一定很熟悉，我也会离开这个市场。我希望大家加深研究。

第五，我觉得华强北是一座富矿。这不仅仅是商业上，也在理论界、文学界都可以挖掘很多很有用的东西，尤其是北京的学者，因为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里集中了很多大家，希望大家关注这块。

最后我谈一点，我们讲华强北是在深圳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华强北商会也是在深圳大环境出现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我觉得深圳的优势大家谈了很多，深圳真正的优势是党中央的政策，是让深圳更早于内地进入了市场经济。没有这一点，什么敢闯都是空话。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了。深圳的短板在哪里？我感觉是进入市场还不彻底。比如社团组织的发展。我曾经跟很多人谈过一个观点，就是衡量一个地区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不是以有多少民企，不是民营经济占的GDP比重多少，更重要的是看社会组织是否健全、健康，是否能正常运作。如果我们社团组织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政府才能真正地精简。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不足。

最后祝愿陶博士有更多的丰收，祝愿深圳市华强北商会走好，最后祝愿华强北的明天更好，谢谢大家！

林瑞基：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深圳市民间商会研讨会以及陶博士新书首发式。华强北商业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崛起，经过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现在发展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三大商业街之一，这可以说中国经济史上的商业奇迹。由于华强北商业街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包括企业界、投资界、经商者，最主要的是政府高度关注。深圳市政府、福田区政府投巨资对华强北商业街进行了改造，第一次改造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次改造。可以说华强北确实是一个淘金的宝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只要拿一个有用的东西到华强北，就有人买。在这里就能赚到钱。所以确实是一个商业的奇迹，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但我观察到，学术界对华强北的关注好像不够。据我所知，陶博士是全国第一个对华强北现象、华强北商业奇迹和社会现象进行最深入研究、最系统研究的一个学者。陶博士从人类学跟民间商会这样的角度对华强北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非常详实地记录了华强北的历史，和发生在华强北的所有故事。这个书在陶博士做研究的时候，他发表的相关文章我就看过，内容确实非常的翔实，而且得到了非常有用的学术结论。很多学术研究是非常具有价值的。我本人也是学者出身，十几年前来到华强北经商。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也曾经以华强北作为一个案例，对企业群落现象做过一些研究，那是非常肤浅的研究，当然跟陶博士的研究不能相提并论。

我想华强北确实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可以从更加不同的角度来对华强北进行研究。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研讨会以及陶博士新书首发式也有这样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号召或者引起全国学者、学术界对华强北的关注，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对华强北问题，华强北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是我们开这个研讨会主要目的。

最后，感谢陶博士对我们华强北提供了这么翔实的记录，可以说这本书就是我们学者研究华强北的一个基础。今后我们就可以在他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研究，来发现华强北更多的奇迹。

主持人：

谢谢林总。接下来我们自由发言请大家自报家门，注意时间。

路云辉：

我是陶庆博士期间的同学，现在在市委党校。刚才林会长讲得很让我们深圳学者汗颜。陶博士不远千里来到深圳搞这个课题。但是我们深圳学者对华强北商会这个事情没有很大的关注，所以感觉到汗颜。在这里我代表深圳学者说几句话，以后一定在这方面更多努力、更多沟通。

陶博士能够写出这么一部专著来，我知道是付出了很多。从博士期间，他就发表了大量文章，一直到我们开始工作了，他继续攻读博士后，而且现在是双博士后，很为他的精神感动。他这本专著，人类学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他是“优”的成绩，非常优秀。这里向陶博士表示祝贺。

陶博士这本著作我是现在才拿到手，但是以前也有了解。总体我觉得是一本非常有可读性的专著，题材是一种讲故事的模式。这样保证能有很大的读者群。另外主要是运用协商民主的理论，讲述了政府与商会、各种民间组织怎么相互赋权的理论，也就是通过我们华强北商会通过几年时间跟政府相互互动的实事来说明。我们国家现在强调社会建设，对深圳要搞先锋城市，怎么搞社会建设，深圳如何保持先锋城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肯定要在和谐社会方面走在前面。那么怎么构建和谐社会，刚才很多专家都已经讲了。就是怎么把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体制还处于转轨过程中，政府怎么样认识民间组织的力量，中介组织怎么样跟政府沟通，中间怎么互相认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庆博士这本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路径。为我们以后学者在研究这个方面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我就讲这些。

唐娟：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这么一个很美好的沟通活动。陶庆博士研究的主题是民间商会，从学术范畴来看，这是公民社会的研究领域，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从我跟陶博士的友情来看，他是我北大的师兄弟。陶博士这本书最大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社会学、人类学叙述方式、描述方式解释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学话题，也就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大课题。第二，它所研究的主题通过华强北商会模式，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艰难的社会重构的研究悖论与现实困境。

最近举国上下都在关注另外一本书，叫《大国崛起》。这本书所揭示的话题跟陶博士这本书的话题是同日而语的。那本书是讲九个强国兴衰过程，讲到哪个国家对商人尊重，哪个国家保障商业发展的游戏规则，哪个国家就繁荣昌盛。我们深圳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1992年邓小平老人讲了一个春天的故事，这十多年不断在政界、商界出了很多故事。这本专著分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范畴故事。二是私人权利范畴故事。强大的公共权力其实是需要私人权利支持。而私人权利发展又需要强大公共权利的保障。因此公共权力、私人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深圳地方政府的开明、开放、理性，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深圳商人的自强、团结，所以深圳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吸引人们眼球的显著地位。

陶博士这本著作通过华强北商会的微观个案，从公共权力、私人权利两个方面揭示了我们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其实他揭示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权务和私人权利的互动、互强和必须合作的道理。这也是我们政治学应该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现在已经是深圳人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仅仅代表我个人向陶博士表示深深敬意和感谢。同时和在座的深圳人互勉，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深圳故事继续讲下去。谢谢各位！

程一木：

我是深圳电子商会秘书长程一木，我也是做商会的。我的职业经历是从公务员到国企、外企、商会的过程。今天是我们民间商会的研讨会，关于这个话题我发表几个观点，当然首先是对陶庆博士的学术成果表示祝贺。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这里做调研的时候，我们有很深的交流。特别是民间商会几个字，我说民间这字要拿掉，商会天然就是民间的。如果叫民间商会，是否还意味着有一个非民间商会？这个话题怎么来的？2003年深圳市有一个行业协会的改革，当时由体改办牵头，五个局加上我们协会搞了深圳市民间组织改革，中间有一个成果，深圳市民间商会条例。这个条例拿出来后，我就提出意见把民间两个字拿掉。如果商会加上民间，就意味着有非民间商会。我认为没有非民间商会，如果有非民间商会就不叫商会。这个得到了体改委领导的接受，形成了商会条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条例没有出台。但是我想这个问题绕不过去的，必然要出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我个人对这个题目提的一点意见，不一定对。

第二，我是做商会的。这几年做商会过程中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商会必须保持独立性。我在各种场合宣传这种观点。我们很多协会往往成为政府的附庸。2004年深圳把商会和政府关系割断。如果有兼职的，要选一头。这就说明了我们独立性的问题。包括对市长我也说商会的发展不以政府的支持为前提，政府不支持我也要做。政府支持，我当然更感谢。所以商会的独立性非常关键。因为商会是企业利益，是企业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不可能成为政府的附庸，甚至不是中介。过去说是桥梁、纽带，这个严格说是不规范的。是谈判者的角色，是站在企业一头跟政府对话。这一点要明确。

第三，社会主体的问题。主导者是谁？社会的主导者，因为我们的话语权的强势地位往往是政府，而不是民间。政府往往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主导者。政府是怎么产生的？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一个社会的主体是老百姓。所以我们作为民和官来说，谁是主体？是民，不是官。而我们很多政府把自己作为主体。我要强调民才是主体。这是我做商会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第四，商会法的问题。商会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什么满清有商会法、民国有商会法，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产生不了商会法？连一个商会条例都这么艰难。国家发改委牵头搞了几年，也没有出来。为什么出不来？我做商会几年感受很深，我曾经在国务院政策法规司工作过。过去搞政策研究，也算是层次比较高，一直到现在，我天天跟深圳市华强北商户滚在一起，我就体会很深。真正的主体应该是谁？不是那些北京的官员，而是广大的全国各地的老百姓。这才是我们做商会的人必须坚持的一点。民间商会发展前途在哪里？靠我们自己走一条路。我非常感谢陶庆博士这本书所提出的那些观点。虽然这本书我来不及读，今天刚刚拿到。但是在调研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很深入地研究了。所以科学研究不带前提的、不带约束的，要以科学态度做社会研究。一旦有条框的约束，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不再有价值。如果作为某种政策的阐释，就不要做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是第一线的，所以一定要突破观念的约束。

主持人：

再精彩的观点也必须在5分钟内发表完毕。

倪海国：

今天作为一个商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感到很高兴。我是深圳万商会实业有限公司的，我88年来深圳，来到赛格电子市场作为一个商家进驻。到今天已经走了18年，所以华强北今天龙头还在赛格。第二期就是通过万佳百货。整个华强北的发展过程对一个国家来说，对一个企业来说，对一个街道来说都有一个兴衰史，经常讲百年老店的兴衰史，而对华强北来说，刚刚崛起。华强北发展过程，今天通过研讨会给我一个新的课题。我作为华强北发展史的见证人，我从一个商家走到一个市场管理者，我们从一层楼管到八楼，我们就在电子科技大厦，欢迎各位领导参观。我又是商会的副会长，今天通过研讨会对我们商会来说，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压力在哪里？通过研讨会，我们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商会要想走好，那是离不开政府。因为毕竟国家是由政府指导的，所以我们商会就是代表和谐社会的产物，今天区政府能把我们商会成立起来，也通过8年时间。我看了作者陶庆先生写的这本书，很多人觉得这个书真实性还差一点；因为这里面都把名字改了，包括各个商场的老板名字都改了。如果作为学术这就无所谓，如果作为一个商品要发表，真实性就要有。昨天我给儿子看这本书，他说“福街”是哪里？他都不知道。我是华强北商人，我感觉要写真实性。因为社会要发展，不像过去“文化大革命”不敢写真名，这里不写真名，也体现不出真实性。

所以我作为华强北商会一个负责人，我觉得我们路还远着，我们的路还很长。要想专家到我们这里研究，我们华强北商会必须要走好，走不好，这些学者也没有文章写。我们华强北民间企业占了有80%、90%，现在华强北从万佳搬出，从顺电包括我们这些商人都是私人企业味道，唯一赛格还属于国营。华强电子世界真正老板也是私人运作的。所以华强北是民间企业的发源地。这条街按我个人估计民间企业应该有90%以上。赛格市场里也都是个体工商户，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深圳华强北的特色，跟南京路、长安街完全是两个模式。原来我们小的时候说要到南京路去看，现在没有人提出到上海先到南京路看看，所以华强北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商会怎么把这个做好，那就要跟我们政府环境分不开的。华强北严重的环境是以后发展的最重要的根源。物业升值，交通问题。华强北晚上灯光是没有的，对华强北了解的话，晚上华强北是很静的，其他都应该关门了。所以政府怎么样支持我们商家，华强北只有白天，我深有体会。今天这个发行仪式能够成功，对我们的压力、鞭策是最大，在这里也祝贺研讨会和发行仪式能够圆满成功，我作为一个商人也表示祝贺，谢谢大家！

杨先河：

我来自深圳港澳台文化研究会。我叫杨先河。昨天中午的时候，我拿到这本书，《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晚上，看到2点。我早上8点爬起来打个的就过来了。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有三点：第一，发现的价值。应该说这本书发现了一个深圳模式。深圳是一个创新窗口，深圳模式是什么模式？我认为首先是深圳商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里面的有别于过去政府管辖的商会。它的创新是什么？这个商会运作模式是一个真正的社团组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而诞生出来的典型。再一个模式是来自于民间组织管理模式。这个模式在于深圳的政府管理部门，他们并没有用所谓的民间组织管理条例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新生事物，如果这样，这个商会可能在十月怀胎的第一个月就被枪毙了，早就没有今天华强北商会，更没有陶博士的专著。

第二，再现的价值。再现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类似于《红楼梦》这样一个类似小说体的论著。更大的篇幅在于记录、再现，甚至把每个人语言的语气都写进去，有《红楼梦》的风格，里面也有120个人物。再现了华强北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大观园，展现给学者、政府官员、社会。在这本书里政府管理者可以从中看到所需要的东西，社会心理学也可以看到所需要的东西，人类学专家也可以看到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商人同样也可以从中获得商人需要关注的东西。都可以从中找到所要找到的。这是一种再现的价值

第三个价值，启示价值，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社会管理包括意识形态在这个领域起的价值。这个是有待于未来去评价的，我今天没有资格来评价这一点。华强北商会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给政府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参照范本。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这本书不止针对深圳的政府管理者，乃至中国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内地的城市政府管理者也可以作为管理模式进行推广。

因此，华强北商会运作模式，我认为给未来新生商会组织发起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他就不说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最后十分钟发言时间。控制在三分钟内。

杨云彪：

我接着唐娟博士的话题补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刚才唐娟博士谈到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我觉得陶庆博士这本书也是谈这个问题。民间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扶持。因为民间商会、社会团体是我们国家刚刚发育的一个团体。它内部存在很多矛盾，同时受到我们集体行动逻辑的制约，它也有许多很难发展的问题。所以需要政府扶持。另外一个，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民间商会发展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公共权力的一个挑战。怎么样走这么一个既能够得到政府扶持，又能够不被构成认为是公共权力的挑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这个途径怎么走？我觉得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只有通过自己摸索。陶博士研究的结论就是走这么一个尝试。

第二，民间商会的问题。他这本书谈了很多问题，民间商会发展有一个通过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谈到利益诉求。我们诉求怎么走？主要是行政诉求。政治诉求怎么走？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没有过多涉及。我觉得通过我们对国外民间商会的考察，国外民间商会更多围绕着议会表达诉求。而我们民间商会表达更多是通过行政途径、党的途径。我作为深圳市人大一个干部，我觉得我们民间商会、社会团体也好，应当逐步尝试走这条路，我了解华强北这个地方有几个代表，包括市代表、区代表，不下十人。在市里这块他们提出很多关于改造华强北的议案、建议。通过人大制度表达也有一个瓶颈，另外也存在一个合法化地位的问题。比如在选举方面，我们目前是政党十人以上提名，而社会团体没有提名权。这就制约了他参与诉求。所以政治参与也应当让民间的社会团体参与，我就谈这么两点。

于长江：

我说两句，我作为陶庆博士的同事，学术界有一句话，理论经常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陶博士这个研究就是这个典型代表。陶博士的学术研究反映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差不多上世纪30、40年代由中国学术界当时吴文藻先生等等老一代学者开创的传统。这种思想在费孝通先生一个很重要的文章“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有全面阐述。我作为一个同事为陶庆博士的这本专著出版感到骄傲，陶庆博士也是沿着同样一条道路来做这项研究的。北大社会人类学所最早就是费孝通先生建立的。像刚才我们刘主任谈到，北大也在做这方面的招生、研究，比如对大冲城中村研究、大芬村研究、深圳移民群体的研究等等，以后也有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另外这个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点，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区别，大家研究的就是一个人与人交往，将心比心、以己推己，以人推人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特殊之处，和一般的调研还有很大区别。陶博士的人类学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高丙中教授，他今天有一个特别情况，所以来不了。他专门打电话让我代表他来讲几句，让我来专门解释一下陶庆博士的研究情况。但是这本书里他的观点在书里都有，有序言。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我们福田区总商会副会长陈雪芳。

陈雪芳：

我们今天总商会领导来参会的还有赵会长。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具体这个会的主题。而且陶博士这本书我边听也边翻阅了一下。我本来没有打算发言。这个书我翻了一下，就把我们带回了和陶博士一起探讨民间商会组建、民间商会发展的那段历史，也带进了我们组建华强北商会的那段历史。这种研究方式，记录了我们华强北发展的一个过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里对我们陶博士真实的学术态度表示衷心感谢。

另外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这本书把我们组建商会的历史真实地记录在案，永远地载入了史册。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我们真要感谢我们陶博士。借这个机会，我祝我们陶博士这本书能够顺利发行，谢谢！

主持人：

按照今天会务安排，我们必须现在结束我们会场上的研讨。有一个环节是主持人小结，其实我在每位发言者后面都做了一句、两句自以为是的点评。

今天上午的研讨是因陶博士这本书展开的，但是我们讨论话题不仅仅局限于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所反映的华强北商会的努力、深圳为代表的中国探索民间商会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这个用一种术语讲的话，不如简单的说，我们正在从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一个农业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到现在和将来我们以工商业方法的继续生存。这其实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在150年当中的阵痛，几代人都是记忆犹新的，这个尝试由深圳人再次尝试，而这种尝试在欧美国家，作为个人、自由工商业有上千年的历史，社会参与的努力有500多年历史，而我们刚刚开始。所以这本书的成果不是一个话题的总结，而是一个话题的开始。我们每个人在其中的角色，我认为至少有三种：第一，历史的缔造者。第二，历史的书写者。第三，历史的观摩和审视者。我们今天就是以三种角色来到这个研讨会，如果我们探索失败的话，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无论官员、企业家、普通个人，我们悲惨的命运都不能幸免。如果我们探索努力成功了，我们每个人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出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我们个人都是莫大的幸事，这样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一本书、一条街、一个商会，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因为时间关系，不一定每个人的发言可以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身影可以记录下来。陶博士的书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里面没有图片。所以从现在开始，不仅记录声音，还要记录形象。接下来我们有两个安排：第一，合影。合影完后，我们到马路对面搭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陶博士作为一个首发式的作者，要进行签名赠书和售书。这个活动请大家积极配合支持。接下来请工作人员马上到位。我们就在这边马上照相，之后马上到群星广场参加一个简短的首发式。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