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些国家节日的记忆，对于1970年代生人来说，小学和初中有密集的歌咏比赛，其中有首热门参赛歌曲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整合改造”、“工人内退下岗”、“工厂倒闭破产资不抵债”、“工人成为底层社会流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一波波浪潮，旧的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其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出现在富士康、广州、东莞、深圳龙岗的工业区产制的是一种新的工人阶层。他们相对年轻，从未有过工人荣誉感和归属感的教育，他们自己给出的标签是打工仔——这和工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处在一种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自谋职业者的中间状态，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城镇和大城市之间，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会嘲笑不出门同乡的土气，但是也会在回到城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在的渺小和“屌毛”感（许多富士康的员工私下以“屌毛”相称）。

　　如果中国的工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沦为发避孕套、劳保用品的“国家货郎”的话，2000年以降，工会作为争取工人权益和力量凝聚的组织，其实在中国已经高调消失了，国家不说，工人也不问。上世纪九十年的中国新兴工人，仍然可以在歌手李春波、陈升、《打工妹》、《情满珠江》之类的怀乡、青涩恋情和励志情绪里生活；现在的中国城市打工者，他们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都市生活环境，无可企及的生活愿景和几乎绝望的个体成长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丧失了自己重新做农民的能力和愿力。

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国家缺席

　　第三，作为纳税大户，富士康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城市，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封闭和主权意识的城市庄园，这里的一切，原理上仍然是“生长在红旗下”，在国家和党的监督之下，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自己的党委书记？汶川地震期间有没有交特殊党费？但是这些监督，不过就是邀请企业主列席地区两会建言，国际劳动节、春节回家、春运高峰、城市办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时候，借关怀城市建设者的名义上演一些秀场。对于企业内部的严刑峻法、规章制度、军营管理、工人的嫔妃化和奴婢化，国家基本上是缺席的（宋山木是另外一种注脚，同时请不要忘记早些时期，中国工人的下跪事件）。只要富士康持续贡献几十个亿，它的下场顶多是个“大力整改”，两个“关怀”，四个“回头看”。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是被当做精子使用的，只要仍然有几个亿，保持经济的持续受孕能力，就是个好种子。

　　2007年我曾经调查过沿海工人的尘肺病以及工伤赔偿案例，采访了重庆的知名工人维权律师周立太，前往四川达州去采访尘肺病人的家属，并在因公致残工人的带领下，重新进入他们曾工作的工厂。从大城市、核心和龙头产业，到产业工人乡缘、血缘、业缘所联系的、处在凋零中的城镇和农村，任何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实际上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利益链条中，如果这个环节发生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国工人的公民权、中国公民的迁徙权、中国的户籍管理、中国的职业正义、全球产业连锁与危害补偿、伤害（区域、集体、个体）的跨国诉讼、国际公平贸易、国际代工的制度细节、国际代工的所属地国家干预、国家赔偿、工人原籍所在地集体安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1999年，作为本科生刚毕业，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广东打工经历，在拥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坐车到广东境内，然后因为证件资料不全，被樟木头的公安拦下，统一用车装运到一个工人集散中心，有些外表对城市更为恐慌的底层打工者，被送到采石场打工，作为对不办证进入特区的惩罚，我因为有大学毕业证，被中途放走（如果态度强硬，将成为孙志刚）。我辗转来到广东虎门，作为一名技术翻译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生活还没有电脑，网络也没有普及，我记得当时这家当地比较大的皮革厂，周围有黄色录像厅、小卖铺、烧烤店、电话亭、性用品商店，宿舍里没有电视，下班的时候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到电话亭打电话，然后在烧烤摊上喝上几瓶啤酒，男工人聊得大多数是性和女人。我曾经到我的工友家访问过，他住在广州，具体地址是石牌，那是一个城中村的超级版本，所有的建筑在跳贴面舞，坐在房间里只要有电话，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搞定，房间比较脆薄，经常夜里能听到隔壁亲昵的声音。

　　那是中国的1999年，我大学毕业，我随后觉得这种打工没有出路，去继续读书，我同时间下海打工的同学和朋友，小部分自己创业成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和生意，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在学到了老板的一些做法后，转过身就可以模仿成立一个新公司，做任何可以挣钱的事情。至于中国新兴工人的生活环境，我相信他们会过得更加数字化，但或许和1999年一样糟，甚至可能在伙食上更糟糕，因为可能在极热的广东喝不起一碗绿豆汤。

转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