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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陷囹圄近500天之后，黄光裕将于近日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某间审判庭。与之前关于其罪名的种种猜测不同，这位原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00493.HK)董事局主席，在今年2月12日北京市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中，被诉的仅有三宗罪：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
在黄落马前后，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一批少壮派潮汕籍精英也相继事发。关于该案所有可能的细枝末节，在过去的15个月间，也已被人们从各个角度及渠道挖掘至深。
过去十年对黄光裕来说，可谓明暗交织。头五年，人们惊诧于国美模式纵横捭阖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冲击波，天津、成都、沈阳、北京、济南……惊鸿无数、藩篱丛生，黄光裕携国美一路涉险走过，并最终改写了中国家电行业规则。后五年，准确地说，从2006年黄氏遭遇调查(后蒙“照应”过关)开始，他逐渐诱发另一场涉及更深、范围更广的风暴，并最终落脚于遭遇官商勾结、贪腐潜规则的口诛笔伐，乃至法律审判。该次庭审几可被定格于一场“世纪大审判”，这或许是对现行体制及商业规则的一次拷问。
而在千里之外的潮汕平原，黄光裕之轰然倒下，更像是那个本土商业群体一道心理防线的坍塌。
先于黄光裕事发，潮汕商帮群体早开始经历“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与走私、骗税、假货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机的爆发，非但令潮汕企业名声扫地，还被曾与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温州商人(两者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迎头赶超。黄光裕为首的一派潮商的异军突起，曾令潮商群体为之一振，未曾想，此位“精神领袖”竟以更为剧烈震荡之方式落幕。
非但如此，黄的陨落，还在潮商中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除其兄长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京文唱片董事长许钟民、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深圳茂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黄茂如、香港赌业巨头连超等潮汕籍商界大佬都相继被卷入丑闻与非议，唯程度轻重不同。及至2月1日，深圳市金光华集团公司董事长李亚鹤(生于汕头市潮南区)亦因“涉嫌行贿”而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
与黄光裕17岁远走他乡闯世界并最终成就“国美帝国”相类，李亚鹤也是17岁即辍学前往深圳建筑工地打工，后来，身为包工头的李，得遇某高干子弟并成功揽下深圳某个路桥建设项目，由此改写命运、变身大佬。
事实上，十几岁外出闯荡，由小商小贩变身亿万身家的商贾大户，堪称潮商的标签之一，李嘉诚、朱孟依等皆是如此。你不能不折服于这一群体对于商业拜物教式的执着，以及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正是这种对商业无孔不入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可敌国的巨贾。其间，潮商所爆发出的霸气、魄力、胆量、想象空间，自然令人震撼，但也搀杂了唯利是图、漠视法律、不择手段、任人唯亲等的复杂因素。
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敢“捅破天”的强悍风格叠加，既为黄光裕等人成功之根本，亦是其失去自由的祸源。
这已不是象征着潮商初兴的“红头船”年代(1684年清政府终结海禁，潮州船头被涂为红色)，亦非百余年前远赴南洋的垦荒时代，潮商乃至中国所有商帮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躁动期而试图搭建起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日臻成熟的法治建设，日渐完备的资本市场，被信息碾平的世界……凭借数百年绵延积累成就名号的潮商，如果还照老一套行走商业世界，未免时空错位。
事实上，潮商的问题集中爆发并非巧合。即便没有黄光裕案牵出的这次政商大地震，无论是在企业运营、产业选择还是区域经济层面，潮商的失语与失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底线的官商勾结
黄光裕头上的“第一只鞋子”，是在2006年国庆前夕掉下来的。
彼时，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牵涉他案而被捕，并供出其与黄光裕、黄俊钦勾结骗贷数亿一事，黄氏兄弟被带走调查。尽管受到庇护且调查最终不了了之(2007年1月16日公安部撤销对黄光裕的协助调查)，但据说此后黄氏兄弟一直为缺乏高层背景而惴惴，自此，他开始了一场令其陷入深渊的自我救赎。
此后的2年时间里，这位首富迅速苦心经营起了一个级别甚高、涉及至广的官商关系网(第一次被调查之前，黄即与部分官员有勾结)，直至2008年11月17日夜间，他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这一次，是真的。9天后，其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000931.SZ)董事长许钟民亦因同案被查。
在黄光裕案发前后，众多高级别官员也相继“落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济犯罪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以及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牵连之广至为罕见，甚至让当年上海社保案的主角张荣坤也为之逊色。
黄光裕利益链条深入政界之深之广，符合黄一贯的凌厉、迅捷手法。一位潮汕商人对本刊讲述了潮汕人送礼的特点：“潮商敢赌。即便不怎么熟悉，也敢上门送钱。而且把钱放下就走，不要任何字据。即便人家没有帮上忙，也不会去告发。在这点上，潮汕人已经有口碑了。”
以郭京毅(2008年8月13日被“双规”)为例，在某次酒会上，黄光裕酒后吐真言，称送给了郭巨额的真金白银(有报道称郭“两次收取人民币共110万元”)。郭自然也乐得为黄效力，在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过程中，郭甚至修改了法律规定，使困扰黄的外资占股限制被放开。
被黄光裕成功收买的郑少东，则在黄第一次遭遇调查后的2006年12月23日，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会议上表示，应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当然，这被认为是对黄光裕案的“特殊关照”。郑也不是“说说而已”，他还授意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黄“消灾”，令黄氏兄弟逃过一劫。
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人情世故比法律高得多，“只要把人搞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上述潮汕商人表示。
在地产界，合生创展走“高层路线”已不是什么秘密。“朱孟依交往的圈子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在朱孟依身边工作过数年的一位重要幕僚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意味着，朱个人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能量是惊人的。自从2004年土地“招拍挂”以来，土地市场已经成为各大地产公司竞逐的斗场，而合生创展在公开土地市场鲜有露面。早期，合生创展通过协议拿下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土地，至今，合生创展的土地成本都是行业中最低的。合生创展在房地产行业一战成名，始于1992年在广州天河区开发的华景新城项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合生以极低的价格拿地。不久之后，广州市政府宣布城市规划，天河区成为广州市中心区域。“如果你不清楚政府想什么，根本拿不到这样的地。”
在黄光裕事发后，不久即传出朱孟依事涉黄光裕案的消息，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合生创展一直处于动荡中，高层也极不稳定。2010年1月21日，合生创展公告称，公司行政总裁陈长缨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职务，廖若清获任为执行董事。
自曝“跟朱孟依很熟”的一位匿名人士对本刊表示，朱最大问题在于，他也是“官商勾结的高手”。
当然，官商勾结并非潮汕商帮独有，全国每年的官商窝案数不胜数。但黄光裕一人出事，竟然带出数位潮汕籍高官及商界大佬，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潮汕商帮在人际交往上的特点：自成一体、圈子封闭。
“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说潮州话、吃潮汕菜、喝功夫茶，那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潮商研究专家张更义对本刊分析说。自称“省尾国脚”的潮汕地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潮州话极为难懂，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许多其它地方已经模糊的传统，比如宗族观念、鬼神观念、多子多福的观念等等，在潮汕地区依旧很浓厚，在文化上，他们有非常高的自我认同感。
事实上，多位潮商研究人士均向本刊表示，潮商一直以来都不是与官员打交道的高手，他们更愿意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其中一位专家甚至指称，“黄光裕的手法不像潮商”，在他的印象里，跟善于结为行业协会行事的温州商人相比，潮商更喜欢把生意做得纯粹些，且会按照商业规则去做。
那么，一向非常商业化的潮商，为何突然成了“官商勾结”的重灾区呢？
“官商勾结也不过是为了生意的目的。”著名地产策划人王志纲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潮商近年来的官商勾结，“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商业化”，一切为了生意，于是，他们“把官场当商场经营”，“他们会认为投资政治是最大的投资，这跟胡雪岩的套路是一样的。”
过度的商业化，使得潮汕商帮呈现出极度现实主义的特征。“什么伦理不伦理，道德不道德，一切都是生意。”他们彻底地抛弃幻想，彻底地追求财富，这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潮汕人对金钱的理解，对机会的把握，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张更义说。
“他们做事情没有底线。”住在深圳福田区一处高档小区的朱先生，讲述了他对潮汕人的印象，“他们生很多孩子，楼下停着的宝马、奔驰，好车不断地在换，什么赚钱做什么。深圳的地下钱庄、印假钞等捞偏门的生意，很多都是潮汕人在做。”
潮汕有一句民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世界最大冰毒案”的制造者、大毒枭陈炳锡，即为汕头普宁人。此外，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这些曾经因为毒品而震撼人们神经的名字，均来自普宁。
“为什么潮商低调，是因为会见光死。”一位对于潮商渊源颇深的匿名人士透露，“(在黄光裕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潮汕商帮中沉潜在海底、鲨鱼式的人物有不少。现在这些鲨鱼们受到的震慑是空前的。”
“我现在对王石和万科佩服得五体投地。”深圳一位潮州籍的中型开发商对本刊反思道。他在深圳做了十几年地产，身家不菲，但是始终没有更大的事业空间。深圳地产界有很多比他做得好的老乡，“一直都是担惊受怕的”，“而万科从一开始就坚持走正道，现在反而有了这样不可超越的格局。”
他透露，在许宗衡案爆发之后，深圳有很多开发商暂避国外，其中有不少潮汕人，“围绕在许宗衡身边的主要就是潮汕籍开发商”。早在2000年，原深圳市长王矩案爆发时，这一幕也曾上演过，彼时，深圳茂业集团董事长黄茂如和其兄黄世再远避国外。
在深圳房地产行业中，潮商的影响力是绝对性的。“深圳这几年排名前十位的开发商，潮商能有八九家。在最成功的房地产企业中，潮商能占40%。”潮商能在深圳地产业造成这种格局，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善于搞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对高官出手阔绰的黄光裕，对家乡却“小气”得多。汕头市工商联经济联络部主任李冠禹对《中国企业家》回顾说，汕头市的市委书记曾请黄回去搞过一次座谈，“他也表态说回家乡发展，市里的领导很重视，因为是大老板要回家乡，但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
黄光裕最后一次出现在家乡，是在2008年11月10日参加汕头粤东侨博会，期间，他还特地在保镖的簇拥下回了自己的出生地—汕头市潮阳县铜盂镇凤壶村。
仅仅7天后，他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投机有余
走向官商勾结这条路，也与潮商的行业选择不无关系。
地产是潮汕商帮最擅长的行业之一。根据张更义对全球潮商的研究，“在价格不透明的行业，比如黄金珠宝、地产、军火、毒品等行业，是潮汕人拿手的。”黄光裕左家电连锁右地产，也是众所周知。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潮商的精明、胆大、魄力不无关系。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大公司觉得风险大撤出了深圳CBD，只有潮汕人敢投资，现在深圳CBD的开发商基本都是潮汕人。”深圳商业协会副会长唐荣生曾经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多年，他对潮商的印象是“别人不敢碰的项目，潮汕人敢碰”。深圳的许多烂尾楼，就多为潮汕人接手。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目前生意红火的COCOPARK购物中心，此前曾经烂尾十几年；星河国际接手盘活之后，“赚的不止10倍”。而深圳兆佳业房地产公司甚至专门以盘活烂尾楼著称，其董事长郭成也是潮商。“一方面是替政府解了围，另一方面烂尾楼一旦盘活收益相当高。”唐荣生说。
王志纲认为潮汕人具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生命力顽强，第二是好勇斗狠，第三是有商业传统，第四不受教化所约束。“他们在商业上的开创能力非常强，但如果控制不住就是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潮汕人的精明和好勇斗狠，在黄光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家电连锁行业中的诸多潜规则，比如上架费、促销费等等，都始于国美。黄充当了家电行业中的“价格屠夫”，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狂人”—不惜高价收购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疯狂操纵中关村股价，乃至通过地下钱庄洗钱。
这些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乃至市场经济未成体系之前，很有市场。无人否认，国美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在市场上凶猛拼杀出来的。薄利多销是国美能够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也是潮商的一大特色。在深圳茂业百货一直是人气最旺的商场，它最令消费者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年底通宵全场低至3折的活动。
“潮商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帮。”张更义说，大部分潮商都是从底层创业，通晓人情世故，对市场脉搏把握得比较准，同时“他们敢赌，有极为纯粹、独到的商业眼光”。2008年底，中国的股市已经接近底部，黄茂如出手凌厉，在二级市场大批量同时吃进3家上市公司股权，并最终获得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在王志纲看来，这也反映了潮商“投机意识太强”，而潮汕企业近些年所集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根源恰在于此。
在潮汕地区，即便是那些已经赫赫有名的企业，它们的销售额、企业规模、利润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它们都不会公布数字，连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据分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政府让其捐款之类；二是可以逃税。一位参与过潮汕多家企业上市的投行人士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有的企业2亿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就有8000多万。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是应该给员工和国家的那两份，被企业给拿走了一部分。”
潮汕圈子内，还盛行用现金做生意、不开发票。“如果本金100万，一年流通10次就是1000万，光流转税就要交50万。如果用现金，流转税就省掉了。”一位潮商对本刊表示。尽管潮商素来对外以团结著称，但是“一般同行之间交流很少，都彼此防着对方”。很多潮汕老板把大量精力放在防范下属上，极度戒惧外人，结果导致外来力量很难融入企业。
“潮汕系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潮汕商人多，企业家少。商人只为逐利，而企业家不但逐利，还有产业理想。这就是朱孟依与王石最大的差别。”商人与企业家的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的诸多不同，并最终带来企业发展路径以及格局的不同。
“过度精明就是狭隘。”在林天海看来，潮汕人过于精明，但始终是在“术”的层面拼抢，没有“道”的高度，更没有抓住“势”。“这是潮汕商帮这些年影响不及浙商、温商的主要原因。”林说。
在王志纲看来，温州商人之所以超越潮汕商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转向了实业，而非简单依赖于贸易。其依据在于，汕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特区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潮汕地区曾有一段辉煌期。彼时，汕头港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但在特区的优惠政策下，倒批文、走私贩私、制假卖假成为很多人发财的捷径。由于走私活动猖獗，国家开始重拳打击，潮汕经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潮汕又出现了信用缺失和虚假发票案，潮汕人的形象几乎降到最低点，其它省市的一些政府甚至出台文件，禁止本地企业与潮汕人做生意。
“当时的潮汕政府在引导上有问题。”潮汕文化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炜一说，“潮汕人在改革开放挖到第一桶金后，政府应当引导他们去搞实业，而不是继续搞原来那一套，搞贸易、倒批文加走私。”现在汕头港的吞吐量不及厦门港的1/10，而曾经向汕头取经办台商工业园的苏州，更是远远地把汕头抛在了后面。
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最具可比性的，是浙江温州、台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潮汕还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时候，温台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制假售假事件，遭受巨大的打击，但不少温台地区企业选择了品牌化之路以完成升级。
“温台地区没有汕头的特区政策，做假做不下去了，逼着它从流氓变成了绅士。”王志纲说。
封闭的家族模式
传承这个商帮数百年的“家族模式”，一度被潮商奉为至宝。
震荡不断的合生创展，即为明显例证之一。
2009年1月，合生创展主管商业地产的副总赵海离职；4月，合生创展上海区域公司一二把手及多位骨干同时离职；10月初，合生创展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的北京公司，包括主管营销的副总余洁在内的多名高管离职。实际上，高层人事变动在合生创展已经多次上演。陈长缨担任行政总裁只有两年时间；2008年1月，陈的前任武捷思，在合约到期前3个月离职；武的前任谢世东也是在任内离职，此后合生创展行政总裁的职位空缺长达1年半。在房地产行业，没有哪家大公司像合生这样频繁发生高层变动。
“朱孟依是个非常强势的人，没有不良嗜好，是个工作狂。”跟随朱孟依多年的一位幕僚说，他能够听进下属的意见，但是主要的决策都是他亲自拍板，职业经理人主要是执行，发挥的空间很小，“朱孟依和几位行政总裁在思路上有冲突，都发生过矛盾。”他透露，朱曾专门请来咨询公司帮助合生创展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这家早已上市的公司，“表面上请来了一些知名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但是关键岗位，基本上还是他自己的人。”
一位潮商圈内人士说，“在潮汕人和非潮汕人中，潮商会比较信任潮汕人；在潮汕人中又比较信任同乡，在同乡中又比较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国美应该是潮商大企业里在公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公司了，但黄光裕家族势力在国美系里占绝对优势仍是不言而喻。黄失去自由之后，由其妹黄秀虹出任鹏润控股董事长，国美的财务、人事等关键部门依旧是黄光裕最信任的“自己人”出任，据说狱中的黄光裕依旧可“遥控指挥”。
“黄光裕的强势导致一言堂，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比如他进军中关村，收购三联，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见得是合理的选择。”家电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说。
实际上，潮汕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国美电器、合生创展、茂业集团，2009年上市的奥飞动漫、齐心文具等等，均为家族势力掌控的企业。在汕头，几乎99%的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家庭化管理。“一般来说都是老公做董事长，老婆做财务总监，儿子做总经理”。如果家人出现分歧的结果就是分公司，导致公司不是越变越大，而是越变越小。
有意思的是，潮汕企业对家族企业的天然弊端似乎视而不见—其中最大风险，就是老板出事，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合生创展2009年的业绩以及剧烈的人事动荡，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易居国际发布的《2009年房地产销售业绩排行榜》上，合生创展仅以150亿元的销售收入位列房地产百亿俱乐部第17位，而万科的业绩已经超过600亿。而仅几年之前，在2004年，合生创展销售额率先突破百亿，成为与万科、中海并肩而立的百亿级公司，万科董事长王石曾盛赞“合生创展是真正的行业大鳄”，但此后几年，合生创展却被一家又一家的后起之秀赶超。
“这几年合生创展基本上是在吃老本。早年领先的优势，比如成本控制能力、拿地的优势，现在已经不是能够领先行业的优势了。”广州一位地产界资深人士说，“现在房地产企业已进入到比管理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的阶段。但合生创展大的战略依旧取决于朱老板与政府的关系。”在房地产市场格局发生巨变之后，合生创展的市场能力正在面临严峻考验。其在天津宝坻的京津新城项目，已经投资60多亿，但从2005年至今销售额不到30亿。
客观地来看，家族企业并非潮商独有—中国的民营企业70%以上均为家族企业，但拿另一个家族企业的重镇：江浙来说，江浙商人这些年更愿意通过一些更符合经营管理规律的方式、以公开透明的途径去讨论与解决家族企业的治理与传承问题。你听说过潮州商人集体讨论过“富二代”的接班问题吗？没有。但江浙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公众，这个问题已不唯是企业和企业家问题，而在该区域、在企业内外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种种问题，导致了在资本市场合生创展也不被认可。“合生创展的关联交易太多，给人的感觉透明度不高。”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香港的基金经理不喜欢这样的公司，而这又会影响到合生创展的再融资。2007年1月以后，合生创展仅仅在2009年6月做过一次配股，融资15.96亿港元。而同期的万科、保利等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额都超过百亿。
封闭、吃老本的问题，在潮汕的其它大企业也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黄茂如在国内地产界第一个将地产与商业成功结合，茂业百货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商业地产的领跑者和样本”，其时大连万达在商业地产模式上的探索才刚开始。“但是现在，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茂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其格局更是无法与万达相提并论。”深圳一位地产界人士评论。
潮汕的中小企业也有相同困境。“潮汕人办的企业，1亿-2亿规模的非常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企业要再上一个台阶非常难。”和君咨询汕头公司总经理林天海长期与潮汕籍企业打交道，他认为这些实质上都是“老板的问题”，“没有更高的眼界和境界，也没有战略。”
“戴着枷锁”转身
2004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曾经送给刚刚登顶首富的黄光裕一句广告词：“清新爽洁不紧绷”。
袁解释说，“清新”是说要有健康的工作与生活模式；“爽洁”是指不管过去怎么淘金，到现在要注意行为的合法与正当性；“不紧绷”指对团队该放权得放权，不要老是事必躬亲。但是黄光裕显然没有成功转型。黄光裕好赌已不是新闻，曾有传闻他在澳门豪赌输掉数十亿元。创业时期的草莽习性，在成为首富之后，黄也没有收敛，如今已经暴露出来的不法行为即为证明。在下属眼中，他变得自负，不可一世。曾经为国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比如何炬、张志铭，都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国美的。
“黄光裕的底蕴不足以承载其更大的发展。”黄立冲说，“企业真正要做大，最终还是要走正道。”潮商有非常纯粹的商业眼光，但是缺乏抽象、深刻的思考，缺乏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他们只是在追逐并享受着世俗之乐，这使得这个群体在精神气质上有浓厚的小农气息。
对潮汕那些依赖政商关系的大企业的转型，黄立冲持悲观态度，“这些企业看起来很大，但是里面有多少是泡沫？如果要转型，首先要把泡沫挤干净。但是一旦把泡沫挤掉了，这些企业可能就倒掉了。”他说，“这样发展起来的企业，有太多的人知道老板的秘密。因此这样的企业不可能通过公平的竞争机制淘汰不合格的人，也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这一点对企业发展的掣肘作用就很明显。”因此这类企业“转型不会自愿的发生，只有逼到没有办法才会转型”。
国美转型就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2009年，国美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管理，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国美给供货商的结算周期，过去经常超过2个月，现在已经压缩到20天、半个月。在国美所有的变化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2009年6月贝恩资本成为国美的第二大股东。“贝恩这家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的进入，对于国美股权结构的优化，以及国美的管理和决策，都是很有意义的。”刘步尘说。然而，这只是国美向规范治理转型中的第一步。而这一步迈出，竟是以黄光裕的失去自由为代价的。若黄光裕没有失去自由，国美的转型会来得这么快吗？
“如果说黄光裕事件我们要反省什么？我们潮商应该在精神上进行再造。但是这个功课我们至今还没有做。”王炜一说，他认为海外的潮商代表先进的方向，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把“本土文化与海洋文化比较完美的结合融合在一起”；而本土的潮商在文化上基本还是传统型和封闭型的。
2010年1月28日，时尚黄金概念的潮宏基(002345.SZ)成功登陆深圳中小板，发行价为33元/股，开盘即飙升至41.60元，对应市盈率为79.17倍。5个月前，国内动漫第一股的奥飞动漫(002292.SZ)曾创下了58.26倍的高市盈率纪录，这一纪录被潮宏基打破。这两家公司都来自汕头。2009年共有4家潮商在深圳及香港上市。“今年还将有十几家潮汕企业在A股上市。”汕头市政府调研室主任金春林对《中国企业家》说，“2010年底A股将有30多家潮汕企业，资本市场的潮汕板块已经形成了。”
“以前潮商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他们觉得赚钱自己拿好了，为什么还要上市跟别人分呢，只满足于在小世界里发大财。直到最近几年这种观念才发生改变。”林天海说。2004年，宜华木业在A股上市，带动了康美药业、东方锆业等一批企业上市。2009年奥飞动漫的成功上市，在潮商中引发了第二轮上市潮。在这些企业带动下，潮商的资本意识正在觉醒。在潮汕，记者接触到的包装、日化、陶瓷等行业的多家企业都正引入私募投资者，且在资本市场跃跃欲试。
奥飞动漫董事长蔡东青曾感叹，“上市让奥飞脱胎换骨”。奥飞以做玩具起家，因为玩具是传统产业不太好上市，才以热门的动漫作为概念。“电视台一播，奥飞的玩具销售起来了。那不是百分之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百倍的增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奥飞的玩具车四驱兄弟动漫播出之后，其一个季度的销量超过之前一年的产销量。
“黄金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上市首先是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第二是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公信力。”潮宏基总经理廖创宾在谈到上市对企业的影响时，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在林天海看来，潮商的风格是步步为营，很细腻、很扎实，潮汕很多企业甚至没有负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做得太实了，没有像浙商那样抓住一切机会做大自己。”
一度作为潮汕地区软肋的制造业，正在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潮汕籍的日化企业已经占到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出现了立白、拉芳、蒂花之秀、飘影等知名品牌；澄海的玩具，谷饶的内衣，潮州的陶瓷和晚礼服等等，都已经成为国内很大的生产基地。汕头当年做贸易时留下的商业网络，成为这批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支撑。“这些网络经过了20多年的优化，基本上水泼不进。”林天海说，“潮商的产品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到终端，对网络的控制正是潮商的厉害之处。”当地政府也试图有更多建树。“现在一开会市长就会说到上市。”金春林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多次受政府之邀来汕头讲课。此外汕头市政府还出台相关文件，对于进入不同上市程序的企业给予不同的奖励。之前，当地政府对潮商的引导不利，一直为人所诟病。
王炜一认为潮商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潮商不太重视人才，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身边没有智囊。”他说，浙商为什么能做好，因为他们懂得发挥人才的优势。所谓“钱”的问题，就是要搞股份制，不要搞家族化经营。这批新兴的市场化企业中，潮商家族企业的问题依旧很严重。记者在汕头采访时，耳闻当地最著名的一家日化企业正陷入严重的家族纷争。
在这批新兴潮商中，不是家族企业的潮宏基几乎是个另类。潮宏基的股权极为分散，主要的股东是董事长廖木枝潮阳县老家20多个街坊四邻。潮宏基是汕头极少数的引进职业经理人的公司，并且很早就聘请了咨询公司对企业规范化管理、组织化发展进行改造。人性化管理是这家公司的另一大特点。许多珠宝黄金企业对员工实行严格的搜身制度，但在潮宏基不必对员工进行搜身，也能保证不发生偷盗行为。
“黄光裕只是个别事件，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出问题，就认为潮商没戏了。”廖创宾说。
“红头船”：一个商帮的传奇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能够生长出如此多的商界巨子？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从汕头市出发向东，不到10公里的路程就到了澄海。
澄海与中国其它的小县城没有什么不同，破旧的街道和崭新的大楼交相辉映。2009年10月，做玩具起家的奥飞动漫以58倍的高市盈率登陆深圳中小板，人们才注意到这个叫澄海的小县城——这里居然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
澄海位于粤东韩江下游出海口，濒临南海。如果翻开中国的商业史，澄海应该是一个被铭记的地方。中国最著名的商帮——潮商，正是从澄海走向世界的。史料记载，1684年，清政府终结明朝严厉的海禁，所有的船要编号并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而澄海的樟林港正是红头船的发祥地，对外通商的红头船云集，粤东人一批又一批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经商谋生。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近代以来，无数潮人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创造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奇商帮。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三大商帮；在当代，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黄光裕等商界巨头。曾有媒体统计，在2000年潮商最鼎盛的时期，香港股市40%的市值为潮汕人所有。
与所有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潮商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国潮人达到500多万，甚至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潮汕区域三面高山环抱，一面向海，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陆路的迁移十分困难。而潮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平川沃野，河汊纵横，有着无与伦比的宜居环境。迅猛增长的人口，使得本土生存空间十分有限。人多地少成为决定潮汕人性格和发展道路的基本现实。
而对于潮汕先人们，海洋成为他们的出路。著名学者黄赞发说，要研究潮商，一定要从海洋文化着眼。中原的农耕文化向来“重农抑商”，晋商和徽商始终处于正统文化的边缘，由商而仕则是他们的追求；而在潮汕，商业一直是被推崇的对象。潮汕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正统文化对这块土地的影响有限。在潮汕谚语中有“交官穷”的说法，与之对应的是“小小生意能发家”，这与中原文化正统的官本位思想格格不入。
在明朝严厉的海禁管制下，潮汕曾经出现过强大的海商武装集团，与官府抗衡。早在500年前的明朝正德年间，潮汕的海上贸易已经相当发达。这些亦盗亦商的武装集团正是早期的海外潮籍商帮。在大海上与风浪搏击的胆魄，长期边陲意识形成的叛逆性格，这种气魄和狼性，是中国其他商帮所没有的。
潮汕人创业几乎都是从底层做起。李嘉诚做过学徒，林百欣做过苦力，这样的故事在潮汕民间口口相传，极富榜样的力量。深圳街头那些挑箩筐的、摆地摊的，很多都是潮汕人。大多数潮汕人都从零售业开始艰苦的创业。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潮汕人开的餐馆、米店、茶叶店、便利店随处可见。深圳主要的批发专业市场，如通信市场、电脑市场、海鲜市场，当地小店的主要进货地——湖贝路批发市场等，大都是潮汕人在经营把持。潮汕人掌握着深圳大部分的零售渠道。深圳市的一位领导曾感慨，“潮汕人若罢工一天，深圳将会瘫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做中小生意的潮汕人，就像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渗透进大地的各个角落。
“一般都是爷爷出来卖茶鸡蛋，爸爸开个小铺子，儿子可能就能做大生意。”北京潮星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宋美遐说。这样一代一代积累的商业经验和强大的商业网络，使得潮汕人在商业零售领域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一个商帮或者团体能够超越。泰国谢国民的易初莲花，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和百佳超市、以及通过并购到手的法国最大的香水零售连锁商店，黄光裕的国美电器，黄茂如的茂业百货，马来西亚钟廷森的百胜集团，这些在零售行业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大多都是潮汕人的。甚至在欧美，潮汕人在商业零售行业也举足轻重。汕头籍的陈才孝在美国的顺发行公司经营的大型超市，年营业额超过200亿美元；郑辉经营的巴黎士多有限公司旗下16家连锁超市几乎覆盖了法国各地。
尽管潮汕商帮早在几百年前就走出国门，但他们依旧是最具中国传统色彩的商帮。潮汕人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为家族而奋斗的传统极为浓厚。早期潮汕先人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漂流到海外讨生活，即便身无分文，靠岸之后也会先借一个大洋寄回家，以报平安。至今，潮汕人闯天下，还是“哥哥先出门，发展好了把兄弟姐妹都接出去”。黄光裕家族、黄茂如家族、朱孟依家族基本都是这种模式。
至今，潮汕地区仍保留有非常浓厚的宗族观念。在丰顺县黄金镇，《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了朱氏族长，朱孟依的老家就在距离黄金镇30多里路的留隍镇。老族长拿出六本厚厚的家谱说，朱孟依家族原来也在黄金镇，到第13代祖先时搬到了留隍镇。朱孟依在家乡口碑颇佳，修路修桥建学校处处都能看到他的捐助，但这些慈善活动他从未亲自出面。只有在朱氏宗祠完工的那天，他亲自到场。
由于内部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在潮汕有“出生入死”的说法，即走出潮汕反而能生，留在潮汕没有出路。潮汕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主要是在走出潮汕之后取得的。一旦走出潮汕，潮汕人的团结也是空前的。“在本土都是狼，但是到了外地面对的是狮子、老虎，所以他们必须抱团。”王志纲说。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中说：“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组织严密且向心力强。”
[对话]
王志纲：可怕的是没有原罪感
“商业这玩意儿会把一个人的能量、优点和缺点无限放大”
这次以黄光裕为首的潮汕少壮派出问题，会对潮商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王志纲：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中国人太健忘，何况中国人现在对商业力量这么崇拜。潮汕人自己需要反省。潮商太过于商业化了，所以做起事来就没有什么理论不理论、道德不道德，一切都是生意。
如果没有约束谁都可能没有底线。潮商没有底线的表现是什么？
王志纲：黄光裕被抓起来前一个月，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五天。当时有关方面邀请一些企业家去长白山考察，待了五天。他话也说得不太清楚，每天都在低头搞电脑，自己操盘。跟他聊起来，发现他对很多问题包括对地产开发，不是太懂，整个就是操盘手的思维方式。
潮汕人我见多了，他们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教化，按照广东话说就是没有边界，没有底线。他认为什么都可以摆平，说只要男人好色和好财就没有摆不平的。潮汕人比较可怕的一点是没有原罪感。什么叫教化？就是规范，就是礼义廉耻这些东西。
潮汕地理位置偏远，自古受到正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个商帮有500年未断的商业传承，有很浓厚的商业传统。加上他们好勇斗狠的性格，出人头地的欲望，加上商业的规则和力量，还有他没有边界，在中国目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社会里面更是畅行无阻，最后就触到了天花板。
潮商狼性特点很明显，但给人的感觉又很抱团？
王志纲：由于生存压力很大，潮汕内斗非常残酷，形成一种好勇斗狠的性格。他们的抱团也是罕见的。因为对于商人来说，只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像一群狼，在外，面对的是狮子、老虎，要共同打猎才能获胜，打完外面的内部再打，这就是潮汕人。他们抱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有自己的识别系统，第一潮汕话，第二功夫茶、潮州菜，还有潮汕的一些独特的传统，比如对婚姻对家庭的观念等。最后潮汕人成功以后，这些反而成为了一种优越感。
作为群体，潮商这些年好像听不到他们发出什么声音。为什么？
王志纲：他们有些不发声，因为会见光死。潮商基本都是低调的。像黄光裕被抓，跟他太高调了有关。潮汕人很聪明，都是“装憨包得饱，装猪吃老虎”。
潮商与浙商的差距有多大？
王志纲：原来我对浙商印象很好，但这几年浙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商业这个玩意儿会把一个人的能量、优点和缺点无限放大。可能昨天我们在表扬温台商人，批判潮商，但是下一步温台也可能步了潮商后尘。现在温州的钱积累多了以后，快变成中国的祸害了，到处投机，哪里能赚快钱就像蝗虫一样地去哪儿，这个很可怕。
你认为潮商出现目前的困局，根本性问题是什么？
王志纲：本来潮汕人做商业是不错的，在商业基础上逐渐向产业转型，产业本身就是一个教化过程，第一信用，第二质量，第三就是产业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再上升才会有李嘉诚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过程中断了，使潮汕人没有经历过产业化洗礼。因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给了潮汕特区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潮汕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走私贩私、信用缺失等问题。温州和闽南在上个世纪也出现过严重的制假造假现象，但因为它没有特殊政策，做假做不下去了，就开始做品牌、做制造业。
(王志纲，著名地产策划人)
潮商的商业版图
房地产业 大部分知名潮商几乎都涉足房地产。李嘉诚、罗康瑞、黄茂如、朱孟依、刘銮雄等房产大亨是代表人物
金融业 泰国陈弼臣家族创建并控制着东南亚曾排名第一的私营商业银行盘古银行。泰国京华银行、大城银行及泰国第一银行都由潮商控制。新加坡四大银行之一的华联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是潮商连瀛洲。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集团由郑鸿标家族创办
零售业 国美、易初莲花、屈臣氏、百佳超市、百盛，这些领军的著名零售企业几乎全部是潮商创立的
米业 潮商控制着东南亚大米交易。潮商控制了泰国80%左右的大米出口量。比较著名的家族有泰国的陈慈簧家族、胡玉麟家族
日化行业 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拉芳、好迪、立白、雅倩、蒂花之秀等知名品牌均为潮商开创
黄金珠宝行业 黄金珠宝是潮商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东南亚黄金交易，潮商占主导地位。据说，国内黄金生产销售环节，潮商占70%以上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潮汕商帮进化史
明朝正德年间
(1506-1521年)，潮汕私人海外贸易兴起
明嘉靖二年
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潮商组成相当规模的武装走私集团。第一代潮商多是海寇商人
清朝雍正元年
“红头船”成为潮商的象征
清乾隆年间
政府发牌给米商赴泰国等国家购米。潮商通过中泰米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在东南亚涉及民生的行业逐步形成垄断地位，完成工业化进程
从1861年汕头
开埠至1930年代
是潮商发展的第一波高潮。伴随着对外移民的高潮，潮商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上海地区，形成许多显赫家族。这一高潮被“二战”中断
1960-1970年代
潮商再度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1970年代之后
很多世居东南亚的海外潮人向西欧、北美、澳大利亚迁移，并获成功。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也涌现出黄光裕、朱孟依、马化腾等的巨商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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