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通常，我每年都要到东南亚考察两次，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却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我们的考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去的亦不是旅游景点，往往是早已废弃的地方，靠近原始森林，交通极其不便，但在历史上却有着重大意义。泰国经济学家汪华林博士，这位全世界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最优秀的学者在今年2月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至今仍觉得无比遗憾的是，在汪老爷子第二次心脏手术前，我曾向云南省政府建议，考虑他在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他接到中国，派最好的医生诊断、治疗。当时省里一位负责领导让我去泰国时转告汪老爷子，他们一定组织最好的医生来做这个手术。
    很遗憾的是，我把这个建议转告汪老爷子，他对中国朋友的好意表示感谢，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此前的心脏搭桥手术是在泰国的医院做的，那里的医生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这么多年与汪老爷子的交往中，我发现他身上有一些可笑的东西，也有一些可爱的东西，同时也有一些可敬的东西，还有一些可气的东西。
    汪老爷子的可笑，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形象有关。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脸正对着你，眼睛却是往一边斜的，让你搞不清楚是不是和你在说话。那是因为他小时候很贪玩，玩弹弓时把玻璃弹珠打到树上弹回来，击伤了右眼。经过手术，右眼是保存下来，但成为半失明，后来转为失明，左眼也受到影响。据说他在泰国最好的朱拉隆功大学任教时，就因此闹过很多笑话。他班上很多学生，知道他视力不好，就不好好听课，汪老爷子对前面几排还是能看到的，他就非常生气，手指着捣蛋的学生说：“你站起来！”但因为他的眼睛是斜的，所以旁边那个学生误以为汪老爷子指的是他，很委屈地站起来，说：“捣蛋的不是我啊！”汪说：“我知道，我指的不是你。”学生说：“可是你刚才明明指的是我啊。”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汪老爷子长得一点不帅，又粗又壮，头发全白，皮肤黝黑，眼睛又是斜视，但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女孩子喜欢他。那就是因为，他对女孩子特别好。有一次我们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做一个项目，他的助手——一位泰国毕业的女大学生，约了越南一个女大学生，大家一起在当地一家著名的法国餐馆吃饭。我和汪老爷子一瓶接一瓶地喝酒，两个女孩子不喝酒，坐在边上很无聊的样子。汪老爷子说：“你们坐在这里很无聊，出去买点东西吧。”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他的钱包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厚的钱包，至少有两寸厚，里面塞满了东南亚各个国家的信用卡、货币，还有人民币、英镑、美元等等。这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他就随手交给他的助手，让她们随便去买东西。等她们走后，我就问汪老爷子：“你把钱包给她们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让她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虽然付她们工资，但她们如果看到喜欢的首饰、服装，就没有那么多钱买。”
    钱包里有那么多钱，估计现金就有上千美元，如果她们乱花怎么办？汪老爷子说：“希望她们不会乱花，如果她们要乱花，我也没办法。”
    他对人好，是他可爱的一面，但我担心这一点可能被他身边的人利用。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发现确实有人在滥用他的好心。
    2003年时，我们到泰国最南部靠近柬埔寨的边境地区考察，为亚洲开发银行修筑跨国公路的计划做可行性研究。我就发现，他身边一些人，完全是把他当“戆徒”来对待。东南亚地区在6、7月份，户外温度都有四十多度，那天下午，汪老爷子说，我们要勘探的路线有很多地雷，全是土路，我又怕热，就让我别去了，他特别关照司机，你今天哪里都不用去，丁博士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你只要让丁博士开心就可以了。可是，我发现，他走后，那个司机根本不理我，开着车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怀疑他大概是出去拉客赚钱去了。一直等到晚上6点才回来，拉我出去转了半个小时。汪老爷子回来，还以为我整个下午玩得很开心，问我是否见到了最美的海滩、喝到了最好的啤酒、吃到了最好的海鲜，我说什么都没有，那个司机就在边上一声不吭。后来我知道，那个司机是泰国一个孤儿，小时就加入了黑社会，是汪老爷子同情他，给了他正式工作，让他做自己的司机。
    汪老爷子身上还有非常可敬的一面，他充满了对弱势群体、对劳动者的同情心。大概是2001年时，我们到达泰国北部的金三角地区，这里是中国和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地区。那里居住的是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第三代移民，经济非常落后。我们坐的是面包车，到达附近的一个小镇，汪老爷子就下去买东西，装了整整一车。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他要贩运小商品，没好意思问他。结果车开到当地一所小学，那里的教师、学生全认识他，所有的学生都围在操场上，他把车上装的学习、生活用品一件件送到学生手上。后来他和我说，他每次到这里，都自己掏腰包买东西送给他们。
　汪老爷子身上也有让人非常可气的一面，可气在于他做事情的方式。汪老爷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做事很有热情，但常常像钢琴随想曲那样随意。我们在一起时，好多次接不上轨。我做事情时，都是把所有的可能性考虑好，计划一旦制定，就不希望打断，而他却是从来不做计划，走一步看一步，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2003年的时候，我们在五六个月前就协商好了，要对越南全境做一次考察。等到我从云南坐了8个小时火车到了边境小镇，然后进入越南境内，然后又坐了6个小时长途汽车到达河内，终于和汪老爷子见面，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而情绪发生变化，突然说明天不去胡志明市了，他马上就飞回泰国去。就这样，他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河内。我又不会说越南语，人生地不熟，把我气死了。我们为了考察越南商量了五个月，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五个小时，其中四个小时都是在喝啤酒。
　我们最后一次共同旅行，是在他做心脏搭桥手术前，我从香港飞到曼谷。那个航班到达时已经快半夜12点了，汪老爷子竟然会到机场接我。这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难得了，因为他从下午开始就喝啤酒，一般到晚上七八点就喝得人事不醒了。我们当天夜里就出发，陪我到了泰国和老挝交界处。他说他要赶到缅甸开会，不能陪我了，我们约好一周后在老挝首都万象见面。没想到我们分手才几个小时，他就打电话给我，缅甸国内突发政变，第三把手被捕，会议临时取消了。我们在四轮越野车上互相搂着，一起喝着啤酒，又叫又跳的。司机说他们两个疯了啊，在车里又叫又跳很危险的。他和我开玩笑：“这个政变是不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因为你不想我们分手。”我说；“如果你再年轻20岁，我再年轻10岁，我们还可以疯狂地工作、疯狂地考察、疯狂地喝酒、疯狂地快乐30年。”他说：“即使我不能年轻20岁，你不能年轻10岁，我们两个在一起仍然要抓紧每一个小时疯狂。”
    这话多感人啊。可是，这一切再也没有了。而且我认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丁学良口述，周筱、郭健强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