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廿年来以经济和贸易为主轴的中美关系，大致代表了一种双赢共生的局面，以至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大牌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之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一新词汇。可是新近愈演愈烈、发展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和中国国务院官方交锋的“谷歌事件”及其后继效应，是一种中美双输的局面。

　　双输结局中没有“赢家”，但是输家也有大有小。以笔者的看法，中美两方相比，北京是这一事件更大的输家。这恐怕是在希拉里讲话之前，中国一直试图低调处理谷歌事件的主要原因。

　　美国输掉的，主要是市场和经济利益，谷歌如果真的撤出这一“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公司的经济收益和未来发展自然会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当前赢利的角度，这一负面影响并不十分严重。美国《商业周刊》指出：谷歌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年度收入估计远低于10亿美元。这折成季度收入才2亿出头，这只占谷歌最新的全球季度收入66亿7000万美元的3%上下。

　　所以谷歌一旦撤出中国的最大损失是未来发展潜力。可是信息流通是谷歌在欧美信息市场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此可以看出谷歌表示准备放弃中国市场，也是一个经过精心核计的商业决策：如果中国政府保持目前对信息流通和传媒业的严厉控制（《经济学家》周刊批评为control freak——控制癖），那么谷歌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

中国的输局远为严重

　　谷歌不惜以在中国“成仁”作为底线，不仅是与北京还价的极大筹码，也是一旦还价不成，可以在最重要的欧美市场获得最大政治和公关回报的“投资”。

　　与此相比，中国的输局远为严重。首先是国际公关：至少在欧美世界，北京会坐定谷歌公司口号“不作恶”的对立面。这一“恶”字（evil），是当年苏联瓦解之前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人民日报》近日指责美国以YouTube视频和Twitter微博作为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这一指责无视了这正是欧美新生代的政治环境现实。《纽约时报》最年轻的专栏作家Ross Douthat近日便将民主党去年的选举胜利，归结为该党新一代掌握的Google、YouTube和Facebook这“三大法宝”。而1月20日共和党如笔者预警赢得麻州参议员补选之后，《华盛顿邮报》也将此归功于共和党新人急起直追、掌握上述互联网工具的成果。

　　继已经遭到北京禁止或严密限制的Youtube、Twitter、Facebook之后，如果谷歌退出中国，不仅增加中美新一代领袖之间的摩擦，更会大幅度加剧欧美知识界与中国政府的距离，和对中国体制的负面印象。这是因为谷歌不仅新近再次入选《财富Fortune》杂志的十大最优雇主，更已经成为主导欧美上层建筑和社会舆论的知识精英，以及其他所有受教育阶层须臾难离的日常工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敬重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诸如《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和弗利德曼，都在谷歌事件上公开“反华”。弗利德曼甚至说：如果谷歌退出中国，他会“卖空”中国的执政党。有类似态度还有我熟知的一位著名常春藤大学汉学家。

　　如果说这些只是政治上的损失，那么长远的经济后果也决不能低估。谷歌毫无疑问是全球信息资讯工业革新革命的先驱，它的退出显然会对中国信息工业的竞争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不妨回顾1970年代，美国受到高效率高质量日本机械和电子工业步步进逼，“日本超越美国”论甚嚣尘上。但是此后美国在高科技上的创新突破重新将日本远远抛在后面。与频频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日本相比，中国更不具备像美国那样或集现代教育、科研、融资和经营管理于一身的高科技革新体制。这也是弗利德曼会因谷歌离华“卖空”中国的原因。

　　一个已经成为世界外贸出口第一的中国，是否能够长期以“内外有别”的理由，无视上述外部因素不论，北京在谷歌事件的最大输局，可能不出萧墙之外。市场分析表明：尽管谷歌占中国市场份额有限，其使用者集中偏多于上层知识精英。“非法献花”成为中国网络热词，充分显示谷歌事件对知识精英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冲击，和上层意识形态权威赤字的增加。

　　这也许是谷歌事件尚有转圜机会的一个动因。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