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国学术界自1936年吴晗介绍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发其端绪，到了五十年代，学界对此讨论得更是如火如荼，但当时对于《织工对》所叙述的是元末还是明初的丝织业抑或棉织业却未能取得一致解释。
　　
　　《织工对》一文其实叙述很简略，开门见山就说：“钱塘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老屋将压，机杼四五具南北向，列公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日佣为钱二百缗，衣食于主人。”很明显，这是当时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记录，跟英国十五十六世纪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关系并无两样。文中亦曾提及当时劳动力价值问题，如“有同业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这跟后来的欧洲作坊主资本家们青睐熟练劳动力的做法也毫无区别。”
　　
　　因为徐一夔其人生卒年跨越元明两代，所以《织工对》一文成文时间便存在元末与明初两种可能性。为了辨明《织工对》的具体成文时间，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对这一史料进行了精密考证，他发现，从“《始丰稿》的体例，《织工对》所用辞汇，元明钞值的比较各方面来看”，“《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记的是元末情况”。之后，他进一步运用织机与织工数目的比例等旁证材料，论定作品所述为丝织业状况，从而得出总结论：“徐一夔《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
　　
　　无独有偶，陈建华在《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一文中也得出与郑天挺遥相呼应的结论：“元朝灭亡(1368)前三四十年间，以苏州、杭州为主的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商业兴盛、生齿日繁、财力雄厚，在此基础上发展着一种注重实利、注重个性和创造、富于乐观和拓垦的文化精神。它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躯壳中蜕化出来，隐然遵循其自身的行进轨迹，同当时在广大内地继续传播和扩展的程、朱理学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对抗色彩。从世界范围看，它与正发轫于意大利沿海城市的文艺复兴的文化精神异轨同步、遥相辉映。”
　　
　　显然，元末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就已经出现。郑天挺对《织工对》的考证证实了元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存在，而陈建华对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的探讨则得出了元末中国东南城市文化精神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精神异轨同步、遥相辉映的结论。至于现如今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晚明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那已经是后来晚了两百多年的事。本文不打算就元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与晚明时期比较哪一个的范围更大更广，因为，二者相隔两百年，比较起来对元朝不太公平。说句不客气的话，假设元朝有两百年时间，焉知不能从这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从而成为帝国主义强国？
　　
　　本文着重谈论的是，元末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被暴虐政治摧残殆尽的悲惨命运。毫无疑问，推行这一暴虐政治的罪魁祸首，在元末明初时人的笔记中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任何狡辩，任何推搪之词也无法为之洗刷的。
　　
　　出仕元明两朝的贝琼在《贝清江集》中写下了他亲眼目睹的血淋淋事实：“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而身为明臣方孝孺在《逊志斋集》中叹息说：“时严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宗。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身为明朝状元翰林的吴宽在《翁家藏集卷》中回忆前事话语也皮里阳秋暗藏贬义：“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划削殆尽。”
　　
　　今人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回顾明初那段暴虐政治历史，唏嘘不已叹息说道：“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
　　
　　对于明代的全面大倒退情形，黄仁宇指出：“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他还着重批判道：“明代的财政管理方法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这也使它的财政制度不如元代的制度。 ”
　　
　　陈建华在《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一文里也指出：“朱元璋从重建农业理想社会的:狭隘愈念出发，明令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沿海筑防，实行海禁，遂使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遭受夭折的命运。”
　　
　　侯扬方教授曾在《朱元璋：一个全面倒退的制度创立者》一文中设想：“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全面反动和全面闭关锁国,中国就可能继承并发展唐宋元三朝世界领先的海外贸易,从而在15世纪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作为后人的我们，如何汲取前车之鉴，在全球化的今天使今日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任重道远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