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转折点。在这一转折时期，其他商帮都没有实现转型，或者努力了，没有成功，所以，在清灭亡之后都衰亡了。只有宁波商帮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明清，但在社会转型时自己也实现了成功的转型，并在新形势下迅速壮大。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是封建社会的商人，在封建社会衰亡过程中逐渐灭亡。
从几个主要商帮来看，最早灭亡的是徽商。徽商号称从事盐、茶、木、典四大行业，实际上使徽商致富成名的还是盐业。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政策由纲盐制（入纲才能经营的垄断）改为票盐制（任何人只要购买盐票，都可以经营），徽商失去了盐业经营的垄断权力。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就衰亡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历程。战争的结果之一是清政府开启了五口通商。这就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且只能由十三行从事的局面，打破了粤商垄断对外贸易的地位，粤商衰亡了。
1911年，清政府灭亡，这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历史最长、而且最大的商帮晋商也结束了自己辉煌的历史，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晋商衰亡得如此彻底，除了留下一些大院以外，从现代山西商人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当年晋商的风范。晋商的辉煌几乎被我们所遗忘。
然而，在其他商帮衰亡的同时，宁波商帮却成功完成了转型，从封建商人转变为现代企业家，称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车弓先生的小说《大商无界》正是写清末民初宁波商帮转型的历史的。
东海之滨的宁波早在七千年前就有河姆渡人生息。由于邻近海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早在秦朝就有海外客商来此贸易。宁波附近的山叫鄞山，并设鄞县，鄞即“贸邑”两字的合写，“以海人持贸易于此，故名”。唐代时就有通往日本等国的航线，“海外东国，贾舶交至”，并设立了政府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宋代称为与泉州、广州并列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番货海错，俱聚于此”。明代实行海禁，宁波商人弃海登陆，在内地找商业机会。明万历年间，宁波商人孙春阳在苏州开设“孙春阳南货铺”，宁波商人开始走向全国。我们这里所说的宁波商人不仅包括现在宁波各县的商人，而且还包含今天绍兴市和舟山市的部分县。这里所说的宁波是指旧宁波所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和后划入宁波府的余姚、宁海。宁波商帮也是指这一地区的商人。
商帮是指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业联盟，这种联盟通常以行会或会馆为组织形式。明末崇祯年间宁波从事药材业的商人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以后，清初宁波商人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宁波商人又在汉口建立浙宁会馆。嘉庆二年，宁波在上海的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又发起建立四明会所。这些会馆、会所的建立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形成。
明清时，宁波商人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地已有相当势力。在北京，他们控制了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至今仍然有名的同仁堂就是宁波商人乐显扬在康熙八年创办的，高阳的小说中经常提到的四家银号“四大怪”，也是宁波人的。但是，宁波商帮的真正黄金时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的通商五口之中有宁波，而且，宁波距上海很近。上海成为洋商和国内商人聚集的地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宁波商帮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进入上海，完成了自己从封建商人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型，宁波商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商帮，也为中国的封建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应该说，最早进入上海的不是宁波商人而是粤商，但使上海真正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是宁波商人。清末进入上海的宁波人已达四十万，到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旅沪的宁波人已达百万之多。这些人之中有已经成功的商人，但更多的是白手起家的。他们从当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挑夫做起，或者涉及新兴行业，或者依附洋商充当代理或买办，在获取第一桶金后，投资于民族工商业，产生了一大批民族企业家，如清末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民国时期的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方椒伯、俞佐庭、蒉延芳、周宗良等。
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他们基于互济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建立了各种行帮协会，如渔业的同善会、海味业的崇德会、酒业的济安会、南货业的永兴堂、猪业的敦仁堂、药业的喻业堂、肉业的诚仁堂、洋货业的永济堂、石作业的长寿会、木业的年庆会、银匠的同义会、劳工团体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1909年（宣统元年）宁波商人又筹建了四明旅沪同乡会（1910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1920至1935年间，还分别创建了镇海、宝海、奉化、象山等地的旅沪同乡会。这些帮会的建立表明宁波人不是个人在上海奋斗的商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商帮。
使宁波商帮能称雄上海的重要因素是他们掌握了上海总商会的实权。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并在全国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商人团体，它们还通过银业公会和钱业公会控制着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为宁波慈溪人严信厚，1904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又继任会长。从1902年到1946年，宁波商帮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名人有：朱葆三、周晋镳、虞洽卿、秦润卿、宋汉章、盛丕华等。宁波商帮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反映了它在上海工商界的实力和地位，也促进了宁波商帮的发展。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转折点。在这一转折时期，其他商帮都没有实现转型，或者努力了，没有成功，所以，在清灭亡之后都衰亡了。只有宁波商帮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明清，但在社会转型时自己也实现了成功的转型，并在新形势下迅速壮大。这种转型包括两种，一是由从事纯粹的商业活动转为投资于现代产业，二是从传统的银号、钱庄转入现代银行。这种转型使传统封建社会商人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家。
传统的商帮是从事纯商业的，封建社会末期也有商帮企图转向现代产业，如晋商曾经进入现代煤矿业，但没有成功。宁波商帮成功地进入现代产业，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宁波商帮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虞洽卿了。虞洽卿（1867-1945）出身贫寒，十五岁到上海当学徒，从跑街开始，当过买办、清政府官员，并自营进出口业务，经营房地产，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如四明银行、宁绍商舵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在金融与航运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参与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南洋劝业会，对宁波商帮的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转型。再如宁波商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叶澄衷（1840-1899），从小到上海摇舢板，贩卖烟酒果品，以后开办了中国人最早的外贸商行——老顺记洋货号，经营食品与船上用的五金杂货和洋油，被称为“五金大王”和“火油董事”，又创办火柴等实业。
另一位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朱葆三（1848-1926），他从学徒做起，以后投资于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工矿企业，其势力之大，以至于当年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话。宁波商人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宁波商帮的贡献不亚于洋务运动。而且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是政府，而宁波商帮是地道的“草根经济”、民营资本。
宁波商帮的另一种转型是由封建社会中的钱庄转变为现代银行。在清代，宁波商帮的钱庄与晋商的票号是相近的金融机构，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陆续进入上海，可以说旗鼓相当。但在1904到1911年间，晋商有多次进入大清银行的机会，甚至政府指定由晋商组建大清银行，都被其拒绝。山西的票号也曾努力组建商业银行，如蔚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就曾努力推动三晋银行的建立，但由于东家、大掌柜的阻挠而失败。而宁波商人则在原有钱庄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银行。1897年组建的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宁波人创办的。宁波人叶澄衷、严信厚和朱葆三是三位总董，董事长傅筱庵和常务董事徐圣禅都是宁波镇海人，常务董事孙衡甫、谢光甫、朱子奎和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局理事俞佐庭也是宁波府各县的人。1917到1918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共有八个成员。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其他五间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和四明银行，都与宁波商帮相关。
票号、钱庄和银行都是金融机构，但它们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有本质的不同。票号和钱庄属于封建社会的金融组织，银行是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尽管这个过程是被迫的、缓慢的、曲折的，但方向是不容改变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在这种形势下，票号和钱庄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晋商没有实现从票号到银行的转型，因此不可逆转地灭亡了，这也使晋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宁波商帮则完成了这种转型，这就为宁波商帮在社会转型之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宁波商帮和其他商帮都产生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其他商帮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无论过去如何辉煌，都逃离不了灭亡的命运，而唯有宁波商帮一枝独秀、转型成功呢？
这首先与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关。我们知道，商帮是指某地的商人，有的业务中心就在这些商人所在的地方，如粤商就在广州，晋商尽管在全国乃至国外活动，但中心还是在祁县、太谷、平遥这几个小县城。但有的商帮并不以本地为中心，如徽商的中心在扬州。宁波商人也在全国活动，但中心在上海。活动的中心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机遇不一样，思想开放程度也不一样。晋商以山西的几个小县城为中心，所以难以接受新思想，难以开放。宁波商帮在中国最开放的上海从事经商活动，所以，就有机会与洋商打交道，接受洋人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许多宁波商人都从事对外贸易或当买办，他们与洋人共事，而且要做好事，就必须接受洋人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他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受各方来的新思想的熏陶，不知不觉就有了开放的观念，学会了进行实业投资和现代金融。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早期发展中的地理位置。那些沿海城市开放程度高，就与他们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受其影响相关。在一个开放的地方，人们的观念也开放，宁波商人正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实现了在各商帮中思想领先，从而顺利转型。
宁波商帮转型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始终是“草根商人”，没有依靠“官商结合”。在封建社会中，政府控制着资源，经济是有权而兴，无权而衰的权力经济。那些没有以权力为背景的商帮始终没有做大，如山东的鲁商、陕西的陕商、浙江的龙游商，等等。成功的商帮都要依靠政府，靠权力致富。粤商靠的对外贸易垄断权是政府给予的，而且他们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员。所以，当这种垄断权力失去之后，就无法存在了。徽商靠的是盐业的垄断权，也是政府给予的，一旦改垄断的纲盐制为竞争的票盐制后，他们也迅速消失了。晋商在明代从事盐业，也靠了官商结合。清代之后的晋商，如乔家、曹家、常家等起先也是白手起家的草根商人，但他们以后能如此辉煌，靠的还是政府的权力。晋商票号做大，靠的是进入官银汇兑，而能进入这一领域，则是借助于政府的权力。
官商结合靠权力致富就削弱了创新的能力。官商结合能带来的利润太高了，不必在经营、管理上进行创新，只要花力气维持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就可以了。换言之，草根商人与官商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草根商人要善于抓住商机，在开拓业务与经营上下功夫，不创新就活不下去。但官商的关键是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徽商用巨资接待乾隆皇帝下江南，结交各级官员，所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经营创新。据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估算，在1750到1800年间，徽商每年的利润高达五百万两白银，五十年就是二点五亿两。有这样的暴利，还去做什么经营创新？官商结合会造就一大批富翁，但无法造就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用权力赚钱是不用创新的，即使有创新也只是结交官员的手法创新。
宁波商帮中的商人也有不少有官位的，但都是在他们经商成功之后买的虚职或被授予的名义官职。官商结合的路子是先有官再赚钱，而宁波商人是赚了钱后才有官的。官位不是经商成功的前提，而是经商成功的结果。他们经商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商场上获得成功，就要靠抓住时机，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这就使他们成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而不是靠官赚钱的官商。当然，不靠官商结合不等于不关心政治，宁波商帮成功之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他们未必是企图通过这些活动赚钱，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或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或出于寻求政治保护。
还应该指出，宁波商人的转型成功也与他们的文化底蕴相关。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宁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商人在经商成功之后也关心文化的发展，生活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的宁波商帮，既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又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使宁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而且也善于接受新知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创建一番事业，造就一代商帮的辉煌。宁波商帮的成功离不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