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商贾阶层之十一

下面这篇文章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恐怕都不能理解，可它就发表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３日的《天津日报》上，标题为《迎头痛击投机倒把分子》摘录如下：

最近，经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检举，一个投机倒把惯犯，流氓分子×××已被捉拿归案。这个投机倒把惯犯、流氓分子，长期以来勾结上海、沈阳等十几个城市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资本家以及投机倒把惯犯，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被公安、工商管理部门多次查获拘留。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中，这个坏家伙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活动更加嚣张。他唆使其子女，并煽动一些外地居民群众来天津抢购、套购一些日用品，到外地倒卖，从中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供应……

在上面这段文字里，透过谩骂与侮辱，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事实，“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投机倒把活动”，其实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正常、最必不可少的异地贸易，沟通有无而已。

在那个年代，除了军人之外，整个国家只存在四种人，一种是国家干部，一种是国家工人，一种是国家农民，剩下的是四类分子，国家的公敌。

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将“革命”作为常态。当没完没了的革命运动把这个东方大国折腾得几近崩溃的时候，一股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新潮流再次以“革命”的热情迅速席卷全国。经过建国后近三十年的长期压抑，人们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的本能欲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从１９７８年至今，又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如今的中国商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强势的社会群体。

  历史经历了一次荒唐的轮回。可是，孕育一代精英，显然要比消灭一代精英艰难许多。在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两代知识分子型商人被彻底消灭之后，现在的商人们还有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人格高度吗？

先用三十年消灭资产阶级，一直到濒临崩溃、“亡党亡国”的边缘，再用三十年催生所谓“新生代企业家”。这场政治游戏所产生的结果便是，消灭了最好，培养了“经常令人头痛”的。用三十年全面批判市场经济，再用三十年心急火燎地发展市场经济。其实，通向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早就摆在那里了，就看你愿不愿意走，是不是脚踏实地地走？

无论是消灭还是催生，都是一种凭借权力蔑视社会发展规律的极端过程。它们都不讲道德，不守规则（或者干脆就没有规则）。乱世英雄起四方，被催生的“新生代企业家”和历史上那些造反者一样，野蛮生长。

这种野蛮生长的最好例证就是曾经风云一时，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

１９９９年，正直新旧两个世纪交替之际。１月７日，在公安部直接指挥下，武汉、北京警方配合，对牟其中本人及涉案人员实施抓捕行动。“中国首富”在监狱里跨入了２１世纪。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２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涉嫌信用证诈骗一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法人牟其中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等为长期非法占有国家资金，伙同他人共谋，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行为，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达６．２亿多元，并造成了２．９亿多元的经济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经济集团被判处罚金５００万元，被告人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无论是当初受人追捧的“中国首富”，还是后来被人斥责的“中国首骗”，似乎都不能全面客观地概括牟其中这个人。但他肯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他是一个特别渴望成功的、特别希望改变生存现状的、来自社会低层的中国人。他不安分的性格，及其三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既折射了从革命时代到致富时代的社会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个人成功的疯狂追求。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曾经发表东方明、肖蓉的文章《万县人评说牟其中》，对牟其中的早期“奋斗史”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１９７４年春天。此时的牟其中在万县青年中可谓名声显赫，他思想活跃，对政治的热情程度，绝不亚于他后来的经商。……几位与他一样抱有极大政治热情的青年便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并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可大大出乎牟其中等人意料的是，“马列主义研究会”日后会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牟其中被内定判处死刑（幸未执行）。

  １９７９年底，在狱中呆了４年零４个月的牟其中获得平反释放。

  １９８２年４月，牟其中与人合资开办“万县市中德商店”，由牟其中担任商店经理。尽管当年的门面小得可怜，但第一年他们便破天荒获得了近８万元利润。１９８３年初，牟其中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购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给上海的许多商店，仅此一项，便获取了令人咋舌的大笔暴利……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中德商店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遭到查封，牟其中被收审。牟其中在狱中呆了１１个月后，再次被释放出来。

  这是牟其中二进宫，那个“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显然是过于不合时宜了。由于北京媒体的强势介入，成了他扬名天下的机会。这场官司被描述为“一起个体户受打击事件”，轰动全国，而他本人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从收容所出来的开拓者”。１９８５年初，牟其中把自己炒作成了“改革明星”。

  １９８４年８月３１日，牟其中获释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备大干一番。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牟其中匆匆召开了中德复业恳谈会。１０月５日，又破天荒将入狱前的中德商店升格为中德贸易公司，之后不久，又很快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办理了工商税务注册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  此外，他还搞过“小三峡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德服装工业公司、中德竹编工艺厂、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等，但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后来牟其中离开了万县。

我们不知道牟其中离开万县的全部背景，也不想推测他离开万县的内心动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开万县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实业”或商业上的成功。可几年之后，北京、深圳、武汉、满洲里……牟其中的世界突然变得异常开阔了，“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的旧招牌也被刷新为“南德经济集团”，特别是在“用５００车皮的积压物资，从俄罗斯换回了４架飞机”之后，他突然成了“中国首富”。由此，新一轮造“星”运动，甚至造神运动再次兴起。

１９９７年，也就是牟其中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那一年，全国城乡书摊上赫然出现一本标题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市场法制导刊》９７增刊。“……作者吴戈，是一名曾在南德集团打工的北大法学硕士，以犀利笔触深刻揭露了“大陆首富”骗银行、坑国企、整员工的滔天罪行。”

至此开始，牟其中的神话开始破灭。

 牟其中编织了一个神话，也毁灭了一个神话。从此，人们针对富豪的态度由热情的仰慕与赞许改为冷静的审视与分析。２００３年，随着周正毅、杨斌、仰融、赖昌星等一批富豪纷纷落马，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开始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引人热议的话题。时任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的专家赵晓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分析了这些“问题富豪”的主要特点：“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纷纷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乐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领域里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识淡薄。这跟很多富豪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化不高造成了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犯罪机会成本低，从而导致其更易于犯罪。”而面对记者的提问：“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赵晓则给了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一切向前看”让人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未来，它并不能解决一切向“钱”的现实问题。

  到了２００６年底，经过三年左右的“一切向前看”、“理性和建设性”，以及“规范我们的制度”之后，似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阳光富豪”，而落马的“问题富豪”却呈现出前仆后继之势。

接着，一场关于民企“原罪”的热议不期而至，与２００４年的那场大讨论相比，这一次的讨论主题更明确、层次也更高。为何此时出现民企“原罪”讨论热，各方说法不一，但很多人认为这与２００６年有多位民营企业家先后落马不无关系……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被捕；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因涉嫌偷税被有关部门刑拘；

  １１月，创维集团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因涉嫌偷窃诈骗等罪名在香港区域法院受审；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正式辞职，“以个人身份”配合中纪委对有关房地产事宜的调查；

  １２月，被誉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的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新华人寿董事长关国亮因遭调查而辞职；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９名高管刑事诉讼案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顾雏军不惜以绝食来要求“公开审理”和证明自己的“无罪”……

  无论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当代中国的富豪问题都显得过于复杂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那也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问题，而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必然产生的综合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次讨论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希望：“规范我们的制度”。客观地说，对商人的过度指责肯定是不公平的，在我们这个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率先丧失社会责任感，率先摧残道德规范，率先突破人类共同价值底线的往往并不是商人或曰民营企业家，而是那些掌握权力的腐败官员。批评商人而不批评真正的掌权者，只是显示了主流舆论的欺软怕硬，避重就轻，混淆视听。

  不脱离时代背景简单地否认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不等于因此而放弃置疑其中的某些个人。比如牟其中、周正毅、赖昌星……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法律，他们都是应该受到指责或制裁的。

  自秦王朝一统天下之后，中国的商人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他们多是不受道德约束的财富攫掠者，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干脆就是西门庆式的极端享乐主义者；一是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型现代企业家，不仅人格高尚，而且以匡世济民为己任，他们既是追求精神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实验者、实践者。

  做一个怎样的商人，追求怎样的快乐，选择权始终掌握在每一个商人的自己手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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