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王荣代市长在网上广泛征求市民、网民关于深圳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这是30年来深圳之首举，我等一介市民，期盼之余，理当为代市长力开深圳民意时代之创举尽“臣民”之劳。近来，工作之隙，积点滴漏见悄然成篇，谨供参考。

一、不必纠缠城市定位，保持战略思维更加务实

现在内地不少城市正如当年之深圳，换一届班子就会搞一个新定位，开一次党代会一般也会发展一个新定位，“城头王旗频换”，可谓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咎其深由，政绩使然，功利使然。建市30年来，深圳的城市定位经历了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调整。从政治范畴的经济特区到综合城市，到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再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直到最新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中赋予的“一区四市”，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细分城市定位，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窗口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知识城市、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设计之都、动漫之都、时尚之都等，还有如珠三角中心城市、华南中心城市、粤港合作示范区、物流中心、总部经济聚集区、先行先试示范区等。

放眼世界城市的发展实践，随着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城市定位做适当调整是必须的，僵化死板的定位自然会压制城市发展的多样性。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始终按照纺织业城市来定位，美国的圣何塞市和尤他市至今仍然追求杏子栽培与加工，顽固地坚持原来的城市定位，使得这些城市原本可以成为出色的经贸中心、硅谷和仿生学集聚的高科技领地等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机一失再失。但城市定位过于宽泛，变化过于频繁，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弊无利的。长期以来，由于深圳的区位特点，城市肩负的使命特殊，加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产业发展的稳定性不够，城市规划建设恒常性差，城市表象特征形式多，导致深圳过于频繁的城市定位转换。这种频繁的定位变化，使得不少人形成了一种习惯思维，认为定位问题事关重大，是核心。殊不知一厢情愿、好高骛远的大定位，远比不上低调务实地培育城市内生性的自然伸展与自由发展。

谋划深圳下一个30年的发展，关键是要常构战略思维。概括起来，须谋好“三个局”。

第一个局，是从政治上谋划下一个30年深圳在百舸争流的全国城市竞争发展态势中的地位之局。前30年，就政治优势而言，深圳凭借全国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地位，获得了飞速发展，成为能与京、沪、津、穗等比肩的全国第一方阵城市，也是一段时期内中国新型价值观、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但进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政治资源难以为继，下一步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政治上的瓶颈制约。虽然国务院批复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赋予深圳四项“先行先试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这仅是一个“准入证”，具体到什么内容的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革成本如何分担等，还取决于深圳人能否创造性地争取，还需中央定，远没有特区时代在进出口贸易、财税、城市建设等方面赋予的改革分权那样来得明确、直接，也没那么好操作；更没有京、沪等直辖市那种行政区划上可以直接争取国家投资、争到全国性项目、争得其他领域话语权的较大权限。此外，作为计划单列市，深圳在经济上是“准直辖”，行政上是省辖，形成政经权责并不十分对等的局面，这也势必影响深圳的进一步前行。深圳的新一轮发展确实面临城市地位上的尴尬局面，与京、港、沪、穗相比，人家是首都、行政特区、直辖市和省会，“经济特区”的光环逐渐暗淡后，深圳要立足全国城市的第一方阵，仅仗“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很难匹敌的。虽说政治上的“可为”度小，但也要敢谋、敢为、敢当。

一是不必奢谈“直辖梦”，力求更多的改革试验权。从全国现有直辖市的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西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部分的华南区域尚无直辖市。随着后现代化时期华南地区城市的多中心发展，在时机和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华南地区设立直辖市并非没有可能。作为条件较为成熟的深圳，一定要善抓机遇。虽然这个话题比较敏感，甚至明摆着属“不可为”、“不能为”，但也并非“无作为”。深圳应在未来的实践中打好区位优势牌、经济实力牌、移民文化牌，努力打造引领全国产业发展潮流的先进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发展高地，着力构建富有号召力的主流城市价值品牌，积极构筑和保持深圳在全国第一方阵城市中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要继续高扛“经济特区”的牌子，重新审视这块牌子“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排头兵”的政治意义，弘扬这块牌子所代表的“开拓进取”、“敢闯敢试”、“敢于天下先”的伟大精神，进一步挖掘其内在资源，并将其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新内涵进行整合，努力争取类似于“更大立法权”的政治资源，利用自身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整体优势，加大配套改革力度，以发挥好深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改革的先锋带头作用。

二是不言放弃“扩域梦”，努力争得更大的区域资源，扩大深圳的腹地。早在本世纪初，就有省、市层面提出将东莞的几个镇和惠州的淡水等作为腹地划入深圳的构想，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搁浅。时至今日，在美梦难成的情况下，深圳逐渐步入内涵式发展轨道，单位面积的集约收益不断提高，但深圳地域东西狭长、南北短促的地形情况越来越不利于城市扩张，特别是东西方向空间复杂，南向的大海将城市困住，有限的生存空间日益成为深圳新一轮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深圳要成为类似于美国洛杉矶（市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全国现代制造业中心、经济中心，仅凭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很难做到，许多大型项目和新兴产业布局将缺乏空间布阵。深圳北部的清溪、塘厦、凤岗三镇（东莞）和东部的淡水（惠州）与深圳腹地紧密连接，是深圳外延扩展的最好选择。虽然我们在行政区划调整上不可为，但完全可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大对这些地区的产业辐射和经济联系，正如北京将河北廊坊作为卫星城和产业转移主阵地、上海将苏州昆山作为其高新产业基地一样，深圳有选择地加大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不仅可以缓解现有的城市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赋予这些地区的产业和经济以“深圳特色”，让其融入深圳经济圈，为我们实现地域突破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建设“大深圳”赢得重要筹码。

三是努力实现“合作梦”，打造“东岸计划”，提升珠三角东岸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如果说上两种思路属于主观“不可为”的客观“下策”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则是深圳必须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可为”之“上策”，也是深圳下一个30年实现长足发展，融入东南亚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合作必由之路。放眼当今世界级城市功能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依托城市群或城市圈，无不在竞合的态势下逐步赢得更足资源、获得更多能量、取得更强实力。珠江口东岸在香港的牵引下，形成了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国际化最强的开放经济体和渐已成形的城市圈层。在珠三角启动的新一轮发展中，深圳作为东岸的境内主导城市，要主动引导东莞、惠州实现产业联动发展，构筑以深圳研发创新和生产管理为核心、周边地区加工组装和配套服务为基础的“大深圳制造”工业体系。深入发展与香港的合作，与东莞、惠州一道服务好、维护好香港这一区域发展引擎，做到“创新合作、产业错位、功能互补、文化共荣”，合力形成东岸城市圈，让深圳承担更多的全国性、全球性的城市功能。

第二个局，是从经济上谋划下一个30年在国际、国内主导产业发展态势中的产业领先格局。一直以来，深圳的产业基本依赖外商投资被动转型，随着国家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和各地争夺外商资源竞争的白热化，当前技术含量较低、轻型化、结构相对单一的产业体系让深圳在实现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处于被动，仅凭现有产业的惯性增长很难维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谋划下一个30年的更大发展，深圳必须迅速着手改造完善原有的发展路径，主动地使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升级。产业升级及高端化的关键取决于选择和培育新兴的主导产业。深圳未来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应以实施“产业跟随”战略为主，紧跟国际、国内产业发展态势，及时捕捉世界产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新机遇（下文详述），不断推进产业的高端化和国际化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打造优化转型及时、动态跨越发展的城市产业体系。在促进多元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更重视提高城市产业的动态发展能力，努力打破各产业存量的结构刚性，避免出现产业结构僵化问题，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化能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自我学习和自动搜索的自我适应能力；不断调整和改变各产业之间的生产能力配置构成，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形成“齿轮”效应，联动发展，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与国际产业互动、与国家主导产业紧密关联、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城市产业体系。

第三个局，是从民生上谋划好在城市法治、公共服务、资源、环境、人才等竞争发展态势中的后劲、活力之局。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才占有的稀缺性知识和信息成为创新的源泉，人才资本成为盘活其他资本的关键，今后城市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城市的潜力和活力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力。近年来，与京、沪、穗等城市比较，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人才日益短缺，大大制约了城市整体实力的提升。从中国未来人口迁徙和人才流动的内在趋势上看，民生水平的高低越来越成为人才流动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也是城市获得软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硬举措。深圳应进一步加大民主法治建设，将法治全面融入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强化依法治市，推进民主政治和公正司法。走“以民主促民生”的路子，民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广开言路，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通过发扬民主来改善民生，提高城市的政治吸引力。针对我市房价高企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负面效应，政府应重点关注人才的住房需求，开发公共租用房,建立覆盖面广、相对完善的公共租房体系，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保障。就人才建设本身来讲，应进一步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优秀人才选拔机制，让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积极搭建人才创新创业平台，提供创业条件，降低创业成本；以服务激励为手段，优化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和成长环境。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步伐，着力解决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环境、大气、噪声、垃圾废物等环保问题，持续改善和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努力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以优越的人居环境吸引国际、国内人才。

二、站在产业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深圳新一轮产业发展

近年来，产业哲学理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展的引导力逐步加强。这一理论克服了过去对实体经济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更加多维、系统地研判产业建构的社会性，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升级、优化较快和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发展相对完善的地方。特区建立前10年，大量的“三来一补”加工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结构非常单一；上世纪90年代，深圳工业向深加工发展，新的经济亮点产生，高新技术产业起步，金融、旅游等服务业加速发展；本世纪初，深圳产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传统加工业逐步引退，现代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长迅猛，全市经济素质得到质的提高。纵观深圳产业的“跨越式”发展，30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产业结构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经历了蛙跳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有效推动经济建设由数量型、资源消耗型的粗放经营方式向质量型、效益型、集约化经营转变，走技术先进和内涵发展的道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推动城市建设日益更新，促进城市社会构建不断发展。因此，历史地看，深圳的产业发展推动了深圳城市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

深圳的这一发展轨迹与产业哲学的理论相耦合，虽然这种耦合属不自觉的、朴素的“偶合”，但这毕竟印证了30年的建设实践中，经济特区抓住机遇、勇于开拓、适时更新的产业和城市社会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但下一个30年乃至更长时间，面临越来越复杂的产业发展环境和越来越宽泛的产业选择领域，深圳的产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是否还能像前30年那么“幸运”，每次都能较准确地选择适合自身城市特征的产业更新和产业组合，并以此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就存在比以往大得多的变数。因此，深圳的下一轮产业发展呼唤产业哲学的引导，在城市产业谋划中，要求以更宏大、更纵深的产业视野和更深入、更综合、更多维的城市发展考量，更前沿的社会治理思维，分析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掌握价值链的演变规律，把新兴产业选择与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谐社会构建等全面统一起来，让深圳的产业成长、经济建设和城市社会发展更协调、更健康、更具持续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实施“产业跟随”战略；努力抓住世界产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机遇，瞄准适合深圳城市特点的新兴产业。

（一）实施产业跟随战略，努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国家战略产业。

一是紧跟美国新能源布局，发展新能源产业。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布局美国的IT产业一样，今年初美国白宫发布了《复兴计划进度报告》，报告包括奥巴马政府的能源变革战略。自此，美国已经启动的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覆盖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新产业革命。目前，GE、IBM、Google、Intel、西门子等世界信息产业龙头都已开始大规模投入智能电网业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纷纷推动本国的智能电网建设。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国家能源战略，实施局部产业跟进战略，大力发展“互动电网”，适时分享作为危机冲击比较低的国家在危机重建中的巨大市场利益。

深圳作为我国最有条件抢抓这一先机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已经瞄准了新能源产业，市政府出台了《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2009-2015）》和《深圳市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将太阳能、核能等6个领域作为发展重点,从产业竞争力、产业化规模、新能源开发、产品应用、体制机制创新等5个方面提出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对我市发展新能源产业作总体部署，这必将为深圳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赢得极为珍贵的一席之地。

接下来，深圳要在新能源经济的激烈竞争处于领先地位，必须形成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思维。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作用。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开发和消费市场开拓更多地需要市场推动，但新能源产业作为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仅仅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还远远不足，无法形成产业发展的整合力，对世界技术新的突破方向也难准确把握，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具体产业引导和产业监管方面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为全市新能源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争取让深圳成为我国第一个（批）互动电网建设城市。我国发展互动电网的目的就是实现电力产业的跨越式转型，推动电力产业从中低端电力供应商的传统模式提升为综合能源、通讯和信息服务商的高端创新模式。深圳在电子信息、通讯等行业在全国走在前列，自主创新能力强，加上具有发展核能的基础，完全有能力承接全国互动电网建设的试点、探路工作。第三，努力形成新能源产业同盟。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内容之一就是促使政府和私营行业大举投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车的生产。可以说，新能源汽车代表了世界汽车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业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攻阵地。深圳应以比亚迪新能源轿车和五洲龙新能源客车为载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促进新能源汽车尽快实现实用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基地。与此同时，要鼓励企业建立产业联盟，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沿能源产业链上下延伸，促进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站、太阳能路灯、电池回收、智能电网、以及太阳能、风能发电等集群化发展，形成有效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打造类似我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营造新能源产业集聚的良好产业生态，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高地。

二是跟随国家战略产业。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深圳必须注重与国家战略产业保持一致，大力发展国家战略产业，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顺利实现产业转型。要在保持现有的电子信息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将航天航空国防电子、循环经济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航天航空国防电子是电子通讯产业的制高点，随着中国大飞机的研制投产、宇航事业的发展，以及国防装备电子化换装的来临，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在循环经济方面，中国和全球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我国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废物资源化、污染治理、新材料等循环经济产业将成为中国产业新的增长点，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该产业综合了环境、电子、信息、材料、装备和服务等产业和技术，产业链长、带动作用显著。目前国内尚未有城市明确将这两个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深圳如能充分发挥现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和循环经济起步早的优势，主动融入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产业，突出发展数字化装备业、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环保设备等，可能以先发优势获得国家层面的更多扶持，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

（二）抓住世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新机遇，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和海洋产业，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经济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有五轮，先后发生了以纺织工业、钢铁业、石油和重化工业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至第五次产业革命。每一个长周期总与一次大的产业革命紧密相联。目前，IT产业已由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将激励技术创新，突破性技术及由此带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来临。对新技术的突破点主要在新能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给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它使后进国家和地区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从我国区域发展层次看，台湾、香港、上海、深圳等地优势明显，应大力推进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成为我国迎接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阵地。对深圳来讲，根据城市自身实际，应在生物技术产业和海洋产业方面有所作为，以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一是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21世纪“健康和福利产业”将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型产业，医药行业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深圳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拥有三九、太太、海王等一批骨干型企业，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产业基础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三位。接下来，我们要以建成中国南方生物技术产业中心和现代医药产业基地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核心，充分发挥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引导作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生物技术产业集聚式跨越式发展。应努力建设四个平台，把生物医药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一是建设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包括公共研究实验室、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生物信息中心、生命科学研究院，推动生物技术科研的发展。二是建设产业化支撑平台，实验动物中心、中试基地、临床前实验和检测中心，推动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三是建设创业服务平台，包括融资服务、设备与仪器使用服务、培训教育服务、咨询等中介服务、国际科技商务服务、生物医药项目交易服务。四是建设政策环境平台，以更加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和创业，以特殊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以优惠政策扶持基地产业缺失链条。

二是大力发展海洋产业。目前，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由浅海延伸到陆架及深海，由传统的渔业加工拓展到综合资源的开发，它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保健食品、海洋生物制药、海上运输、海洋旅游等多种领域。深圳要进一步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拓展海洋资源利用范围和深度，实现海洋资源集约化利用，丰富海洋产业内涵，延长海洋产业链。努力加强海洋保健食品的开发和生产，引进和培养国际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海洋植物，开发大众消费性食品和保健品。进一步深化与香港在海洋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建立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涉海实验室、中试基地以及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整合海洋科技资源，建立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存量调整和高端产业要素引入，优化海洋产业的结构和布局，逐步实现我市海洋产业由资源依托为主向科技和服务依托为主转变，提高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始终抓住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城市赢得更足的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们建议的无论是产业跟随战略，还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我们无不强调这些产业领域的先进制造环节，这是深圳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而反观金融危机中经济一落千丈的迪拜，我们就更应支持这一观点。两座同为“30岁”的城市，深圳以制造业为基础，城市建设没有迪拜那么现代，也没有那么多大手笔，甚至还因“城中村”而显得乱，所建的制造业工厂更比不上迪拜高楼别墅的气派。迪拜不但有全球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城市建设气派漂亮，且金融、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也一度成为深圳的学习榜样。但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两座城市的命运却判若两然，深圳成功地抗拒了风险，而迪拜却发生楼崩危机。究其根，迪拜越过了制造业，直接发展起金融、旅游、贸易等现代服务业，其根基不牢、底气不足。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制造业对城市发展的价值，重新看待制造业转移、转型、提升这些口号和做法。

深圳应始终抓住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因为金融、设计、物流、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与成长离不开制造业。深圳的金融中心不是靠政策争来的，而是因为有制造业，有制造业带来的企业、客户和业务，金融活动才扎根于此。据此，对于当前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深圳来说，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当然，在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上应注重以高端化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除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海洋产业的制造环节外，对现有制造业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可采取“转移扩散一批，就地升级一批，新发展一批”的方法，在确保深圳控制关键环节的前提下，跳出深圳，面向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建立产业链，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三、适时总结大部制机构改革的经验得失，继续推进深圳行政体制改革

作为全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8-10月，深圳进行了建市以来的第八次政府机构改革，按“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全市政府工作部门从46个减少到31个,精简幅度达1/3,建立了以“委、局、办”为架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运行机制。这次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由于力度大，改革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近期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时至今日，深圳改革已历经约半年，改革后政府运作效果如何呢？如果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行政效率和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并没有大幅降低，这样的改革能是广大民众满怀期待的吗？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和总结深圳“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实际效果，为继续深入推进我市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一）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中吸取经验，谨防片面追求“小政府”的行政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让国家回退”和“使政府缩水”的改革，这一改革虽然以追求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名，但在事实上仅是一句空口号，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功能，同时也损害了大众的福祉与保障，降低了社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为后期的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新自由主义改革曾一度成为西方最火热的改革论题，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变革都以限制、消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建立“小政府”为目的。并且，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将新自由主义改革贩卖到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然而，近30年过去了，经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国家在教育、科研、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性社会公益类事业领域，没有出现“去公共化”现象，相反却是逐年增加。此外，经济与社会生活对政府监管职能的需求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监管持续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持公平竞争所必需的经济监管，更重要的则来自于维护消费安全、医药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监管需要。这些都使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并没出现“缩水”，反而逐年扩大。这种扩大的背后，隐含着因适应社会民生福祉的需求，多数国家增加了社会保障性事业的投入；因适应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多数国家增强了对社会型监管力量的建设。以香港为例，自2000年开始港府就持续削减公务员队伍，但2007年以来又重新开始增加编制员额，就是因为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加了，人手随之增加。这些新潮流提醒我们，应当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小政府”取向的改革：政府规模缩水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在做什么；形式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的实效如何；人事开支减少不是关键，关键是为民办事的开支是否增加。

就深圳的改革实践来看，机构精简了、人员减少了，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客观地看待我市政府治理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合理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规模的发展，如果无视巨大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增量需求，仅仅拘泥于一个“小政府”的构想，这无异于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刻舟求剑”。像深圳这样有着巨大的城中村及外来人口的城市，政府要承担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监管任务非常繁重，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一味追求“小政府”模式，否则，会出现政府职能缺位问题。同时，政府规模是大是小，还取决于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的成长发育情况。通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而共同治理城市，是压缩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约束政府权力的根本之道。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成熟的第三方组织没有发育成熟时，不能贸然全推给社会，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市的NGO组织与行业协会发育虽快，但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相匹配，难以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许多事务最终还需政府来解决。因此，我市在推动政府机构放权让利、减少审批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市场组织、社会第三方等机构，创造条件使其快速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市行政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推动社会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服务型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多元参与为服务形式，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强调人本性、公益性和契约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各级政府应将满足公众的需求和市民的民生福祉作为服务工作的逻辑起点，实现政府“履约”的承诺与目标，以解决我市目前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服务公众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体现到制度设计上，体现到政府管理中。用竞争的机制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建立政府、公民、社会中介和市场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委托代理、中介行为、自愿者参与、社区群体活动等均可广泛介入，促使政府降低服务成本、改革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服务能力，用企业家的精神塑造政府。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公共事业改革要按照不同领域的性质和特征确定基本的政策原则、筹资机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论证每一项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使用条件，因地制宜，避免走“泛市场化”的道路。此外，我市公共事业的发展还要回应全市社会领域的巨大监管需求，加强政府对社会生活和公共安全的监督力度和执法力度，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三）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自身管理，防范权力风险。制度设计的理性标志之一，就是风险的预见和防备措施的配置。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对干部“做什么”规定的比较多，对行政官员的职权和职责规范较为明确；“怎么做”规定得比较少，对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规范较为模糊，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度极大，客观上使政府官员有了更多“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空间。对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运作程序，在出台制度时，不仅要规定工作内容，还要规定工作程序、时限、地点、方式和具体要求，最好将有关规定量化，以更便于操作和监督。另一方面要强化行政行为责任，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进行追究，对不遵守规定流程的行为主体进行处理。

在防范权力风险方面，我们要审视“大部制”改革的横向集权，加强监管，防范横向集权风险。“大部制”改革以行政层级横向集权为特征，原来由几个相关部门管理的事情，集中到一个机构，原有部门间的竞争、监督和制约关系不复存在。部门职能所系的社会福利被高度集中到一个机构，一旦出现机构的决策失误和执行失职，社会福利的损失也将高于过去一个部门能够造成的损失，存在横向集权风险。防范这种风险，需要我们建立和实行新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在大部门体制建立以后，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诸种权力合理搭配的运行机制，确立大部门机构与本级政府和同级其他部门的正确关系，尤其是监督权的独立设置和有效运用。另一方面，针对大部门机构的首长权力过于集中，在决策上要引入新的机制和程序，避免决策过于集中；在目前行政首长负责制不变的情况下，应当系统考虑谁能负责、向谁负责和负责的程序问题。例如应当有大部门机构首长的能力评估程序机制，增强相关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四、加快聚集深圳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后现代优势

后现代理念源自后现代主义，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法语思想界，并于70～80年代盛行西方社会，是迄今为止对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文化和发展思潮。这一思潮的激荡和洗礼，促使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开始积极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和深刻矛盾，并努力提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决方案，促使西方社会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全面转型。

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区别。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外生、后发的特点，而且在现代化发展还不充分时，不仅遭遇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共存，还要应对西方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发展数百年历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和问题。面对长期被西方世界垄断的现代化“神话”，正在向现代化进程迈进的中国必须从现代和后现代的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较为充分，在合理利用后现代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城市现代化弯路方面，比较早地遇到现代化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比较早地占据了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先行先试的竞争优势。

借鉴后现代发展理念谋划区域和城市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引进后现代主义中先进的、建设性的思想资源，用以引导城市产业升级、城市规划、社会治理和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建设。本文仅就城市规划建设方面，讨论如何借鉴后现代多元资源观、多中心、个性化的理念，来破解现代城市规划的弊端，引导城市发展。

（一）进一步审视现代和后现代规划理念。现代城市规划的思维模式是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体现了封闭的、终极式、“决定论”的理论思维特点和单一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城市规划特点。城市布局一般围绕中心区域展开，城区和郊区区划明显，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和城市公共设施按功能整齐划一，主要的街区、街道统一规划，形成了单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间布局，容易导致城市容量受限，功能过分集中和城市自我调适能力低等现代城市病。而后现代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强调个性、多样性、多选择性、复杂性、非标准性等特征，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就是否定中心，强调边缘；否定规则，强调不规则；否定同质，强调差异，形成多中心的和低密度扩展的分布模式。城市各中心寻求在就业、住宅和人口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工业城市，它强调既有工业，又有办公楼、事务所和其他公共设施，情报、通讯、行政管理、文化、商业、卫生、教育和娱乐合理分布，各中心居民享有工作、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便捷，从而能有效地承担城市功能，缓解原有中心城区的功能压力。

（二）以后现代多元资源观创新城市规划。在信息经济时代，城市规划要突破传统工业经济的资源观，用信息经济的新资源观来规划城市的发展。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只是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在信息经济时代则已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而管理资源、技术资源、知识资源、制度资源等无形资源，是一些更动态、更宽泛、多维度、立体化的资源，已成为当今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八大城市（东京、纽约、首尔、洛杉矶、大阪、香港、芝加哥、多伦多）的发展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而这８个城市只有东京的面积与深圳差不多，其余７个都比深圳小，其它自然资源方面，条件也不比深圳强，但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也都是深圳追赶的榜样城市。这些城市集约式、可持续发展、积极拓展无形资源的城市规划理念，也给深圳新一轮城市规划带来了新思维。深圳要进一步拓展规划领域，丰富规划内容，除空间资源外，更要把技术、知识、管理、制度、文化、生态等无形资源包括在内，以复合规划取代单一规划，实现内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统一。通过复合规划，有效地综合平衡资源分布，明确资源配置原则和方向，采取统一行动，保障公共利益，保障各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形成多中心、多新城的城市规划格局。后现代主义强调个性、反中心主义或去中心观点，在城市规划布局上主张采取多中心、分散化的总体布局。多年来，深圳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但遵循的主要还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城市沿中心向四周扩散，城区和郊区区分明显，特区内外差异巨大，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和城市公共设施按功能整齐划一，形成了单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功能集聚在小范围区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和城市扩容量受限等现代城市弊病，也带来了城市房价的非均衡化攀升。国内其他城市，如重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规划理念，如今形成了由主城环线以内6个中心、环线以外5个中心和16大组团组成，各中心的行政、文化、商业、通讯、卫生、教育和娱乐等进行合理分布，有效缓地解了城市中心的压力，在近年国内各大城市房价飙升时，重庆市房价相对平稳，与这种城市规划理念不无关系。

实际上，根据呈带状分布的城市地理特征，深圳更适合后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规划布局。在2001年深圳市城市规划修编中，就明确了深圳多中心组团的城市布局，形成了由11个功能组团构成的市域组团式空间结构。自2007年至今，市委、市政府先后设立了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将其相对独立出来，形成深圳西部、东部的两个新中心。这种多中心的布局是城市集中与分散的有机统一，它将特大城市分解为一系列较为独立、功能完善的组团，有效地缓解了城市规模扩张后对城市中心的压力，减少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这种城市结构顺应了深圳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空间特征，既保持了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又通过城市形态的布局创新，产生良好的分工效应，使城市区域实现专业化发展的同时，又能在功能上互补，增强城市整体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达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效果。

五、痛下血本把深圳治安打造成为城市民生的第一产品

深圳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治安问题始终是压在深圳头上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对每一个初到深圳的人，几乎所有亲友都要千叮咛万嘱咐，“上街不要带太多东西”，“要提高警惕，看好自己的财物”，以至于一提起深圳，大家的普遍感觉就是“治安不好”。特别是近期几起学生被绑架案的发生，进一步挑战了市民对深圳治安的容忍底线。毫不夸张地说，治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深圳城市品质、迈向国际化城市行列的“阿喀琉斯之蹱”。在深圳讲民生，第一位的民生就应该是治安，最核心的是老百姓的安全感；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品，第一产品就应该是社会治安，当然，社保、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就业等也很重要，但当务之急是治安。因此，政府要把治安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来加以谋划，痛下决心，加大投入，争取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打个翻身仗，把治安打造成深圳一个闪亮的民生品牌。

（一）深化社会治安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安问题是整个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体现。搞好社会治安不可能仅仅依靠公安一个部门的力量来实施末端治理。政府要有一个对整个社会问题的综合考量，建立对社会系统的适时调校机制，整合、调动社会各层级、各方面资源来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群防群治的长效机制。从欧美及日本、新加坡的经验来看，这些先进地区很好地把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区层面的管理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了对社会单元的综合管控。深圳近几年在综合管理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但群防群治的威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基层基础不够牢固，这说明运转机制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应深刻反思，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要利用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尚方宝剑”，借鉴国际先进地区特别是日本、新加坡的有效经验，把治安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全力推进，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

（二）继续探索与深圳人口结构相适应的人口管理机制。深圳是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倒挂的城市，这是深圳治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客观原因。但这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不应成为深圳治安管不好的理由。关键还是要从深圳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合自身的人口管理机制，提高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实施源头治理。

（三）建立完善打击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近年来，公安部门在打击犯罪方面连续开展了系列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但这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从社会管理的长远发展来看，关键还是要建立完善打击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形成对违法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特别是要提高路面见警率。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深圳恰恰是老百姓意见最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关外，路面布警率低，群众报案出警迟，群众意见很大。反观特区内，路面布警密度较大，治安相对也好很多。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各个单元包括社区、出租屋、企事业单位等的管理已有相对完善的机制，路面的抢、盗、绑架等犯罪问题就更显突出。因此，政府要在警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解决好社会面的布警问题，提高对社会面的威慑力。

（四）提高公安执法的力度和水平。搞好社会治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公安队伍来执行。目前，群众意见较多的就是有一些公安人员责任心不强、出警不快、方法不活、态度不好等等，公安部门应从内部找原因，想办法提高队伍的士气和执法水平，把公安队伍打造成深圳城市的坚强卫士。特别是责任心问题、态度问题，反映的是一支队伍的综合素质，如果公安人员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仅治安搞不好，可能还会引起更深的警民对立，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

六、多策启动城市旧改，五年再造一个深圳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较早地遇到了土地、空间资源相对短缺的瓶颈问题，使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是深圳谋划未来几年、几十年发展不能不面对的事实。而与此同时，在深圳城市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功能区不断迁移、变换，由于对城市快速发展估计不足，在城市建成区中留下了许多的旧城中村、旧工业区、旧商业区、旧社区。“四旧”区域大多房屋破旧、布局拥挤、功能落后，环境脏、乱、差，不仅建筑面貌与深圳整体的城市面貌格格不入，建筑功能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且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社会管理难以企及的区域。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深圳需改造的老建成区占地约3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建设用地的45%以上。这些区域如果全部改造，不仅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空间，而且城市面貌、城市功能都可以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整合提升，再造一个新深圳。从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通过旧城改造来实现城市功能置换。深圳要在土地、空间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建设国际化城市，必须通过四旧改造，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形象。

目前，深圳实施旧改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工作量大，政策配套不完善，旧改规划滞后，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要推进这项工作，市委、市政府应加强领导，切实从宏观上把握全市旧改工作方向，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旧改工作原则，理顺工作关系，掌控旧改进度。同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从产业发展、城市管理、人口管理、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落实措施，形成有效的旧改配套政策。在旧改工作的具体实施上，应把握好几个原则：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由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做到规划先行，整体开发，分清轻重缓急、有序实施，成熟一个，改造一个。二是坚持产业第一。旧改应与产业开发相结合，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空间拓展服务，为四大支柱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营造纵深的腹地空间。三是坚持管理配套。与加强社会管理相结合，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手段促进旧改区域人口结构的改善。四是坚持统筹兼顾。充分考虑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等公共政策的实施，在旧改项目中注意解决好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要。五是坚持精品策略。注重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传承、挖掘和发展，塑造并推介特色文化品牌，使有历史价值的旧改项目成为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组成部分。在破解旧改利益格局方面，应积极借鉴国际城市的旧改经验，如旧改土地政策可借鉴英国的土地登记制度，通过全市的土地情况普查，建立土地登记以及查询制度，有效地利用并管理每一块土地；旧改土地开发模式可借鉴香港“连系地盘”的做法，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将旧改的无利项目和新区的盈利项目“捆绑”在一起，一并开发；拆迁补偿可借鉴美国“合理补偿”的做法，形成市场参考、涉及范围全面的补偿办法等等。

七、联手港深莞惠，打造珠三角“东岸计划”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近30年来，以港深莞惠为主体的珠江口东岸地区唇齿相依，互联互动，共同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出口能量最强的开放经济体，也形成了全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珠三角地区各市的联动发展、再创辉煌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机遇。港深莞惠四市山水相连、产业共生，具有极大城市聚集效益和产业发展潜能，如能很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和联动发展，完全有条件成为策动珠三角乃至南中国地区下一个30年发展的巨大引擎，造就一个可以与美国东海岸“波士华”城市群比肩的世界级超规模城市群。因此，深圳要主动联手深莞惠，积极通过深层次的资源整合提高组团区域竞争力，促进珠江口东岸城市群高效持续发展。

（一）推动实施东岸城市群优势产业联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多年来，深莞惠三地基本按一种同心圆模式，扩散和承接制造业，但由于三地分属不同行政区划，区域利益主体或空间主体实施分散决策，多点博弈，导致产业同构严重，低端同质竞争激烈。按照城市群产业整合的要求，在产业发展上，珠江口东岸都市圈应以一个共同单元参与全球竞争，努力促进产业协作与分工，变产业同构为产业同盟，变恶性竞争为多赢合作。要以现有产业链为基础，按特色、错位、集约、互补的原则，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以及服装等产业链延伸，围绕构成一个产业的主导产品，形成以大企业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关联企业和下游企业网络化的格局，完善产业链配套分工合作体系，打造优势产业同盟。

（二）深化深港合作，形成与香港的有序对接。深莞惠三市是香港的主要腹地，要加强对香港这一核心的服务与对接，通过三市的联合，进一步增强内地城市与香港的合作能力，提高与香港的有序对接层次，而不是形成与香港的同构竞争。深圳应继续发挥“二传手”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室作用，使自身从简单的经济能量接受体，成长为与香港功能互补的辐射源，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与香港一起在部分产业领域承担全国和全球性功能，把香港优势资源与内地的条件加以整合，使香港的积极因素迸发更大活力。并在共建港深都市经济圈的理念下，将都市型产业链、市场区和生活圈向东莞、惠州以及珠三角拓展，形成国际化程度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大都市圈。

（三）联手共建创新圈，构建东岸城市开放型创新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创新是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一直以来，源头创新不足是深莞惠三市共同的短板，三市应共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通过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整合东岸各城市（包括香港）创新资源，形成区域创新共同体，建立开放型创新体系，打造珠江口东岸创新圈，使珠江口东岸各城市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突出各自特色，实行优势互补，形成创新合力，提升东岸地区整体创新能力，推区东岸域经济一体化。

（四）实施四城公务员互派，推动东岸人才开发一体化发展。人口、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重要表征。珠江口东岸城市在新一轮合作共赢中，必须进一步打破各城市间的区划、制度等壁垒，消除各自为政的格局，建立一个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内的统一市场，充分发挥各市生产要素优势，实行区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内专业分工，协作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促进本区域的共同繁荣。具体策略上，可以实施港深莞惠四城公务员互派，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交流学习和培养，让他们亲身感受四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方面的差异和特点，在工作中取长补短，促进发展思路融合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基本一致的行政理念和工作方式，有效减少区域合作中的摩擦和阻力；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通过香港这条国际通道，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市场和国际人才资源，通过筑巢引才、搭台引才、柔性引才、虚拟引才等措施，提高东岸区域人才竞争力。

（五）加强港口合作，形成东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体化港口群。进一步强化对港口发展的联合规划，围绕打造珠江口东岸国际枢纽港区的目标，明确三市港的定位，实现干线港——支线港——喂给港的差异分工，形成错位发展的态势。深圳港要向物流、贸易中心型的综合性多功能港口发展，而非功能单一的贸易通道型或者中转型港口，并加快与香港合作，共建国际航运中心。同时，深莞惠三地在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区港联动区设置与运营、口岸管理与改革等方面，要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建设、共同经营、利益均享的原则，积极探索提升三市在港口及港口物流方面的合作新模式，实现利益共享，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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