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对信访时穿状衣、静坐、自残、自杀、无理取闹、拦截机动车辆、纠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所谓14种“非正常上访”，将采取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劳教等手段严厉处罚。

对于推出《通知》的原因，发布机构称，有一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超出正常信访活动范畴的方式信访，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整治，势必会愈演愈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对信访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正视“非正常上访”问题，深圳痛下决心治理值得肯定，但是方式方法值得商榷。将国家信访条例中规定的６种上访禁止行为扩大到１４种，对处罚对象和使用范围进行自我解释和扩大，是否涉嫌越权？国家立法法赋予了“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但是“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并且涉及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立法机构必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知》涉及对信访群众采取劳教手段，且未通过正常的地方立法程序，其有效性值得考虑。

“非正常上访”固然存在非理性一面，但更应看到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造成“非正常上访”的根源，在于一些基层政府依然存在不依法行政、滥用职权甚至“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等现象，堵塞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比如“山西忻州第一信访大案”，当地政府事后反思时承认：“那些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众的诉求大部分是合理的，或者有合理成分。群众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导致“正常上访”不通的根源如果不能清除，不及时解决信访群众的合理诉求，而是一味打压，结果往往压而不服，掩盖更多社会问题，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自古道，没有冤情不告状。国家信访局负责人曾表示，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中，８０％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８０％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８０％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８０％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些地方视信访为“闹事”，视信访者为“不稳定因素”，不惜人力物力财力、采取种种手段，收买、笼络、欺瞒甚至打击、迫害信访者，其真正目的是害怕影响所谓的“政绩”和个别人的“仕途”。化解所谓“愈演愈烈”的“非正常上访”问题，关键不在于如何打压，而在于正视信访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程序，消除群众“不闹不解决”的顾虑，切实维护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对待信访者，关键在疏不在堵，否则，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损害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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