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不擅经济，这是一句大谬不然的话。最近看到一篇讲曾国藩和湘军的文章，湘军成功在于“读书人带兵”，而读书人带兵的最大优势在善于筹饷。一场战役的筹饷不算懂经济，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全国战争，就是经济、政治、军事、民事、文化一把抓，这么多事一把抓还能那么成功，这个人不做宰相谁做？清代中兴重臣，湖南人占很多，谁要说湖南人不懂经济，自己找块豆腐一头磕下去吧。

毛泽东的经济管理水平怎么样？现在大家不敢恭维。三年饥荒饿死很多人，这个经济体还没有崩溃——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正是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大家还兴高采烈唱着“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坏下去”呢。能不说他是经济管理大师吗？

目前，中国经济是怎么样？许多经济学家很乐观。他们以先是吹出一个中华经济学帝国大厦，然后在这个帝国大厦里发生各类乐观的声音。张维迎说2050年中国经济体将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个大气球把13亿人都装进去了。气球会不会泄气啊？这种乐观调调，与三年饥荒时期的兴高采烈有本质差别吗？

或许有些差别，但结构类似：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知识分子永远要说些不吉利的话。一个靠吉利话才能振奋人心的民族或经济体是幼稚的。你看人家美国人，在战场上生死搏斗时，什么不吉利的话都敢说，打不赢、扛不住了，就投降，多么成熟自在！有一次我带一帮手下坐飞机，把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调侃一下，居然把一位同事说得胆颤心惊，这真叫我心里发凉，恨不能让飞机真的掉一回看看。当代中国有三位经济学家不说吉利话，都是湖南的：陈志武、邹恒甫和已故的杨小凯。这三位都是留美的，在中国发言，也在中华经济学帝国大厦之外。杨小凯关注长远的制度变迁、陈志武主张土地私有化、邹恒甫强调公正游戏规则置于金融创新之前，都是很基础性的见解，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说吉利话讨好人，更不曲意逢迎资源支配者。

中国91%的亿元富翁是高干子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公之言在耳，在30年前是振聋发聩了。30年后的今天，结果却足以把人振倒。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不是98%的亿元富翁将是高干子女？！奥运精神大发扬，富者更富、强者更强、高者更高！

那么，谁是中国的资源支配者，按理说是人民政府，为什么支配资源的人民政府，会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把利益大股输送到高干子女手中？权力为什么那么直接地转化为“资本”？！30年的效率概念，能颠覆人类几千年历练出的“公正社会才有持久的真正的效率”这一真理？

最近30年的效率概念，作了一个重大而虚假的假设：30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公正的。把普遍贫穷当作公正，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撒的一个弥天大谎，这是资源支配者极愿采纳的一个假设，因为它有助于建立以效率优先名义的权贵经济。

为什么30年不讲公正的效率能获得“成功”？真是拜30年前的贫困与饥饿所赐。试想一下，倘若把一帮人困到深山饿他10天8天后释放下山，山下开个小饭店，饭店老板素质极差，服务员态度不好，饭桌上苍蝇乱飞，这帮饿人照样把一桌劣质饭菜吃下去，吃饭了，GDP增长了，手中没钱的饿汉干点脏乱差的活儿也会很愉快。中国经济30年外向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这么个理儿，我称之为“后饥饿时代”的社会发展模式。

但这个种模式不可持久。善思的资源支配者，会有两种思路的选择：—是改善饭店经营状态，使全体人参股，把饭店做大，成为一个愉快的世外桃园；一是延缓饿汉们消除饥饿感的时间，一直要到三天后才让饿汉们吃顿饱饭，三十天才准洗一次澡，总之，延长“廉价劳力优势”进程。饭店赚的钱，老板用于包二奶去了，而不用于改善饭店经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似乎是采用第二种，这是中华经济学帝国大厦的典型思路，其虚假前提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公正而无效率，所以现在实行效率优先是实践检验出的真理。

任何状态下的资源支配者，都需要一套管理学理论支持，当今中华经济学帝国大厦里，人才辈出、有特色的应用理论成果丰硕，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厉以宁、钱颖一，为如今的资源分配、利用模式，作出了好多理论阐释，不过，这个中华经济学帝国大厦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毛泽东时代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体国民兴高采烈，反而是骂声不绝的局面。即使从管理学角度看，并不成功啊，任你是巧舌如簧，这里却是民怨随GDP增长而增长。为什么啊？效率优先这种说法靠不住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相当公正公平的假设也靠不住啊！

三位湖南学者的话，却不约而同地指向制度的渐变，但不是激变，更不是不变。

这里不详细讨论三位湖南籍学者的理论了，只是想拐过去说一说，为什么湖南学者敢讲不吉利的话？

第一种可能，从技术上说，湖南学者可能觉得曾国藩上书进言，敢犯龙颜，是有得一搏的。同治年间，位居虚职副部长之职的曾国藩斗胆修书一封，大骂皇帝，上书之后心中惴惴在家里闷着，等待登基不久的同治帝发落。龙颜确实大怒了，但幸而旁边的大学士说了一句“主圣臣直”，两边讨好，皇上居圣，涤公高升（挪到一个更重要的副部长位置），但这种事不常有，现代社会，圣主与直臣直接交流的机会太少了，层层科层包裹，直臣之言，只好流传于非主流媒体和网上，直接给政治局常委讲课的学者，必将自己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从怀里掏出的锦囊，也是重重包裹的。从这个角度看，湖南人之敢言，也不算道德上、学术上有优势，反而是处于弱势中的搏弈。

第二种可能，湖南地方资源秉赋不多，所以湖南人说话做事都舍得，甚至舍得死。近代史上，湖南人由于无所恃，界眼洞开看世界，反而观世之格局较其他地方的人更洞然清朗。这也不是一种道德优势，勉强可谓性格特点。

以上两点，是可解释湖南人的精英群体近世所为，不必刻意拔高到“惟楚有材”这样的虚文假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