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屡屡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可以将深圳带入一个更好的发展状态,而一个差的政客,则可以导致深圳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将深圳带入歧途。好几次,与某位老师讨论深圳问题时,他都一再提醒我:你总是寄希望于政治人物,寄希望于个人,个人是不可靠的,只能寄希望于体制。
我当然知道要寄希望于体制,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的体制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自身就是改革的对象,因而也必将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如果没有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政治家改革体制,创制新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体制,那么城市的命运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很多时候还是要寄望于政治家。一个城市的兴衰,机遇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于你,你错失了太多的机遇的话,上帝一定会惩罚你,所以在关键的机遇期,遇到一位关键的政治家,把一个城市带上一个繁荣昌盛的轨道,的确十分关键。
深圳建市30年来,先后共经历了吴南生、梁湘、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子彬、张高丽、于幼军、黄丽满、李鸿忠、许宗衡、刘玉浦、王荣等共13位主官(市委书记或市长),他们每一个人在深圳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必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这回老许案发,王荣入深,让一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深圳主政官到底何种来路比较有利于深圳城市发展?
深圳建市30年来,历任主官中,老许是唯一一个从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者准确点说叫“新移民干部”,以区别于“老宝安”的原住民干部。在深圳的官员队伍中,老宝安原住民干部日渐式微,而“新移民干部”则是深圳官场的主流,一定程度上说,许宗衡身上寄托了他们的希望。
过往30年,深圳主官的来源,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粤官主深,吴南生、梁湘、张高丽、于幼军属于这一类;二是京官入深,李灏、李子彬最为典型,黄丽满、李鸿忠严格意义上也属于京官,只不过在广东历练的年头比较久远而已(倘若许勤未来能接上市长的话,则为京官主深增添一例);三是外地干部空降深圳,厉有为(入深前为湖北省副省长)、郑良玉(入深前为徐州市委书记)属于这一类,现在王荣则增添一新例(有人说王荣做深圳市长是把深圳降到苏州一个层次,完全是胡扯八道,官员级别而已,跟城市没有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深圳新移民”干部,还是“老宝安”原住民干部,都一直难以成为深圳的主官,主宰深圳这个城市的命运,无论是京官、粤官还是外官空降,总归是让不熟悉深圳的官员主政深圳。而这一现象直到许宗衡才被打破,他虽然移民深圳之前已做到衡阳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厅级),但终究还是一个中级官僚,调入深圳降一级,由正处重新做起,最后成为深圳首例新移民干部深圳主政官,不容易。但最终的结局也证明,深圳新移民干部做深圳主官,这个首度的试验算是失败了。
余以为先生一直鼓吹的粤官主深,我内心里是有点怀疑的。吴南生和梁湘不说明问题,因为那是在特区初创时期,非常时期,非常之举,非常之人。粤官的优点,比如务实,敢干,刚好适用于初创时期,而当时央粤深为着深圳特区的成功,具有良好的利益一致和协作链条,加之梁湘之个人特殊性(即便是在粤官里面,梁湘这种个人特质,也不具有普遍性),造就了伟大事业。
但梁湘的伟大不能证明粤官主深最具优势,事实上张高丽和于幼军主深期间,恰是深圳城史上最低潮、最黯淡的几年,张可以说是耽误深圳最多的主官,虚多实少,无力回天,任由深圳堕落;于虽然颇具理想主义气质,但终究不太懂经济和产业,热情有余而办法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于又好象均为非典型粤官,不具有叶选平、谢非、黎子流、梁广大、黄华华等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粤官味道)。最终在黄于主政深圳期间,深圳郁闷达到了顶点,我为伊狂喊出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哀鸣。
粤官最大的问题是不善于跟北京打交道,粤官拗。“京不管粤,粤不管京”,疏离心态显著,而无法善用中央资源。此外粤官主深还面临一个无法处理好粤深关系的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作深官就要为深圳说话,还是粤字当头?在粤深关系必然有许多执拗的环境下,粤官主深首先就得面临这个问题。此外深圳城市文化迥异于粤文化,倘若是最本色的粤官主深,还会面临一个无法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问题。
外官主深,倘若是来自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会(说句老实话,老金倒是希望能有一任深圳主官系由上海市或北京市调来,且看他能给深圳带来什么),不管他中央资源如何,终究可以提升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准。但是过去二十年我们看到,中央从未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挑选干部入主深圳,无论是厉有为、郑良玉,还是王荣,均没有治理国际化大都会的经验。王荣的来路还看不清楚(据传是中组部长李源潮确定的人选),但厉和郑后来均证明缺乏中央的根基,厉有为在关键时刻站位不准、下错赌注,导致自己黯然下台不说,也直接导致深圳在1997-1998年的黯然销魂。
无论是粤官,还是外官,很多情况下缺乏中央根基都是个严重的问题。缺乏强劲后台,首先很难利用政治资源为深圳争取利益,什么好事儿都轮不到你,在中国的过渡期,中央政府尚拥有强大的配置资源的能力,缺乏中央资源必然会导致深圳没奶吃,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中打拚找吃的,这样固然可以锻炼深圳的竞争力,长远来看是件好事,但在短期内,会极大地挫伤这个城市的信心;其次没有中央根基,往往就会陷入站队的迷茫之中,动辄得咎,亦使城市跟着限入某种不确定性;再次,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则是,没有强硬的后台,而又不甘于在深圳建功立业,而只想借深圳这样一个台阶支撑自己上位,那结果必然是利用深圳的资源为自己向上爬创造条件,这种状态对深圳也是严重损害的。
深圳30年,除了梁湘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为深圳做出较大贡献的主官里面,以京官入深表现最好。李灏以国务院副秘书长身份,继梁湘之后主政深圳8年,可以说奠定深圳百年基业;李子彬以化工部副部长调入深圳,在他手上把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第一支柱产业,建立了深圳的区域创新体系;黄丽满从机电部办公厅的正厅级干部,调入深圳先任市委副秘书长,之后在深、粤官场混了9年之后,才又入主深圳,严格上来说已不具备京官空降深圳的概念,反而有了京粤混合的概念了,威力已不可与李-李同日而语,但其北京的根基在关键时刻仍为深圳带来巨大好处,比如深圳关外城市化,能如此轻松地获得北京首肯,实在难得。李鸿忠从正处级位置上就南下广东来挂职,较黄的京官色彩又更加淡了一些,在广东磨了12年才入主深圳,其形状与心态倒更近似于外官主深了。
根据上述分析,老金比较倾向于赞赏京官主深,越空降似乎越有利于深圳。京官能空降到深圳这样一个重要城市来,一般说明北京的根基深厚,往往带着尚方宝剑过来,无论是否在深圳过渡,他都不必耗费太多的深圳资源来支撑自己往上走,只需要在深圳做出成绩即可,对深圳是损害最低、增益最多的一种。而且京官往往做事具有全国视野,深谙首都政治环境,加之京城人脉丰厚,做起事来游刃有余,这些都是对深圳有利的地方。当然京官的问题在于其官僚习气较为浓厚,对草根的力量认识不足。
当然,无论是京官、粤官,还是外官、深官,对深圳是否有利的一个关键都是:你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思考问题是如何对国家、对民族、对城市的未来有利,而作为一个政客,他则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一心只想往更高的位置上爬,而不去想爬到更高的位置去干什么。
迄今为止深圳的13位主官中,现在明确无疑地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也许只有两位:梁湘和李灏(吴南生时间太短,不足以论事),其他的都有待历史检验或给出结论。
还记得李鸿忠在深圳书记任上时,曾对人掏心窝子说:自己也没想到仕途可以走这么远,可以做到深圳的市委书记,对自己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做到这一步,可以说于愿足矣(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够本儿了)。当时他的话意,大约是暗示自己于仕途无更多追求,可以在深圳博一博,做一些青史留名的事情啦——当然这是老金想当然的理解,或者说是老金对他的期望,其实做政治家不一定非要在北京才能做政治家,在深圳虽然只是副部级,却一样可以做青史留名的政治家(这是深圳有别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梁湘、袁庚都这样做到了,李哥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李哥终究没有选择在深圳做政治家(也许是做政治家的风险太大了他不愿意承受?),而是选择了继续向他的仕途更高峰(超值回报)攀登。
唉,也许是老金太一厢情愿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袁庚那样想得明白:就算你做到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又能怎样?有多少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政客“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历史上啥也不能留下)?而最终只是副部级的袁庚,却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