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公民社会领域的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太为人们所关注。它的变革似乎更多是在悄然进行的。直到最近几年尤其是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上百万志愿者们的身影才提醒人们：公民社会的星星之火业已形成燎原的趋势。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社团数目的急剧膨胀，知识精英们开始探索以社团等方式推动公民思想的传播。他们兴办学校，组织论坛，推动出版，提供政策建议等等。这些公民社会的行动对于知识界影响深远，然而因为其较强的政治化倾向以及众所周知的风波，这些公民社会的努力遇到很大的挫折。

九十年代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它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发展图景。一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在社会发展领域继续作推动公民社会的努力，他们的议题逐渐脱离政治，而是集中关注民生和发展，例如在环保、扶贫、教育、性别等领域都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二是随着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国际的发展机构、NGO以及基金会也纷纷进入中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话语的传播。此外，普通市民开始组织各类的志愿组织，开展相关的志愿活动，包括社会服务的传递以及依法维权活动等。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活动呈现出慈善化和公益化的趋势，公民社会的行动者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空间。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公民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不但政府的有关部门认可了NGO的作用，国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战略事实上也支持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另外，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民众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热情逐渐积累，这种积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紧急救灾中得到充分地展现。志愿者及其公民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动力，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主流阶层的加入，第三部门的话语也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NGO之间的合作、社会企业的倡导以及志愿者的主流化都标志着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它渐渐地改变原有的政府-民间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走向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元合作和制衡的局面。

那么，在这三十年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推动着公民社会在现有的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破土而出呢？首先，这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以及社会问题的突现紧密相关。在原有的社会体制中，政府社会职能的转移一直缺乏相应的社会载体，基层政府难以承受全部的负荷，而社会组织可以弥补其中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很多草根NGO都是因为这样的社区需求而土生土长出来的。

其次，国际发展工业的进入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传播也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发展组织对中国扶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它们在援助的过程中，也将国际上推行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机制带入了中国。同时，很多国际NGO基于自身的使命扎根社区，切实帮助解决中国的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它们同样带动了相关公民社会话语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NGO的成熟。

然而更重要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公民在出现社会问题的时候不再一味抱怨政府，而是自己行动起来，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肝胆相照和血友病协会都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自助和互助机构。当社会各阶层都进入公民社会领域参与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当公民不再仅仅将其理解为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也理解为责任的履行和参与的精神，这种民众自身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便成为了公民社会发展最持久的动力。

正是这三种力量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展。然而，现如今公民社会组织也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的十字路口，这里有机遇也有挑战。例如公民社会组织的政府接受性仍然不稳定，某些公民社会组织由于大量资金的进入，容易受到资助方的干预，从而有可能成为政府或者国际组织的附庸；公民社会组织由于发展过快，本身的志愿文化还并不牢固，公民社会还缺乏能够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公民美德基础。

而对这种公民美德基础的寻找，正是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寻找，这或许是在这个变革年代公民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重大贡献。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各种思潮和权力的角斗场，幸运的是，这里的角逐不再是你死我活，而是和平的撞击。公民社会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因为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加入进来，它也注定不会放弃。它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它成为新的社会部门，它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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