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香港經濟發展模式和人文反思爭議上，香港在七、八十年代建立的獅子山精神已逐漸消亡。香港獅子山精神的消失，和新自由主義催生的經濟金融化有關，原來的獅子山精神更淪為如沉迷賭場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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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文化界、學術界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人文反思有不少爭議，但我想強調的是，需要反思的不僅是市場架構，或是新自由主義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歷史性。我們面對的不是市場的崩潰，而是價值的崩潰。我們一向所依賴的價值在這十幾年中已經逐漸消亡，而同時也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十分弔詭，我暫稱之為香港理性，我想借這個機會批判這個理性，分別為「獅子山精神」、「半唐番美學」以及「打好這份工」，並以三篇文章呈現。

第一篇文章的論述，主要圍繞獅子山精神。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是指香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催生出來的一種家庭、工作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幹的精神，這些都體現在電影、電視等不同的媒體。而這種價值既是香港的歷史性，見證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在香港近五十年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經濟及文化發展的深層次的矛盾，同時也反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個危機，這個轉變見諸於生產模式、美學的轉移。這看起來固然有模仿康德的影子，但也不妨以康德的「先天可能性的條件」Bedingungen der Moeglichkeit (a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作為切入點。

一九五五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到香港，當時的香港充斥著難民，經濟尚未發展，弗里德曼覺得香港是一個miserable的城市，因為許多難民都被安排住在狹窄的房間，而且是一個家庭一間房間。

一九六三年，弗里德曼第二次到訪香港，和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Cowperthwaite)會面，他問及香港的經濟數字，郭伯偉回應他不會讓英國政府算這些數字，香港必須落實自由市場，統計只會引致計劃經濟，因為當時英國正走向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

香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在七、八十年代逐漸發展到高峰，而經濟也開始轉型，輕工業逐漸北移到深圳，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開始確立。我想在這裏嘗試指出獅子山精神的出現是物質性的，也即是和社會的生產模式無法分離。六、七十年代的經濟情況是多勞多得，只要你肯努力肯定會有出頭天。一九七九年黃霑在《獅子山下》一曲中，填上了「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一九八一年股災重臨，但當時金融市場並不是今天這樣，大多數打工仔還並不是靠金融為生，銀行裏的存款是每月的工資扣除生活費後積蓄下來的，這個模式是線性的，於是香港又靠獅子山精神回復生機。

美國應該學習香港？

一九九七年，在弗里德曼首次訪港的四十二年後，他寫下了「香港真正的一課」，將香港的成功歸功於郭伯偉，指出美國必須學習香港的資源利用，不應該補助煙草又不鼓勵吸煙，補助養育兒童又不鼓勵生育等等，美國必須和香港一樣締造自由、競爭的市場。因為香港實驗是空前的成功，香港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人均收入從英國的四分之一，變為超前英國三分之一。

在過去的十年裏，社會的生產模式已經徹底改變，輕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成服務和金融為主，個人的財富增長呈非線性。在跟著的十年裏，香港要和倫敦、紐約、巴黎看齊，唯一一點做得到的就是金融市場。十年之間無論從科網熱潮，還是到雷曼債券，性質完全是投機。我二零零三年大學畢業，同年的朋友至少一半加入金融界，另一半幾乎全部有投資的習慣。

二零零六年，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批評特首曾蔭權只會在市場失效時入市是錯誤的，因為市場本身會調節，弗氏指此舉是破壞了香港自由市場的根基。

二零零八年，弗里德曼去世兩週年，許多老人家靠當年「獅子山精神」存下來的一筆錢，就在金融市場裏蒸發，而香港依賴的獅子山精神亦如是。或者我們其實應該一早察覺，獅子山精神經過「沙士SARS」一役後已變成了共渡時艱的代名詞，其歷史性已崩潰。今天曾特首還叫市民以「獅子山精神」來共渡難關，這難道不是個笑話？

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經濟個體經過辛勤勞動換取過來的成果，這是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所賦予的。而「經濟自由」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基礎。

弗里德曼指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掛，也即經濟自由可以保障政治自由，弗里德曼的論據是以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借鏡，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是經濟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障礙。而在弗里德曼的信念裏(如其對曾蔭權的指責)，也即市場的自主調節中，可以達到最有效的資源利用，也即最佳的管治(governance)。

這些例子看起來沒有錯，但自由市場是否相等於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否等價於政治自由，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疑問重重。香港在六十年代起的確嚐到經濟發展的甜頭，無論在管治還是數字的增長上，七十年代美國將新自由主義出口到南美國家智利，也取得了成功，但我們隨後發現到底甚麼是「自由」？

根據哈維（David Harvey）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對海耶克（Hayek）的批評，我們可以粗略將自由分成好的自由和壞的自由，壞的自由基於他人的不自由，如果我們將自由市場放大到全球，某些人在享受自由市場帶來的財富，一些人如南美和非洲的農民正在啞忍轉嫁到他們身上的剝削。哈維再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催生出來的是階級進一步分化。去年九月四日立法會選舉的一個論壇裏，前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回應最低工資時說香港百分之三點三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低，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回應香港有四十萬人賺錢不夠用，有一百三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兩組數字截然不同；是的，我們有自由選擇工作，但我們沒有能力保障自己。

我們可以看到獅子山精神是新自由主義在香港落實時的一個體現，因為經濟個體是新自由主義的根基。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獅子山精神的美學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幹。但獅子山精神卻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進化而衰退，因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新自由主義已經不是靠線性累積財富的獅子山精神來維持，而是「葡京精神（編按：賭博精神）」。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從亞當?史密以至馬克思，勞工的概念只是數量的計算，也即是多勞多得，勞動的數目和賺取的金錢成比例，而在美國的新主自由主義裏，勞工則變成一個earning stream，這個stream不能用數目考量，我認為這是福柯所說的「生命權力」的剝削，另一方面也是非線性生產的開始。

我們需要哪一種經濟模式？可以有許多答案。香港芝加哥學派的信徒在批評左翼無法提供一個確實的經濟模式時，其實我們大可以轉型成北歐式的社會民主經濟，小可以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的規管。

然而，我們更需要另一種價值，也即是另一個自由的概念。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定義為權利，但只是局限於個人私有財產和盈利率，如哈維說，我們需要更多其他的權利，譬如像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政治結社(political association)、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健康的生活環境、集體分享資源和生產空間等。

我們也可以深入哲學的思考，也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價值，如博蘭尼批判資本主義對土地、勞工以及金錢的抽象(abstraction)，今天這些價值不僅被量化，而且被金融化。一個新的經濟體系不是要派錢，而是要有一個新的根基，這是金融風暴之後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這個根基必須是超越經濟價值的。■

＊許煜，倫敦大學Goldsmiths College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二零零三年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畢業，曾從事資訊科技，後投身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