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这本书所研究的“街角社会”是指美国波士顿东区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怀特称之为“科纳维尔”。

    多年来，科纳维尔被视为一个犯罪频仍、贫困滋生、政客腐败的危险地带。在中产阶级看来，这里一团乱麻、混沌不堪。而了解内情的人则在这里发现了高度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怀特认为，要认识真实的科纳维尔，就必须对它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模式有所把握。而欲了解这些，如果采用传统的调查方法的话，则很可能在浮泛的数字之外很难获得细微而深入的信息；如果采用非参与的观察，则很难获取社区中人们的信任，原因很简单：很少有人会对一个局外人敞开心扉（这大概也是记者短暂的采访总是难以触及真相的原因）。于是，他尝试了“参与行动研究”，也即参与式观察法。“一个人的态度是无法被观察的，而必须从他的行为来推断。由于行动可以直接被观察，并可以像其他科学数据一样被记录下来，所以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动来了解这个人，似乎是明智之举。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有关非正式群体关系的情况，而且为理解个人如何适应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p352

    在科纳维尔居住的3年多时间中，怀特借助多克（科纳维尔一个“诺顿帮”的首领）的帮助认识了通向其中各类群体的关键人物，与他们交谈，并坚持每天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这种生活充满趣味也富有压力，“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P385）1943年本书首次出版，成为如今身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的怀特的成名作，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保龄球与社会地位

   在谈到科纳维尔的一个小群体“诺顿帮”的时候，怀特注意到当诺顿帮一起去打保龄球的时候，每个成员的表现不仅与他们的技术有关，而且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保龄球手要打好球，就要有信心。之所以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他过去曾经打过一样好的球，并且已经对取得好成绩习以为常。其次，他的信心来自伙伴对他的评价。如果他们认为他能打好，则他更可能发挥优异。如果他们认为他不行，保龄球就“既要与他们的讽刺挖苦，又要与自己的犹疑作斗争。”所以，一个人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与他与伙伴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可以从一个人与伙伴的关系中理解他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兰克。他原本是个群体中的运动健将，但是一些原因使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栽到最底层。这种低人一等与他在一些群体运动中的不良表现相一致。1937年冬天，他在诺顿帮的棒球队中表现成绩糟糕。在保龄球比赛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发挥失常”。

    怀特将诺顿帮分成领袖和随从两种人，有4人跻身领袖行列。他注意到，领袖人物在保龄球比赛中力求保持其领先地位，设法不原先的地位座次受到保龄球成绩的挑战。当一些地位低下的成员表现优良时，人们用起哄、口哨来调整结果的手段。最后，经过他的记录分析表明，保龄球成绩的排名，基本上与大家的群体地位相当。这即符合领袖人物的意愿，也为其他随从所接受。

    地位如何能够影响比赛的结局呢？地位影响着人们的相互评价、期待以及彼此间的态度和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影响者分数。例如，人们期待领袖人物取得好分数，当他们成绩不好时，则归咎于运气不佳或临场状态不好。可是当一个随从取得好成绩而有可能改善其地位时，人们却说他是碰运气。随从者们尤其采用这种方式彼此压制。于是，等级的因素就这样潜在地决定着成绩。简言之，社会地位从内外两个方面影响了最后的成绩，一方面，社会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自信心。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又决定了群体成员是以善意、肯定、鼓励的态度还是以攻击、嘲笑、挖苦的方式对待你，这些环境因素影响着比赛时的发挥。

    怀特如此总结：“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打保龄球成为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它变成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P42）
 

   议会与群体团结

    科纳维尔的两个群体诺顿帮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早期社会阶层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为街角青年，最高为大学生，其次为中间层。两个群体间没有密切接触，当街角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鸿沟狭窄时，中间人能够在促进交流方面发挥作用。当他们的鸿沟太宽时，就没有人愿意从中斡旋了。
 

    诺顿帮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义务和责任，是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的行为决定的。他们无规章和制度，即使有章程也很少照办。他们是根据非正式联合形成的决议行事的，他们的会议只是认可已经达成一致的决定而已。诺顿帮的头领这样看待讨论：“只要你通过表决来决定问题，你就立刻会看到有人拥护你，有人反对你，这样就会形成内部纠纷。最好的办法是你先让大家都同意，这样就用不着表决了。P141”在这个帮派中，表决仪式仅只是对共识的进一步正式认可而已，决策在此前早已做出。

    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成员都是大学生，他们的资格来自他们的大学文凭，座次的位置决定于其分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凑在一起，没有非正式的组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议会程序来形成决定，为人群的行为提供框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议会程序却摧毁了俱乐部的团结。“当真正通过争论和表决过程来决定重要问题时，俱乐部就已经开始解体了。议会程序可以很好地被用来使已经非正式作出的决定正式化。不过，只有当正式组成的俱乐部也具有一个能够顺利运转的非正式组织时，才能达成这种一致。P142”漫无头绪的争论使群体内部的矛盾表面化，共识未能达成，合作受到损伤。

    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实践说明，并非让每个人说话就是群体团结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要求在群体内部达成共识且免于专制的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之前提出一个尽可能折中多方利益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征求各方意见并加以更改、修正和完善。两个步骤恐怕都是必须的，前者保障了讨论围绕着某个核心，后者保障每个人的诉求都能有所落实和体现。在一个有着富有魅力领袖的组织中，提出方案和获得通过更为容易和便利，甚至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达成。而在一个松散而缺乏情感联系的组织中，这个过程将耗费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多的摩擦。方案的提出者必须能够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的狭隘目的之上，那些服务于一己目的自私而刚愎的领袖，只能将群体引向分裂。
 

   群体忠诚与社会流动

    诺顿帮的成员留守在科尔维纳，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大学生成员有很多最终脱离了这一地区而流向更多地社会阶层。不同的流向不仅仅源于智慧和能力的差别。怀特注意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对金钱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诺顿帮的成员倾向于没钱，因为钱被用于群体的行动中，有钱的人总是与群体中缺钱的成员分享资金以参与一致的活动，密切的友谊花费不菲。而倾向于向上流动的那些青年，喜欢为未来的继续教育攒钱，更高的学历为他们走向科尔维纳以外的世界创造条件。

    有钱与没钱，不仅取决于挣钱的方式，而且决定于花钱的观念。喜欢散财于群体的人总是没钱的，也因此不可能用钱去从事那些有利于走向上层的活动。喜欢攒钱求学的人，将做人上人的愿望置于友谊之上，个人理想高于群体忠诚。对群体忠诚的人，选择群体的网络而放弃向上的契机；疏离于群体的人，更注重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而宁愿摆脱朋友的羁绊。

    多克（诺顿帮头目）和奇克（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头目）是两种取向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待社会流动持有不同的态度。“奇克评价一个人是看他提高自身地位的本事；多可却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忠诚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来评价（P154）”“大学生和街角青年都想成功。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束缚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在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P155）”

    多克明白哪些手段可以用来最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甚至能对别人指出这些手段，但他自己不使用他们。也曾说过：“我想我的小伙子们妨碍了我的发展。（P155）”但是，如果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背弃诺顿帮，多克就不是多克了。他无力改变自己。单凭意志的作用不足以改变一贯的行为模式。P155观念决定了选择，而选择决定了道路。

   赌博团伙

    在中产阶级看来，赌博是不体面的活动。但是在意大利，赌博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推销他们自己的彩票。
   

    新教徒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非法活动就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则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赌博是世俗事务，国家有权禁止它，但法律上的禁止并不意味着它不道德。

    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将赌博看作一种能力的测试，除非一个人在赌博时干得很漂亮，否则他不会被视为一个出色的竞争者。街角青年经常组织自己的赌博。正式在这种氛围中，非法团体出现了，他们将赌博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

    非法团体在提供大批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成员没有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经验和本领，另外，有迹象表明，科纳维尔的意大利人在就业时受到歧视，于是在大萧条时期，非法团体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用别的方法获得的就业机会。

    非法团伙还为新企业提供投资的资本。促进他们进入合法生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成为“有身份的人”。 “非法团伙活动在科纳维尔的作用就像合法企业在其他地方的作用一样。非法团伙成员使自己的活动仿照着企业家的活动模式，甚至奋力争取体面的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像在科纳维尔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P204
 

   帮与个人

    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的长时间的经常交往。多数帮的核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成员的少年时代。有的街角青年尽管后来搬出了科纳维尔，但家庭的地理位移却并不影响他们情感的归属，他们依然终于最初的帮。

    街角青年的群体活动很少在家中进行，主要集中在街角。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几乎每晚都能看到他们在街角的踪迹。多数群体在街角之外还有晚上聚会的固定场所，他们喜欢聚在自助餐厅用些咖啡点心，或者在街角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

    帮的成员生活范围固定而狭小。多克说：“这一带的这帮家伙到了大约方圆300码之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P337由于群体内部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乏保障，因此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成员的相互义务，这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这种义务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必须帮助其他人。也就是说，帮助是朋友的义务。平常，这种义务不易察觉。只有当友谊破裂时，才能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每当这时，争执的双方会抱怨曾为彼此所做的事情，这等于从反面证明，当他们朋友相待时，这些帮助都是份内之事。

    义务的轻重体现着等级差异。在群体中，一些地位相对低的人，当不履行义务时，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也成为他们对义务未必尽心的原因。而地位相对高的人，则被更多的人所期许履行义务，否则会危及到他的地位。

    用钱的方式也体现着等级。在群体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总是倾向于向地位较低者提供金钱，而他们自己则极少从对方那里获得接济。领袖未必比别人有钱，但他必须出手大方。

    领袖创造着群体的共性。“如果他不在，这个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谈论一件事。当领袖在场时，形式就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单位组成一个大群体。大家会共同谈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统一的行动。”p340

    领袖往往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群体内的情况，他是群体中信息的集散地。小伙子们愿意从领袖那里得到忠告和鼓励，结果，领袖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信任。每当成员之间发生争吵，他都会立刻知道。即使当他不想调节他们的争执时，双方都愿意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告诉他。

    领袖不必是最佳棒球手、保龄球手，但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点本事。“他自然会提倡他所擅长的活动，不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p341

    “领导地位的变更不是体现为下层的叛变，而是通过结构中最上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化”P344。当一个帮分为两部分时，可以从领导与他原来的一个副手的冲突中找到这一分裂的解释。

   科纳维尔的问题

    本书的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科纳维尔的问题并非在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组织。事实上，尽管科纳维尔大学生群体和街角帮之间存在冲突、代际之间存在对立，但这仍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纳维尔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跟它周围的社会结构融为一体。
 

    在科纳维尔要凭借智慧和能力成功地爬上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对科纳维尔青年来说，要想成功，必须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者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体的世界。如果他在第一个世界得到发展，他能够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发展，他就会为科纳维尔所承认，但在其他有身份者眼中则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要选择步入整个社会的成功轨迹，就要付出放弃科纳维尔的友谊的代价；如果要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则与整个社会结构渐行渐远。这种选择的难度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人们在科纳维尔社区的非法团伙中寻求就业，二是意大利人对本民族的忠诚更为强烈。

    当意大利人群体不能顺利地流向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一种捍卫尊严的民族主义情绪就高涨起来。由于美国社会倾向于接纳那些摆脱了意大利人特点的美国化的人物，尽管意裔美国人热衷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但是种族的偏见依然盘桓。那些难以进入主流美国社会的被视为下等人的意大利人，为了维护自尊心，不断地告诉自己和他人，意大利是个伟大的民族，它的文化无以伦比。这样，对于种族和意大利民族的忠诚便在新的国度中加剧了。正是在这种情结之下，墨索里尼——不论他所作所为如何，被相当多数的意大利人所尊敬，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提高了该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使他们在异国他乡获得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