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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
“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清代张潮语录
饥饿的孩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都是饥饿的孩子。肚子的饥饿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美食王国的国民又发明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经典菜式，而脑子的饥饿可以把一个孩子变成白痴或者书痴。我就是那个年代一个饿出来的书痴。
在语文课上小和尚念经一般念了领袖语录之后，在历史课上奇怪了那么多农民起义之后，在政治课上将上个学期赞扬过的大好形势又批判了一遍之后，我们走在放学路上，滚铁环、抽陀螺、用弹弓打麻雀，手忙脚乱而脑袋空空，一路晕回家去。日复一日，在我们最需要精神养料的岁月，像无土栽培的植物，清水中抽条的豆芽，纯洁得苍白，空虚得通透，全中国的同龄人，能够清清楚楚看见彼此肚子里几行可怜的文字，像土匪的暗语一样流通着。
内心生活停在街角，街角的租书摊。饥饿的嗅觉让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我苍白的童年惟一花花绿绿的所在。连环画，巴掌大小一本，每页上图下字，时称“小人书”，大约纯文字的书是“大人书”。摊主为防孔乙己，将图书用铁丝绑在长方形的木板上，一板绑两本。普通图书一分钱看一本，两分钱一板，长篇看客多，如《水浒》《三国》等价格翻倍，看完一套几十本常常要许多分钱。图书不能带走，看客围聚摊旁，坐小板凳或用报纸席地而坐，大人小孩济济一地。这里比学校幸福，是我放学后隐秘的欢乐之地。那时候，城市平民孩子的口袋里是没有零花钱的，拥有一分钱，而且是每天拥有，这是巨大的幸福。我没有这样的幸福。我的父母是最早的“下岗工人”，“精简机构”运动把全家赶到农村数年，回城后自谋生路。父母摆地摊卖小吃，夏天沿街叫卖冰棒。我放学后帮忙叫卖冰棒，有时一天可以得到一分钱犒赏。但我被一套长篇小人书迷魂了，等不及第二天到来。然后，我偷钱了，两角钱。这天半夜三更，父亲将我从床上揪起来，一阵拳脚，打了个“胡笳十八拍”，好梦出塞。当时卖一根冰棒能赚7厘钱，20分钱，要卖出多少根冰棒？29根!要声嘶力竭热汗淋漓叫半天，我当然该打。
家无藏书，有两本藏书的同学就是精神贵族和明星，而我就是追星族，嗅到一点书的味道，必然软磨硬缠得手方罢。在那个禁书的年代，稍微正常一点的书籍都是“毒草”，借书成为一种地下活动，是比早恋还要隐秘的事，要瞒着家长和老师。而读书的效率，要像间谍交换情报一样快捷。许多书只能课上翻阅，现借现还，阔气点的允许带回家过夜。如果有好书来不及细看，我的办法是连夜抄下来。我在中学时代就这样连夜抄过两本书，书名还记得：一本是秦牧先生的《艺海拾贝》，是我的文学入门书；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这是孕育我古典书生梦幻的第一片土壤。至于在夏日油灯下沉迷半本《牛虻》，头发滋滋烧焦；冬天火盆旁陶醉一部《红楼》，棉鞋裂口喘热气，那可是少有的神仙日子。
前几年换书架，将所有藏书清理一遍，发现我自己掏钱购买现存至今的第一本书，居然是鲁迅先生的《野草》，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0.20元。那一年，我十岁。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会去买一本鲁迅的《野草》呢？翻翻书，似乎没有留下仔细阅读过的痕迹。当时可能只想拥有一本书，价格又不太贵，而且文章那么短，跟课文差不多，似乎这是买的理由。那时候，“作家”还是个褒义词，而鲁迅是我当时知道的惟一在姓名前面冠上“伟大”一词的作家。
书里生活相媚好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眼神忧郁的16岁少年站在古朴的图书馆门前，是个盯着宝藏的大盗，他已经获得了珍贵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大学的第一课是文艺理论，老师介绍文学起源的三种学说，顺口提到还有第四种说法，刊登在某期《北师大学报》上。下课铃一响，少年飞奔向图书馆，借下那期学报，又奔回教室上课。这是借书证上有案可稽的第一本书。
此后的日子，图书馆替代了课堂。这位数学白痴这样计算：听一节课老师只能讲解十页书，如果自学，同样的时间可以看一百页书，然后郑重决定逃课。大学四年，他老实上课的时间加起来不足半年，其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考试过关不在话下，这更坚定了自学的信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位身材单薄、眼镜沉重的少年。一位胖胖的阿姨对他格外开恩，每个学生借书的上限是六本，对他悄悄撤销上限，允许他超量借书，令他想起当年漂母饭韩信。图书卡片箱被他翻遍，边翻边抄书目；每周一次新书上架，他总是抢先“拦路打劫”；隔三差五就抱走一堆书，三天两头又抱回一堆书，像个忙碌的走私犯。有个暑假不回家，到图书馆义务打工，帮助整理图书，算是回馈那些可爱的人，并且亲近更多可爱的书。按照流行的人才学说，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呈金字塔型，一般知识是底座，逐级上升，专业知识为塔尖。底座要广博，塔尖要突出。于是，按照社会科学的类别，一两个月浏览一门学科，做厚厚的笔记和小小的卡片，好像真个要做学者的样子。少年的兴趣是诗歌，就是“塔尖”了，他的一个得意之作是，将馆藏全部外国诗歌译本翻了一遍，不知道这个记录现在是否有人打破。
偶然发现俄国生物学家柳比歇夫介绍的“生命计时法”：将一天所有活动分成有效和无效时间分别记录，每五分钟的活动都登记在册，这样，你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每天的有效时间是多少。少年从此着魔，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彻底的书痴。你能想象一个上洗手间都来去匆匆的呆瓜游走在大学的校园里是如何可笑，如同手握定时炸弹赶路的人，他居然这么跑了两三年。那么好的年华，本该去约会佳人，卿卿我我的，怎么会一头钻进书堆里白费青春呢？疯狂于迷死人的书海艳遇，带体味的恋爱却乏善可陈，那时候的大学生大约都是这么傻的。对于一个饥饿的孩子，没有比往肚子里拼命填充食物更急切的事了。
也曾风花雪月，半夜躲在蚊帐中拧亮手电筒写诗；也曾激扬文字，吆朋喝友自办诗刊《三原色》，差点成“地下刊物”，被系主任喊去训话、勒令停刊；也曾指点江山，在校园湖畔一圈圈散步，同行者有上帝、马克思、卡夫卡、少年和先贤后学数人。听孔夫子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晚生相视一笑；芥川龙之介插嘴：“生活可由书本习得”，少年莫逆于心。
二十年后，少年已然中年，被母校邀请回去讲座。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心中喃喃：大学，最令我怀念的还是图书馆。
青春做伴好读书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个贪婪的读者，有义务做一个慷慨的作者。编书是我的义务，因为读书是我的本行，而教书是我的职业。读书、教书、写书、编书，就像西瓜地里本该长出西瓜一样稀松平常。作为教师，又比普通读者更多了一份责任。
出于羞愧：一个厨师，自己享受着精美的食物，却只给顾客提供垃圾食品。
出于愤怒：一个教师，明知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好的精神养料，却无从下手。
出于疑惑：深圳人可以“杀开一条血路”改革经济，为什么特区教育特色全无？
出于恐惧：教师是为二十年以后的中国而工作，你今天播下跳蚤，怎能指望收获龙种？
出于良知：古今中外，那么多智慧的头脑、贤良的心动，他们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教育者有责任把它们转交给下一代，如果我们因为某种人为的原因而匿而不报、藏而不教，或者不会教、不愿教、不敢教，都是教育者的失职。教育是理想主义者的行业，又是实干家的职业，与其等待由上至下的指令，不如由下至上自行变革。教育行业的变革，不光是为教师重新寻找生存价值，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民族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出于关爱：好书与好的教育应该给青春以光芒和温暖，是送给孩子的一件宝贵礼物，而不是一种重压。让学生为自己的心智成长、为健全的青春和丰富的人生而有效阅读，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小心呵护成长的岁月，用美丽的文学和健康的文化温暖他们，感动他们，将语文求学之旅变成青春期心智成长的光明之旅。让学生一边欣赏自己青春的美，一边为自己的未来播种。
以上种种，大约就是我横下一条心十年磨一剑埋头书斋编撰读本的心理动机了。
《青春读书课》人文读本，一套七卷十四册，近五百万字，导读文字就有四十多万字，一编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这个漫长而快乐的岁月中，仿佛与自己心仪的古今中外的人杰约会了一遍。有的匆匆而过，有的侃侃而谈，有的悄声细语……我遥望他们远去的背景，期待着以后的再次约会；我记住了其中一些深情凝注的眼神，一些万语千言的叮咛，一些柔肠寸断的长叹，一些热血沸腾的激情……这些，将继续滋养我的生命，并且幸运的是，通过我，给中国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传达着巨大的柔情。
自从2000年9月，“青春读书课”在深圳市育才中学开讲，原本是校本教材的《青春读书课》读本从深圳往外扩散，孩子们的反馈是对我的最大激励。
南山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丁梦琪给我来信：“严老师：我是你的读者，我今天读了你编选的《成长的岁月》，真是激动得想跳楼。真是太好看了！！！！”我回信：“非常理解你阅读时的欣喜之情，老师编读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好好活。”深圳大学一位学生偶然读到《白话的中国》，其中尖锐的思想刺激得他彻夜难眠。第二天跑来自费购买十余册，说是要送给他的同学好友，让朋友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精神层面对话。我的学生赵真、高薇留学国外，在超重的行囊里,依然塞着读本，一份关爱伴随游子走四方。
学生的评价是最本真、最重要的。请允许我引用几句他们的感言：
杨建梁：青春读书课，可以说是一门给你自由，教你自由的课。
程羽博：原来精神也有家园，也需要归宿。于是，我也开始寻找并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切从《白话的中国》开始。
於乐实：每次上完读书课，都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
谢予：在读书课上，让我肯定了许多问题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而在以前，我都是有所怀疑，或是轻视的。
南昌外国语学校是最早引进《青春读书课》教材开设选修课的学校，听听这些可爱的声音：
唐嘉辰：年青的心是燥动的，本以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制服它，遇到了“青春读书课”，它却出乎意料地平静了下来，滤去一切烦杂。我们真的沐浴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中，我甚至站在了前人文化的高峰上看中国的文化遗产……
钟鸣：这里没有陈腔滥调的教化，没有任何强制接受的压迫，毫不经意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沟通和碰撞。站在此处再回首，蓦然发现思想真的可以如苍鹰般展翅飞翔。而青春读书课就是将我们送上天空的风。当我们的灵魂一次一次地经受洗礼与升华之后，我看见了自己稚气未脱的脸庞上那无比坚毅与坚定的目光。
肖旭：《青春读书课》是对我青春生命的救赎。
一边开设选修课《青春读书课》，一边开通一个面向全球中文学生用户的文学网站：春韵网(www.chunyun.net),这个网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汉语电子书摊。比如，曾经在网站发生过这样的思想交锋。一位高二学生(网名黑暗魔神大帝)发了一个帖子，说：
本周读书课的内容是“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我没有去，因为我不想让我更痛苦。中国人根本没有反思意识，比如对文革。反思是非常痛苦的事，而且，只有少数人的反思毫无意义！只能使高尚这更痛苦，使卑下者更快乐！有鉴于此，我觉得我反思已经太多，而社会并没有因此而进步，正义并没有因此而发扬光大。所以，很对不起，我不来上这次课，也是对中国民众的愚昧和麻木的抗议。
白衣书生(我的网名)回复：
年轻的黑暗魔神大帝：
谢谢你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伏尔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死不认错”，无论发生多大的人祸，从上到下拒绝反思。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其中就有你的自命清高的一种——凭什么要由我来接受反思的煎熬，而那些愚民大众却永远麻木地快乐地苟活着。
历史是在反思中进步的，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拒绝反思，都将使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一次改进的微小的机会。而且，灵魂的拷问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并不能因为没人赞赏和跟从而放弃。况且，正因为大众麻木，少数的清醒者就显得尤其宝贵。你想，多一份你的清醒，不就少一份大众的麻木吗？
年轻人心地还柔软，还有机会不变成木乃伊，趁早给自己的精神家园播种，你未来的人生和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希望。
从屈原以来，凡是有思想的中国读书人，都爱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之类的自我标榜的宣言，然后怀碧自珍，浊者自浊，现实并没有丝毫改变。换一代人，又同样来一遍，那些清醒过的思想最终只是一滩烂泥，它们没有培育出鲜花，反而腐烂了新鲜的思想和思想的勇气——这是中国文人传统中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毒素，到了你们这一代，还要继续中毒下去吗？
一个人要有思想的尊严，要告诉自己配得上人间最宝贵的事物。要像基督那样期许别的清醒者————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人中的盐！
愿你走好，我年轻的兄弟！
其后引来更多的跟贴，成为许多同学心智成长中一个有益的思想事件。
素昧平生的友人
长年独居书斋，“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因为《青春读书课》，听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声援，明白吾道不孤，足勘欣慰。读本是在2004年初由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出版才正式面世，此前五年，作为校本教材，已在民间自发流传。广东省语文教研员冯善亮在2000年听课后肯定：“以往我们总说语文课脱离时代，严凌君老师的读书课就贴近了时代脉搏，把枯燥乏味的语文课变得博大精深。”珠海市语文教研员容理成多次带领珠海的老师不下百人前来听课；四川的李镇西老师2001年在K12教育网站率先推荐：“从这本教材中感到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一点点希望！”山东的王泽钊老师在联系出版自己的教材时，从某编辑手上获得《白话的中国》，自言“如获至宝”，并千里迢迢前来深圳会晤；国编《语文》教材主编顾之川说“人教社新编《语文》教材从《青春读书课》读本中吸收了不少东西”，并邀请我参与人教社高中《语文》的编写；2002年江西《读写月报》副主编漆羽舟引着编辑部全体成员来到育才中学召开第一次“读本研讨会”，并亲自在南昌外国语学校操鞭执教；远在美国留学的梁讯，欣然参与《世界的影像》一卷的编写；善良诚挚的摩罗先生积极为我联系出版，并建议增补“小说”一卷。还有那么多我的同仁，在全国各处发出呼应，比如新疆的冯远理老师撰文支持，北京的赵谦祥老师将读本引进清华附中做选修课教材……我从老一辈教师身上感受到庄重大气的品格，纯正温厚的钱理群先生为读本欣然作序，虚怀若谷鹤发童心的商友敬先生甚至说：“你编的读本后来居上。”这两位前辈都是《新语文读本》的编者。在徐州参加“中国青年教师论坛”，初识《那一代》的几位作者蔡少阳、干国祥等人，他们正在热烈聚谈，一见我，立即没头没脑嚷道：“严老师，你说你说。”那些热血纯真的年轻面孔，让我感受到万象更新的五四氛围……这些相互感应的人们，还有那些素昧平生的使用读本的老师们，他们都是我的同道、我的族人，也是像我一样为书本所蛊惑、为理想而痴迷、为教育而揪心的书痴吧？
读本未出版之前一些敏感的媒体就发表了长篇报道：深圳《深圳周刊》、江西《读写月报》、北京《现代教育报》、四川《教师之友》杂志、广州《南方都市报》等等，对这些媒体以及此后善意关注的媒体我心存感怀。
我怀着温情在这里记下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两位青年和一名工人。
2004年2月，《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徐楠对我的采访——《严凌君：还语文教师以尊严》。全国各地问询的，支持的电话不断，有学生家长、有记者、也有教师。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青年，先拿出学生证给我看，贵州警校法律系学生，然后拿着本子，上面写着一些问题，非常认真地一一提问，话题集中在“青年的精神家园”。不是采访，是为他心中的困惑。交谈中漏出一句：老师就像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哀！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青年多么需要真实的精神资源，但他们一旦看见好东西，就如此轻易地矮化自己，我们的社会就没让他有机会成为自立的人。我惶恐辞谢，转告他鲁迅先生的话：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自己从荆棘中闯出一条路来。
又一天。一位瘦高的青年来找我买书。自我介绍是山东潍坊人，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生，在深圳工作。因为是独子，要离开深圳回老家了。说是在走之前要“带回去一点能够代表深圳的精神和文化的东西”，浏览深圳的报纸和网站，知道了《青春读书课》这套书，就来了，说是要送一套给他在老家当老师的女朋友，要我签名题字，还说自己的学生时代没有这样的书、这样的老师，希望女朋友拥有这样的书，当这样的老师。临别，我伸手给他握别，他突然后退一步，给我一个毕恭毕敬的90度的鞠躬。让我惶惑不安。
3月4日的《南方周末》，载文反驳我的一些观点，说语文就是技术，不同意我的“尸检说”。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恐怕是目前中国教育界的“主流声音”，一些一线教师正在成为教育变革的第一阻力。6日子夜，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自称是黑龙江佳木斯市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声音激动地表示要著文反驳该文，并说：你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曙光……这样的期许，让我惭愧难当。
这三位特殊的友人，我至今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位工人甚至说：“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只是一个支持你的中国人。”是啊，只要是关心中国的中国人，这就够了。
人生是否可以像书本一样丰美？当年来深圳的理由之一就是——有钱买书。现在真可以坐拥书城了，这本身就是幸福，有可能将这种幸福传递出去，就是更大的幸福。在网上我使用一个古典的网名：白衣书生。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一个民间思想者，一个普通读者，一个爱书人，一个一品老百姓，总之，一名白衣书生而已。
2006-5-9
版权说明，本文系因特虎和《深圳青年》杂志向严凌君先生特约的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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