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宪政学者秋风的说法，经济自由主义者指的是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改革之后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观点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科斯等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米塞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论断（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这些知识应该算得上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但缘何近年来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并不为大众所接受？及至遭到以苏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学养深厚的新锐经济学者的激烈批判？是大众不能理解他们“超前”的知识、不能理解他们的“苦衷”，还是他们的认知存在缺陷？

秋风以2003年以来江胡权力更迭为分界将中国自由主义者二十年的遭遇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黄金时期，在市场化的政治正确之下，经济自由主义者迅速在媒体和学术界成为主流话语、在体制内的影响力急速扩张，及至经济学成为官方与民间高度认同的显学。2003年之后，“权贵私有化”进程引发了严重了社会问题，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导致人们开始怀疑经济自由主义是否有能力和诚意改进国民福利，至此，民众开始“反市场”，以乌有之乡网站为代表的“毛左派”思想也开始强力回潮，政府由此发现了“推卸责任的良机”，开始了“和谐社会”执政纲领的转型。

二十年间，对待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民间从欣然接受到愤然唾弃、官方从公开求欢到私下偷情，经济自由主义者已经声誉扫地，到今天，只能在官方暧昧的态度中继续为“权贵私有化”孤独的呐喊。在秋风看来，这是中国所有自由主义者脱离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必然遭遇。虽然不一定完全同意秋风此后所给出的解决路径，但本人同意这一论断，并想更进一步总结一下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原由所在。

一、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短视与政治幼稚

秋风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二十年的颓势》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辨析。这些接受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者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对统制经济与专制之间关系的分析中认定，“透过增进经济自由，就可以推进政治自由”、“瓦解了统制经济，也就拆除了专制统治的基础”。用秋风的话说，他们是想通过市场化来“哄”出一个包括法治与民主在内的宪政政府。

没有经济自由，也就没有政治自由，这是经过近百年时间检验过的历史结论。但这个结论并不能反推出“经济自由的扩展一定能带来政治自由”。正如苏振华所言：“经济自由在政治自由之下必然产生，但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弗里德曼等谈论的是无经济自由则无政治自由，但他并没说经济自由必然内生政治自由。”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群体有了经济自由就一定有勇气追求法治与民主，至少，信息的充分交流就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极权体制大框架下的经济自由，一方面私有经济的主体部分依然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导致它们天然亲近极权体制、抗拒法治与民主——这就如同古罗马王政结束时代参与复辟阴谋的青年贵族们认为国王可以靠感情接近，而法律却冰冷无情；另一个方面，没有政治权利维护的经济自由随时可以被体制轻易收回——这正如近年来国进民退趋势愈来愈严重的现象。

由此形成了这样的事实：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哄”出法治、民主；体制却像操纵木偶线人一样将经济自由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中。

二、经济自由主义者刻舟求剑式的断裂认知

苏振华认为：“在民主国家，经济自由随便怎么强调都无大问题，因为有政治自由为经济自由提供不能逾越的底线，即自由是实实在在确立了的且不能轻易挑战的。在中国无政治自由而单向度强调经济自由，必然走向丛林状态而表现为权贵经济。”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些经济学智慧均发展建立于民主法治的西方社会环境基础之上，也即是说，所有关于经济自由与自由竞争的经济解释都必须以民主与法治的市场框架为前提。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人类所有知识均有前提条件，并随着前提的变化而变化。中国是一个尚没有建立起民主与法治制度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体制环境中随意挥舞经济学工具，就存在着极大的认知风险。

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工人工资的定价是市场的自由，但他们忽视了当前只有资本方自由、劳动者并无平等谈判权利的现实，以最低工资标准违背了市场自由原则为由在公共舆论空间单方面为资方鼓与呼。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完整的自由，则在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拉偏架”的行为显然背离了初衷。

关于春运火车票的争议亦是如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认定提高票价就能减少需求、缓解春运紧张问题。他们总是简单粗暴地以价格杠杆解析一切社会问题，有意无意地忽略大量农民工需要回家过春节的事实需求——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是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及文化问题。

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会表现出这样的认知断裂，但这种声音总从经济自由主义者阵营中发出（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让经济自由主义者追求完整自由的理想变成一种简单的计量工具——他们常常会以实证为由强调自己的价值中立，但这已将自己退缩为单纯的技术人员，与自由主义并无关联了。

三、经济自由主义者总与极权体制合谋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断裂认知，往往导致自己在公共领域的声音与权贵的意志高度一致。从国企改制的争议开始，经济自由主义者凭着“好心”认定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但这股借着市场化政治正确的舆论声势却催生了权贵经济的诞生。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期阶段，无论东西方社会，都经历并延续过这种漫长的权贵经济时期。这种欠缺法治、民主的“市场化”正中权贵经济的下怀。

关于国有企业不私有也会被侵蚀的“冰棍理论”、关于贪腐问题的“腐败促进市场自由”等等观点，虽然是一个事实描述，但经济自由主义过高估计自己“阴谋”的得意表情正好迎合了权贵经济需求，又是另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两可的论断就像一柄双刃剑，最终将伤害到自由本身。

在这当中，最著名的谬误来自于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张五常的“中国比美国自由”的论断。在张五常本人公开的致科斯太太的信中，张五常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美两国的差异，认定没有独立工会、少有政府监管的中国企业拥有比美国企业更多的自由，并认为这是市场自由。

这种无意或有意的断裂认知，已经自觉的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正如苏振华所预见的：“立足于无政治自由事实的中国的原教旨经济自由主义者，必然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

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天然软弱

经济自由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但他们只有精英的优越感，而不一定具备精英的勇气与品质。事实上，传统上的精英不光有着优良的个体竞争素质，还具有浓厚的公共情怀与无畏的勇气。古罗马能进入辉煌的数百年共和，贵族精英的勇敢与奉献精神无可或缺。当罗马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矛盾重重之时，一个叫费比乌斯的贵族家族以家族全部男性306人组成的“国防军”开拔前去对抗敌国，最后除了一名重伤少年侥幸生还外全部勇敢战死；当年轻的自由共和国被强敌重重围困几近粮食断绝走投无路时，一个叫穆休斯的年轻贵族勇敢地只身前往敌军阵营刺杀敌军首领，被俘后不动声色地将右臂放在火炉上直至烧焦，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最终震慑了来犯者，解除了共和国危机。

这些是经济学假设中排除了的人性因素，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并不熟知或完全不承认这种非一般人性假设所认定的人的行为现象的存在。这导致了经济学分析在非一般状态——如社会转型时期的无力，也导致了看不到这种差异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全面观察社会与追求自由时的盲目与短视。

非但如此，经济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四处斥责权利被侵害者怯于反抗的懦弱，另一方面却深深忌惮大众诉求的有组织出现。他们始终将自己放在第三方位置，却不顾自己前后矛盾重重。他们以为保持价值中立是在维护学术尊严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却不知在欠缺法治、民主的环境中自由主义本身就不是中立价值。最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性最终演变成现代意义的犬儒——宁可在极权之下匍匐，也不愿意接受法治、民主下大众对权力的分享。

五、结束语

经济自由主义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阵营当中的重要分支，是中国社会当代思潮中影响力最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既为推动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做出了有力贡献，也在为通过权贵经济的运作将极权体制传统化或固化做出学理指引——这导致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当前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困境。经济自由主义者公众形象的急速堕落，昭示着以精英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颓败。与此相反，发酵于互联网、有着强烈反精英特质的关注度更广泛的自由主义正在快速成长——他们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传递、交流着各种价值立场，形成了当前蔚为壮观的追求自由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