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民性？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成年人频繁出现的比较持续的人格特点或方式，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将其成为“众趋人格”。

 

很多朋友认为，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国民性格有关，即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A.英克尔斯也曾经说，只有当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称为现代文明国家。这样看上去，一个国家所以不能进步，罪在人民。

 

但这样将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国家不能进步的原因在人民，则人民有何理由指责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持这种观点的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会坚持说，只要人民改变了，制度也会改变、政府行为也会改变。可是，这样的回答实际上是答非所问的，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改变？

 

有人会举这样的例子：说中国人去到不同制度的外国也是操性不改，于是对国人的国民性深感绝望。但我想举同类的例子：大陆人一过罗湖桥，在不同制度的香港就不再太敢乱吐痰乱行贿，规矩得多了。可见，举例论证并不那么容易。

 

是国民性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国民性？我暂不想在这里做出裁决。只想真心请教持“罪在人民”观点的朋友：如何改善我们的国民性？

 

有朋友说，学鲁迅柏杨们批判文化传统，就能改变我们的国民性。我看未必，这种批判的价值无疑是存在的，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厘清一些不太清晰的认识，也能营造一种新价值主张的舆论声势，但说可以改变国民性，显然是夸大了。几十年过去了，鲁迅柏杨们除了制造出一些“棍子”、“帽子”式的批判工具，对于改变制度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真正起到改变制度作用的，是人们对制度领域内的公共生活方式的强力诉求。在这样的诉求下，大陆走进共和，台湾在威权之后进入民主社会。

 

我想这些朋友恐怕有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对于国民性、文化传统的批判，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而很多价值领域的东西，本属自由选择范畴，与制度问题相较，轻如鸿毛。严重一点说，这种批判基本上接近于无病呻吟了。如果自己还板着个脸觉得自己天然正义，差不多就是新时代道德家了。道德家还是有其功用的，但如果自己言行不一，自个儿满身操性不知自省却还义正言辞指责他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伪道德家了。

 

印证价值，是哲学实践的重要原则。即是一个价值主张，自己必得亲身实践。如果整天叽里呱啦要求他人这样那样，自己却像个菩萨一样端坐不动，这样的批判只会被人当作笑柄。这同时揭示了另一个道理，那就是，对国民性与文化传统的反动，属于自省的范畴，它是以行动来昭示世人的，不是夸夸其谈就能做得到的。是为“身体力行”。即便是言论批判，也必得建立在自己行动示范的基础上的。

 

古人说反求诸己，是说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在他人身上找原因；基督教导人们认罪，是要求自己认罪，不是要大家去揭发他人的罪行。对于国民性、文化传统的批判，焉能不从自己身上入手，而专向傍人身上下刀？

 

由于内在的逻辑冲突导致这种国民性批判软弱无力、成效甚微，所以有些朋友急躁之下逐渐走入极端，进而怨恨大众、仇视大众，走入反大众的精英主义泥坑。这就恰好印证了这句话：一个民族的堕落首先是精英的堕落，而精英堕落的标志是他们指责人民的堕落。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方式会比制度的强力作用对人的行为影响更大，所以我更愿意将更多精力投放到制度建设上来。或许对国民性、文化传统的批判有其作用，但这些朋友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批判呢？他们将如何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国民性呢？

 

 

 

 

 

在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讨论中，有朋友总会以人们容易被煽动误导来支持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并举例说中国大多数人口并不接受民主自由观念，如重庆的“唱红打黑”就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想说的是，在某些环境下，的确会出现这些朋友说的这种“国民性”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人操性十足、无现代文明观念造成的。王小波曾经讨论过关于人性逆转的问题，他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亲身感受到人性逆转的可悲现象，并介绍了三个原因：暴力威胁、信息封锁与繁重无效的体力劳动。有些监狱就通过这个方式让人性发生逆转，让囚徒彻底成为精神奴隶或变态行为者。

 

事实上，“斯德哥尔摩症”就是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下形成的活生生的现实例子。抢劫银行的暴徒以武力控制人质，在长时间的恐惧与信息封锁下，人质们在暴徒的偶尔“善意”施舍下变得开始理解、接受、同情暴徒，完全忘却自己的权利，在获得自由之后为暴徒作证减罪，更有甚者与暴徒结婚生子。这与王小波讲的例子相当。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种环境下成为精神奴隶、成为变态行为者、成为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判断失常，让一个群体的集体行为选择变得怪异。所以，当你去到乡村询问一个农民是否热爱村干部、乡干部，当你询问街头一个市民是否认同民主自由，可能会得到让你吃惊的答案。你要知道，在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之下，任何怪异的答案都不足为奇。这不是人们的理性与认知能力有问题，而是环境原因造成的现象。

 

这不难理解，当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被人控制的时候，你想想有多少人还能够坚持自我？在这种状态下所做的调查结论是否有效？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下的人的意识与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策略结果。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常态下，理性人自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这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换成谁都差不多。

 

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其密码就是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其他同等制度环境下的国民性基本上相同。而只要解除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人们的选择就很快回到开放理性状态，就如具有同样东方文化传统的日韩与台湾。

 

有朋友认为，即便解除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当然是通过制度建设），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民素质也决定了国人不能享受现代文明。我对这种看法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我一直觉得民主自由是人天生就有的基本诉求，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由此而来——普世价值如同柏拉图的知识回忆说，它不是强加的，而是每个人脑海中已有的观念。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个族群是不接受民主自由的，岂不是与普世价值成了悖论？在开放状态下（免除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如果有人还强调说某个族群反对自由民主，我只想喷他一脸雪花膏。

 

这些朋友往往喜欢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锁定效应来说明文化对制度的牵制作用，但他们忘了，制度经济学中的这种分析是针对单一对象的，即是仅为厘清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它并没有分析现实世界中多个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上，文化与制度的演进过程都非常漫长，但制度是社会管理工具，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后来者可以轻易通过学习来完成制度演进的过程。举个例子，在法拉第发现电磁原理之前，人们苦思冥想不得其法，但在今天，一个小学生也能轻易理解和应用。这就是后发优势。

 

所以，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被神诅咒的渊薮，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断绝了文明进步希望的理由。在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未解除之前，任何人为附加的对国民性的诅咒都没有意义，因为，只要我们知道了国民性问题的产生原因，就知道了自己该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

 

201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