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还没有公映前就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朋友们都说姜文的这部娱乐大片非常值得期待。事实果然如此，《让子弹飞》首日票房收入突破三千万，网络上好评如潮（我更相信网络）。

这是一个本身非常精彩的故事，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讲的是民国初年一个曾有革命经历的叫张麻子（姜文饰）的土匪抢了一个买官穷县长（葛优饰。为活命，自称是自己手下已死去的汤师爷）、索性冒充县长上任捞一把、与当地权贵黄四郎（周润发饰）恶斗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张麻子。追求公平的张麻子在辛亥革命之后，眼见革命未能达成他的理想，落草为寇，用枪杆子追求他的公平正义和人生幸福。用他的话说，是要“站着把钱给赚了”。冒充县长到鹅城上任之后，他发现在鹅城，只有当地权贵黄四郎才能站着把钱给赚了（当然，黄四郎也仅是某军阀的一条腿而已），县长只不过是军阀势力与地方豪强势力的手中玩物。张麻子至此更深刻的领会到他为什么只有当土匪份的原因——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军阀与地方豪强的问题，并没有带来社会公平，并且，影片基本上给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姜文看来的懦弱、随风倒、只顾眼前利益、缺失信念与信仰的“国民性”。

应该说，这是一部中国影视界少有的、非常不错的影片，它巧妙地将文化（广义的）批判包装在丰富的娱乐元素中，让观众在开怀之余自然产生对“国民性”与暴力功能的再度审视。影片的主题是批判“国民性”与对暴力的怀疑，我不怀好意地猜想，这是这片子能够通过严厉审查的根本原因。

而这样的批判的确有着现实依据。被非人对待又被迫与黄四郎们合谋诬陷张麻子儿子老六的卖凉粉者、衙门前围观张麻子主持公平断案的嬉闹乃至下跪的乡民、张麻子与黄四郎发钱收钱发枪收枪争夺民意的斗法、张麻子利用黄四郎替身鼓动民意劫掠黄四郎碉楼后的景象、张麻子的兄弟们满载之后投奔各自幸福的离去……张麻子战胜了黄四郎，自己却成了一个大战风车的斗士，只能孤独地骑着白马消失在兄弟们投奔幸福的火车扬起的尘土中。

毫无疑问，姜文对这种“国民性”的刻画与批判非常到位，虽然表现方式不同，鲁迅、柏杨以及今天众多的知识精英们也在用文字做着与姜文同样的事。但我觉得这太悲观了。因为这仅是人性、我们的“国民性”的一面，绝对不是全部。就如第一个来到东方的英国人马戛尔尼描述的中国人是一副铜版画中的刻板人物模样，但他一定没想到这个僵尸般的帝国里面同样在流传着细腻如莎士比亚作品般的《红楼梦》。矫枉过正式的放大批判有其价值所在，但这样将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负面性：在这样的现实下，一切显得毫无希望——就如影片的最后，张麻子只经历了一场娱乐般的闹剧。

我还是想引用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如果人们愿意去了解久远历史中的人们的思考以及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文化，就一定会发现，人性总呈一致性，其差异性甚至远小于基因图谱。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多种社会学科，均以利己人性为基本假设，从而建立起适用于今天所有国家社会的蔚为壮观的现代人类知识文明大厦。即便在价值领域，我们依然相信且观察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人性、“国民性”过度悲观。

而姜文的这种批判依然有价值，只是疏于寻找“国民性”差异产生的更深层原因。当然，这恐怕不是姜文所需要做的事，它需要更多公共知识份子一起来思考。姜文的缺陷仅在于只给出了沉重、而没有给观众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事实上，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张麻子相当于一个群体中的“道德楷模”——我们俗称的“英雄”，这种道德楷模违背利己人性假设，他不完全是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依靠信念与信仰支撑自己的行动。人类文明走到今天，经历过无数细微的制度演进。而在制度演进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个张麻子一样的“道德楷模”，这些信念与信仰的追求者推动着更多如鹅城乡民一样的“搭便车者”共同改造社会。没有张麻子们，社会只会在数量更庞大的“搭便车者”的“利己”天然正确的环境下一成不变，甚至与文明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这正是所有人需要正视的问题。

有人说，只要有百分之三的“道德楷模”，就可以带动大约百分之十五的行动者，最后推动其他“搭便车者”采集集体行动。《让子弹飞》中，姜文只给出了一个张麻子，这就是鹅城的悲剧在所——可以想见，鹅城的这次行动将很快被黄四郎邀约的三天之后即到的军阀部队摧毁，并付出沉重代价。为什么鹅城只有一个张麻子？鹅城的希望在哪里？影片没有给出恰当的线索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