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物质匮乏时代发明了一种关于消费的说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说法竟然在物质丰裕的时代依然有效。唯一值得质疑的是“增长”二字，我意为把“增长”改为“变化”，并去掉“日益”二字，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消费状况。

经济学上的交易概念，其实完全可以用消费代替，甚至消费比交易更明白地说明了交易行为的目的，因而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消费的一部分，降低交易成本所产生的效率，对于消费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物质文化需要”中，所谓“低效率”可能就是文化消费的原因和结果。

高效率的交易，是文化冲突中占有优势一方的自诩。消费的档次，对于不同的文明来说，就是文明的排序，在一种文明内部，才是经济实力决定的文化资源拥有量的排序。

在消费行为的研究方面，可以分辨出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之差异，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概念中，文明和文化经常是混用的。

比如，坐火车旅行和坐飞机旅行，通常可以表示不同的消费档次，也可以表示文明程度，却不能说是文化的类型差别。看京剧和听歌剧的消费档次差异却是由文明和文化诸因素复杂地决定的。一般地说，从物质和技术角度来研究消费，确实比从精神角度要靠实得多，即使泛泛地说文化消费，也比精神消费更有根据。因为文化关乎仪式和排场，仪式和排场是可以定价的，而精神是“太虚幻境”，无法定价，所以，精神消费从概念上就不成立。

精神消费不成立，可是许多有点文化、有点思考癖的人，喜欢谈论消费的精神境界，甚至贬抑“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这种做法达到了鼎盛状态，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是一场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声讨。可见，在中国，消费似乎不得人心——或者说是太得人心了，以至于要引起知识分子的警觉和反感。

非常有意思，如今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却苦于难以“扩展内需”——在以迅速提高集体生产力（GDP）的治理者看来，内需几乎要等同于“内急”，即紧贴着吃饭拉屎的那种十分基本的需要，所以，国家税收制度的设立，就是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生产为基本指导方针的，如今，突然之间要扩展内需，老百姓居然除了“内急”，暂时还无甚其他需要。这么说当然有点偏颇，当代中国的消费中，最困难的是消费行为的平衡，而不是消费的升级，或者说消费的升级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讲品位、甚至培养贵族风范，是个伪命题：当一个国家并无自主品牌的消费品，贵族们消费的都是别种文明品牌，这样的贵族很可怜。而老百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没什么好消费的，是一种内生的危机和耻辱。

(本文供《深圳青年》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