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这座城市建市20周年的纪念年，从一个逃港成风、落后贫瘠的农业县，发展到今天"富可敌省"、城市各项指标高踞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前列。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东莞确实有巨大的经济总量， 2007年度东莞GDP达3151.01亿元。从历史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东莞GDP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4年，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

当然这个数字并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可能被有意低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大账”而不是“小账”。然而仅仅从“小账”也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东莞经济总量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工业生产每年在平稳增长；同时，随着近年东莞主政者在治安、交通、产业转移、社保医保、环境等方面的动作，有迹象表明，东莞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正在稳步增长。

但是，在这个形势背后，东莞发展面临的瓶颈效应也越来越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看来，经济社会所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正越积越深，正在形成对东莞未来发展严峻的挑战！

最近有些消息听起来却有些麻烦，华尔街日报说，珠三角的加工型工厂大量倒闭，港商有7000多家己经倒了。有的报道说，东莞一些加工型工厂因为成本问题而远迁东南亚，新劳动法的实施使500家左右的台商己经迁移。还有报道说，一个大大鞋厂因为新劳动法的实施而决然拿出 4000万执笠。有些品牌型企业为了做大做强，作出了把总部迁至广州、深圳及其它城市的决定。

也听到了一些民间的说法，东莞农村老百姓的出租屋几年以来房租不升反降，原来一间屋可以租个五百元，现在只能三四百。一些手袋、制鞋比较集中的村里，工厂搬迁导致了厂房和出租屋的空置……

2007年，几把大刀都向东莞砍来，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东莞似乎应招有些吃力，这个以制造业而闻名的城市，它所受到的环境压力、能源紧缺、土地紧缺、劳工紧缺等等问题，更象是已经接近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

广东省现在正在开展解放思想的新一轮大讨论，也恰逢其时，这三十年积累了很多成果，也留下了很多问题。站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边上，东莞这个城市前途何在、又将何去何从？我并没有那些主流论调者那么乐观，甚至，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如果不能够在诸如此类的挑战面前作出良好的回应，那么，也许就犹如这即将落幕的黄昏。

一：诸候经济与本位主义

自1985年升格为县级市、1988年升格为地极市后，东莞就一直作为地极市直辖4个街道、28个镇，中间不设县或县级区。32个镇街由市直接管理，这种行政体制在全国仅有东莞、中山、三亚这三座城市采用。

乐观地说，这种体制减少了行政层次，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纳税人负担，同时调动了镇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市、镇、村、村民小组“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招商引资方法，就极大地调动了各行政层级的招商引资积极性，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盛景。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较为明显的，在现有政治架构下，当民众对于官员和行政体系还缺乏足够的制约时，下级政府和官员的压力更多依赖于上级政府和分管领导，而这种"市直管"的体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行政管理半径过大、管理节点过多、效率较为低下、管理较为粗放等问题。

更直接的影响是，当前东莞虽然32个镇街全部名列"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行榜，但是，由于地理、历史等各种原因，镇街之间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产业规划重叠、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局面。很多镇街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进一步发展潜力也很大，但是，在土地、能源、产业布局及城镇规划等方面严重受制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而使得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另有一些相邻的镇街则条件相反，地广人稀、大量土地和其他资源闲置，白白浪费了发展时机。例如，松山湖的科技创新功能、常平的物流功能、塘厦的加工制造功能等等具备地域特点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果能够在空间布局和行政区划上得到配合和支持，势必将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东莞有两个“石”字头的镇，石龙镇只有十平方公里，但经济很发达，信息产业比较有名，不过，我们都应该知道，地理空间对于经济空间是很大的制约，所以石龙只好螺丝壳里做道场，精耕细作，而紧挨着的石排镇闲置了大量土地，却沾不到什么光，石龙的信息产业始终不能溢出那块巴掌大的边界。

为什么呢？行政区划导致了官员政绩观，责任田不容他人染指。这种政绩观的核心是本位主义，是政绩的歪曲攀比与不合作。一个强镇相对而言，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它的功能辐射半径足够为周边各镇配套服务，然而出于肥水不留外人田的心态，各镇的建设思路总是往“小而全”的方向发展，人有我也必须有，人无我更须有。本来资源就稀缺，现在更加浪费。

有个事情可以当笑话来听，虎门镇服装产业很有名，但是虎门没有会展中心。相邻的厚街镇有一个设施先进的会展中心，交通距离也就十来公里，可是虎门的服交会宁肯把会场设在一个服装城的六楼，让大家乘着拥挤的电梯参展，也不肯到十公里外的厚街去搞会展。为什么呢？光让厚街给沾了。

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使各个镇之间产生不合作之外，同时也产生了各个镇村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为什么？不合作就得小而全，小而全就得腾出土地来建公共设施，什么会展中心、污水处理厂、歌剧院、大会堂等等，本来珍贵的土地，因此这些重复的、无效的投资，浪费了大量财政，又糟塌了土地，这种因为行政区域过小，而生成的地方本位主义，正在越来越严重地成为东莞未来发展的制约。

行政区划调整应刻不容缓地进入东莞主政者的议题之中。在我看来，只有突破上千年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区划地域局限，在一个崭新的思维和观念下，按照现代社会城市发展的要求和资源配置要求重新进行合理的区划划分，东莞的区域平衡和镇街发展才能获得一个合理的地域资源平台，东莞才能够奠定起未来珠三角发达的多中心、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现代化制造业城市的框架和规模，才能够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行政区划资源基础。

当然，区划调整是一项深刻触及东莞现实政治及各方利益格局的举措，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它的难度并不在于撤并的程序设计，而在于与撤并同时展开的人事安排与公务员分流，这是问题真正的核心所在。这场博奕的主要力量是上级政府与下级官员、行政公务人员之间、东莞主义与镇区本位主义的博奕，实现目标同时又要保持稳定的难题，是对主政者的一个天大难题。究竟现任主政者能否具备足够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来突破这个现实区划困局，还值得千万东莞人拭目以待。

二：人口难题与社会封闭

30年前，以太平手袋厂的开办，拉开了"三来一补"型经济模式登上东莞乃至中国经济舞台的序幕，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东莞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形态演变。可以说，当前很多的社会现象和矛盾，都可以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找到根源。

一般而言，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应该是以中等收入和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但是，在中国城乡割裂的二元体制下，"三来一补"型经济模式所需要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自中西部农村，这使得东莞的人口结构呈现国内城市少有的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1：6甚至更高的畸形结构，使得东莞的城市主体大量为缺乏较高技能的、从事简单加工业的劳动人口。

人口问题与户籍制度纠缠到一起，麻烦就更大了，户籍制度不是一个单项制度，它是一个地区资源拥有与分配的合法性基础，围绕户籍，形成了一个由诸如公共产品、社会福利、婚育、教育、医疗、征兵、迁移、选举权力等多项制度交缠起来的一个“制度丛”。户籍就是一道社会围墙，所有的资源分配都基于这个公分母。对东莞来说，麻烦就出来了，究竟是168万人的城市呢，还是1000万人口的城市？

因为制度和经济路径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大量人口、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这已经构成东莞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它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仅产生了劳动力流动、住房居住、劳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等问题，还对公正平等的社会文明建设、内需充足的统一市场体制建设等等现代社会理念和实践构成挑战。

当前，这种产业模式经过30年的发展，业已成为东莞经济社会的主体，它一方面以庞大的产值支撑起东莞的天量GDP和城市基本骨架；另一方面，它所耗费及需用的巨大的环境代价、能源压力和人口规模，也使得这座城市再也难以承担和维系。别的不说，就当前初春时节，很多镇街就已开始实行的用电"开四停三"政策，就足以证明能源问题的严重性。我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三月份正是订单开工的高潮期，开四停三让他头痛得要死，破口大骂：“怎么搞的吗！又不准加班赶工，又开四停三，这不是逼我们犯法吗？”

经济与人口，人口与户籍，户籍与社会，构成了东莞经济与社会的一把大锁，把经济与社会锁得死死的。"经济社会双转型"是东莞城市突围和涅磐重生的途径。但是，这话说来容易，具体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当前，东莞开始了诸多的举措和探索，例如提高产业进入门槛、建设产业转移园、提高最低工资、低保、社保等社会福利水平、改善劳动者待遇等等。可以说，这些举措和探索在理论和逻辑推演上无懈可击，似可通过经济资源要素的倒逼来力促产业的升级。但我们知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而近乎"不可测"的集合系统，事实上看，这些举措和探索究竟会将东莞的产业和经济带向何处，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转型经验能够带给东莞启示和借鉴，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启示和借鉴同样是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毕竟，东莞乃至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市场条件等基础之上，在我看来，任何按图索骥的盲目乐观都是幼稚可笑的，至少是不严谨的。我认为，正因为"双转型"是东莞的唯一出路，所以，它更应该受到更多更全面和细致的考量，必须把经济与社会结合起来一起分析，而不应该把经济与社会隔裂而相互孤立。

三：利益分配面临障碍、双转型面临阻力

经过30年的发展，东莞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体制已渐渐趋向于固化。在民间，由于大量外来劳工的涌入，东莞本地居民主动地或被动地进入了物业领域，在三十年外向型加工业的大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个庞大的"地租经济"现象和食利阶层。东莞本地居民的收入结构中，租金收入起码在50%以上。收租婆不是只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而是东莞一个非常真实的社会存在。

这部分人群——很多是农民——依靠房屋出租和集体分红生活，在竞争激烈、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面前逐渐己丧失了参与现代经济竞争能力，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也消磨了创业就业意识，在思想认识和精神领域，也距离现代社会的公民要求相距甚远。可以说，一旦"双转型"较为深入地进行，随着工厂的搬迁和外来劳动力的减少，物业租金和集体分红势必受到影响，这个群体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冲击。

我的一个朋友是开厂的，他告诉我，93年在东莞开厂时，当时租了一个比较旧的厂房，租金是9.3港元一平方米，最近搬到了一个新厂房，设施和条件更好，只要6.5元一平方，经济越发展，农民的厂房反而更贬值，这确实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怪现象。

可以预言，百万农民食利者这一群体有可能是"双转型"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这个难题如何破解，还很难看到解决方案，因为寻租行为己经成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比寻租更保险、更舒适的牟利渠道了，要把农民从寻租方式中转入劳动状态，是在对抗人的基本工具理性，不容易啊。

本地居民整体上转向了地租业，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在经济地位、社会事务和彼此交往中所存在的巨大的鸿沟和情感隔离，也是"双转型"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当前来看，因为这些隔离和差异存在，彼此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情感对立，社会共同体意识淡漠，长远来看，这种情况不得到扭转，也将成为"双转型"过程中因为利益交锋而产生的一个难以评估的社会变量。

而在官员群体，"双转型"则面临着除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挑战。依靠地缘优势，30年来，东莞一直是生产加工型外资重点进入的地区，在此局面下，政府官员有着大量的权力寻租机会。就现实来看，这种权力状况和经济产业的多、散、低、乱等特征是高度吻合的，而"双转型"的深入，也就意味着对这种局面的清理和整顿，意味着一种更适合高级产业形态的权力运作体制的逐步建立。

这种权力运行方式，无论对官员的思想理念还是权力行使方式，都将提出全新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政治周期性会出现更大的可能性。在现行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下，"双转型"还意味着一个剧痛期，工厂的搬迁和地方GDP的短时下降，在地方利益和不正确的政绩观影响下，这也势必将招致官员群体的隐性抵抗或者短期行为——我这一届继续那么干，继续拿税收，我调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方式，给"双转型"带来不可测的风险。

因此，从现实状态看，"双转型"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员群体，亦或新移民阶层，其实是面临着这些或明或暗或不确定的力量牵制的，对此，"双转型"的倡议者和推动者，当有清醒而足够的认识。

四：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根基不稳

30年来，东莞一直是外资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有数据显示，无论是工业企业数量还是工业企业产值，外资经济所占比重都在60%以上，因为外资的过于强势，造成了以往对于民营经济自觉不自觉的忽视，使得民营经济在经济体系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现在看来，这种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正在给东莞经济带来难以越来越大的风险。
东莞制造业的主力军是台商，这是一群政治身份特殊的商人，他们的生产活动在东莞，但经营活动又在台湾，他们生活在东莞，但他们与东莞社会生活却相当疏远。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追逐的只是生产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如果说原来东莞吸引台商的有土地、劳动力和低廉的税收的话，到现在为止，除了台商自己生成的产品配套体系，东莞己没有任何可以牵制台商的东西。

以东莞目前的人口规模和生产能力，其内需市场规模不仅和难以和一直致力于开发国内市场的江浙地区比肩，就是和本省顺德、佛山及人口规模相差无几的广州、深圳比，也是居于明显的劣势。 这种缺乏内需支持的经济体系，对于成本敏感度极高，如果说本土民营经济是植根在土壤里的大树的话，那么，这种"两头在外"的经济体系就如同插在土壤里的竹竿，可以随时被拔起来插到另外一个更具成本优势的土壤中去。

我记得在2000年左右，东莞有一个很主流的思想，即东莞经验即在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发展模式。讲这个话的时候，全球性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蠢蠢欲动，东南亚的越南正在吸纳新一轮产业转移。政府的行业，一直总是注意“招”。招啊，招啊，招来的企业素质又不高，人口又很多，资源的消耗又很大，一直尾大不掉，就形成现在的局面。

东莞当年打民营牌，出了很多措施，明里有四十八条，暗地里还是以招商为主，为什么嘛——风险最小、效益最大。扶持民营企业，风险是很大的，要投入人力物力，要担待政治官声，而且，民营企业很弱小，很容易就倒闭。而那些外向型加工企业，技术和销售线成熟，提供的加工费和税收又高，倒闭了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多好啊，风险最小！效益最大。

现在看来，风险最小肯定错了，效益最大也难讲，不过破坏最大是肯定的，它造成的乱象己经让大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东莞的外向型产业，很容易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S”型的梯度转移，当转移开始时看起来缓慢，但会越来越快，而东莞又没有扎根本土的产业进行替代，缓冲风险，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看起来放心，哪天一松手，鸡蛋就全碎了。这个时候，最苦的还是东莞那百万以租金为生的农民。

从东莞当前的局面来看，不解决这种内外源型经济强弱严重畸形的状况，东莞的经济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健康起来，但现在看来，东莞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客观地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培育民营经济做强做大，没有法律和产权制度的保障、没有行政体制的高效廉洁，没有从产业政策、融资服务、人才培训的感多方面全方位涉及到民营经济孵化环境和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此方面，东莞政府有必要向江浙和本省民营经济发展的较好的顺德、广州等城市学习。

五：社会管理面临困境、社区亟待转型

长期以来，东莞治安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去年以来，虽然随着诸如"断腿"、"治窝"及"治摩"等治安举措的推出，治安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好转。但是，现在来看，随着高压态势的缓解，治安案件又有了回潮的趋势。就近期的新闻报道来看，而且作案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当前，随着警力下沉和公共场所电子摄像头的普及等等治安举措的实施，入室抢劫和掳人到移动的车辆中进行抢劫等新型作案方式开始出现。

应该说，东莞治安状况恶劣的局面，同样是个和东莞独特的产业结构及人口特点密不可分的产物。东莞积聚了大量的低端制造加工业，吸引着大量的外来人员，除部分职业犯罪外，当大量务工人员进入东莞之后，一旦求职失败或生活无着落，在当前社会保障无法提供覆盖的情况下，很多人便会因此走上犯罪道路。关于产业与社会的问题，上海从正面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因为着力发展高科技等附加值高的产业，上海虽然外来人口众多，但是治安案件在中国城市中并不高企。

然而，在另一方面看，还反映了东莞的社会管理存在着问题，社会结构没有消化大量外来人口的能力。东莞本地居民的人口数太少，消化外来人口的压力比广州要大得多，另外，社会管理中的资源配置不协调以及现有的管理模式，也使社会问题抑制无力。在现行经济模式和社会管理制度下，因为拥有大量的集体经济和物业，无论城市的居委会还是乡村的村委会，这些民众基层自治组织都直接涉足到经营活动中去而无瑕它顾，对于其他事务则顾及较少，管理只能从上而下，但又因为种种原因常常失灵。

人口上千万的东莞，其包括治安在内的各项社会服务和公共治理却仍然是按照168万户籍人口来进行规划和配置的，这在现实中自然是捉襟见肘，假设这些集体经济和物业统一交由社会化信托经营，民众在其中的作用也由直接控制变为股东身份的间接控制，则可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社区治安等事务当中。可以预计，这一改变，将极大改变当前社区治安由政府一手包办、且效果不佳的局面。

事实上，这仅仅是不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反映在治安这一特定领域上的结果，在更大的范围看，因为城市土地面积小、人口多、环境压力大，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管理体制未能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和调整，人、财、事权均受到限制，严重弱化了东莞的社户治理能力，又因为民众自治组织和基层社区的涣散和无力，政府公共资源被迫大量牵涉其中，做了很多不应该做，也难以做好的事情。

六：政府主导，民间合力

东莞，有一个浮华的外表，却又有一具沉重的肉身。这具肉身己注定要经过一次涅磐，它能不能在涅磐之后重生，最终取决于这个城市中的真正财富——人。无论社会转型还是经济转型，都是以人为载体来实现的，只有当人们形成重生的自我预期并努力进取，才会有预期的自我实现。对于东莞的所有人，新一阶段只意味着重新创业，创业，还是创业。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上任，便在党内会议中高调提出解放思想。这不是一句空话，三十年的路径，确实己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与思维僵化，这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波特著名的钻石模型中，政府是产业竞争力中的至关重要一极，政府的力量和策略能够调整其它的产业发展条件，形成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机遇来临时抓住机遇，获得发展。与其它的国家相比，中国体制下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无限政府，它更具有充分的资源动力能力去调整经济与社会。经济转型、社会转型，首先就需要政府转型，政府是经济与社会的导向标，政府是什么样子，经济就会发展出什么效果，社会就会有什么模样。

政府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为指的是在推动经济与社会转型，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更有所作为。有所不为的指的是政府必须为自己的权力划定一个边界，必须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活动，权力必须受到公民的严格监控，这样权力才不至于控制市场资源，导致市场失灵、资源失效。一个良好的经济，必然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必要的恶”只有在公民授权的范围内，才能呈现出它的善。

政府应该更加依赖于社会的力量，更加依赖于民众的智慧，民众的智慧和力量不是一句空话，政府的所有行政合法性来源，都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没有民众的支持，少数精英组成的政府再如何精英化，面对复杂无穷的社会都是软弱无力的。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引入民众的力量，监督公共权力应用于公共服务，产生既能兼顾公平与效果，又能兼顾长远与眼前的公共政策。政府必须亲身作出表率，更加民主、更加开放，尊重民众的意见与智慧，尊重民众的决策权、参与权、表达权，更加开放地接受社会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

东莞的双转型，需要东莞的各级主政者、当家人，充分解放思想，真正地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政绩观。不要耽于眼前的丰饶，不要沉迷于传统的路径，不要钻进本位主义的笼子不肯出来，而是应该认真地思索问题，否定自己，能够继续以三十年前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重新胼手胝足，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作为这个变革时代的东莞当家人，必须要拿出一个对东莞历史负责的交代，对东莞人民负责的交代，对东莞百万农民负责的交代，对东莞的千万居民负责的交代。

东莞的双转型，需要东莞的本地居民，摆脱对于地租经济的路径依赖，摆脱对地方专有权力的依附，重新学习现代商业的经验，运用手中的资本，开始第二次创业。尤其是东莞的青年一代更应积极投入创业。这一代获得了父辈所没有的眼界、知识与能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年青人有必要理由在父辈的资本支持下，开始全新的创业，而不应该在公务员门槛前排队挂号，也不应该成为继续靠地租生活无所事事的新食利者。东莞能不能战胜危机、开创未来，东莞的青年们是关键性的一支力量。

东莞的双转型，需要东莞的外地居民更加开放、积极、进取。社会隔离的打破，意味着解放，然而这种隔离的打破，更意味着平等而不意味着特权，更意味着责任而不意味义务。外地居民都应该有一种主人翁的姿态，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为自己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提供智慧和能量，更加主动关注东莞的公共领域，更加主动参与东莞的公共生活，与其它社会力量，一起促进东莞摆脱旧的路径依赖，应该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更主动地融入东莞的社会结构，与本地居民互惠互助，和谐合作，一起最终打破三十年的社会隔离，推动社会的理解与团结，促进政府更有效率更加规范，使东莞的社会更具现代市民社会的气质。

当东莞的各级政府，真正转变为一个现代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当东莞的数百万常住居民都转变为真正的、有现代意识的城市公民时，东莞才能说真正实现了社会转型，也必然地己实现了经济转型。

夜郎锅王 2008/03/02  同时首发于南方新闻网南方论坛和深圳因特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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