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个江湖，纯粹商人的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是在中国，商人的江湖不多，象晋商这样纯粹商人的江湖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金庸笔下的武林，明清小说中的绿林，是我对于江湖以及江湖好汉的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但是在这些江湖里，几乎没有商人的影子，即使偶尔出现几个商人背景的人，也都是小配角，而且形象总是负面的。譬如《水浒》中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就是一个依财仗势、骄奢淫滥的恶徒形象。

   把目光投向太行以西，吕梁以东，情形就不同了。汾河两岸，名商巨贾，有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谱写着长长的一篇商人英雄传。这里有最早的商神庙——池神庙，这里是东方财神的故里——关公故里，这里发生过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有名的商战——炎黄二帝争盐池，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商业诗篇——舜帝的《南风歌》，这里的丘台是中国育蚕织丝女神嫘祖的栖息地，这里的商宅曾经居住过中国真正的国际贸易商人和中国金融大家。要一窥中国商人江湖的水深水浅，山西如何可以不到？

   专家已经有考证，晋南那一片浩瀚的盐池，是晋商江湖的源头。

   “千古中条一池雪”，中条山下的“池雪”，不是雪，是盐。

   古老晋商的第一桶金来自盐，中国内地最大天然盐产地——晋南运城天然大盐湖的盐。

   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就是通过“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等措施，以商强国，把运城盐池的价值发挥到了当时的极至。春秋五霸，只有晋文公的霸业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而且称霸时间也最长。

   就是在这个时期，晋南富商“财足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很是风光，对当时中国商界的影响也很大。譬如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后，总结了一套“积著之理”。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受计然的影响，弃官从商，遁迹江湖，人称“陶朱公”。山东人猗顿又拜范蠡为师，到山西经商，并发明铁锅煮盐的方法，至今也被尊为晋商远祖。

   除了业盐，山西人还冶铁，养蚕，织丝。黄河大铁牛、山西潞绸等，这些产于山西的商品代表着当时中国工商业的最高水平。后来，中国北方的马市上，茶马互换、皮铁互换、粮畜互换，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这些山西不产或少产的茶、马、木材、粮食等农业社会最大宗，都被晋商经营得风生水起。

   山西人这么潜心于商业经营，以至于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都不去考科举了。商业江湖的吸引力，竟然大过朝廷高官厚禄的诱惑力，这一点，弄得雍正皇帝也是心中悻悻，不无纳闷。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不入庙堂，流连江湖。在这一点上，晋商与徽商有天壤之别。

   徽商没有江湖气。徽商太想融入“体制内”了：爹爹不当官，自己就想谋个官；自己做不了官，就让子孙读书考个官；没有儿子、孙子，就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当官的；连个女儿也没有，怎么办？认个干女儿，赔上嫁妆，也要攀上个官亲。

   回过头来看晋商，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山西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把读书当官做老爷当回事，不是有几句被引用滥了的山西民谣吗：“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读书、做官，在山西人眼里不希罕。这种洒脱，在“官本位“的中国，确实打着灯笼也难找。

   晋商中的大商人就更超然了。山西大商人多是白手起家的民间商人，他们发家致富可不是靠官员的施舍，所以腰板儿硬。明朝开中戌边，晋商可是立了大功，是朝廷有求于商人，而不是商人赖着朝廷。商人给边军种粮、送粮，又便宜，又及时，换点盐生意作为回报，有什么不可以？明末女真还没入关的时候，晋商就在东北做生意了，大家熟络的很。清初八大“皇商”之所以能够揽到“皇家生意”，那是因为女真人对晋商的能力和诚信早有见识。直到清朝末年，真正能够与清廷比较平等地谈生意的商帮，依然只有晋商。不信可以翻翻历史：大清国想和晋商合办国家银行，人家晋商还不乐意呢。

   有个山西梆子戏，名唤《打金枝》，据说很受晋商喜爱，说的是公主嫁到婆家后，家务纠纷应该如何处理的事。该剧中心思想：公主是金枝玉叶，可是嫁到民间后，如果不尊民俗，也要挨打。这种意境，足可证明晋商的江湖地位比起同时期的徽商来说确实要高出老远。

   其实，贸易之利，大于务农，商业的风险，小于仕途的风险，把这点看得清楚、算得清楚，才是山西人的过人之处。有人统计过，《明史》记载有111个山西官员，其中，被诛杀、抄家、灭族者10人，自杀者17人，战死者17人，下狱流放者20人，削职为民者23人，贬官者14人，只有11人善始善终，仅占10%而已。而不少山西商人做小买卖，虽然辛苦一点，但是风险小，回报大。如灵石王家靠卖醋、卖豆腐就建成了可与紫禁城媲美的王家大院。山西票号的伙计、经理，年薪比朝廷命官的薪俸还多。这些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山西人的算计。他们因此调校了人生目标：少在庙堂周旋，一心一意投奔商业江湖，做最纯粹的商人！ 

   晋商的江湖“义”气

   就在运城大盐湖的不远处，有座世界上最大的关帝庙。

   关公作为财神是山西商人自己发明的。关公英武神勇，有长途贩运的商人梦寐以求的护身本领；关公忠义昭著，到哪里去找比他更好的商号伙计和商业合作伙伴呢？于是，关公崇拜开始了，初而财神，继而大帝，崇宁殿里的袅袅香烟，掩映着源源不断的顶礼膜拜者。

   关公崇拜的核心价值观是“义”。这个笼统的“义”，有无穷的妙处，可以讨好四面八方的人们。在生意场合，无论是东伙之间，还是“相与”（搭档）之间，“义”就是“重然诺、守信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社会交往上，“义”是急公好义，也是“江湖义气”，可以取悦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所以历来绿林好汉对晋商的财货也是不敢妄动的。在封建正统秩序中，“义”是晋商登堂入室的护身符，因为“重义轻利”，晋商可以少遭士大夫们的许多明枪暗箭。有玩笑说，晋商的“义”的微妙，与我们今时的“初级阶段”一词有得一比。

   还有一些关于晋商的研究者，从晋商的“义”，发掘出了晋商的“黑”。他们把晋商的江湖义气与黑社会的黑规矩联系到了一起，认为晋商的学徒制，晋商的店规、铺规，是“黑社会”管理方式。其实，江湖与庙堂本身就是相对应的，所谓黑白两道，一直存在。代表社会正统的“白方”，以商业为末，不加重视，消灭打击还来不及，哪里会给商业规矩以法律地位？白者不白，黑者就未必黑了。研究晋商者可以就晋商江湖论资排辈、不民主、不透明的陋习做深入批判，但是断不可笼统地以“黑社会”来形容中国农业文明中最具有商业成就和商业创新精神的第一大商帮。

   晋商江湖义气的真正要命之处，其实恰恰在于：“义”，不是明晰的、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科条，而是模模糊糊的、蒙蒙胧胧的道德的浆糊。高明者可以自修，愚顽不化者报应未必及时。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的这样乱世，诚信尚义者总是吃亏，而背信弃义者反而可得苟活，于是，“义”的说教慢慢失去效力，维系晋商江湖的精神支柱崩塌了。 

   毕竟江湖不是海，晋商最终未化龙

   江湖，不是溪海。溪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但不能容纳更多；而大海奔腾澎湃、深沉浩瀚，非广纳厚积不能成其为海洋。江，有溪之隽永绵长而大过溪；湖，似海之深沉雄浑而终非海。江湖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无穷的玄机蕴涵其中。晋商的宿命，或许就在于江湖。

   如果把中国农耕社会中自发的商业萌芽比作涓涓细流，那么古代晋商不是小溪水而是大江湖，但是晋商最终也没有能够象西方商业力量那样汇成大海，垂成商业文明。

   还是拿徽商来与晋商作个对比。徽商用人是先亲后乡，家族制非常明显。晋商用人的原则就高明许多：用乡不用亲。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利害纠缠，坚决不用，而同乡之间理念相同、利益关系清晰，因此大量录用。用人之道，徽商是溪水，晋商是江湖，晋商较之徽商，确实要高出一筹。

   晋商东伙分离，实行掌柜负责制，大胆、大量起用职业经理人，得三晋英才而用之，把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三晋英才，毕竟不等于天下英才，晋商非山西人不用，有三晋而无天下，晋商江湖因此无法容纳四海英雄，这就是晋商最终的局限了。晋商票号后来无法演绎为现代银行，与晋商容不下公开、公平的公众参与的江湖陋习是分不开的。

   纵观世界商业力量的发展壮大，商业技术上的关键是财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股份制的善加利用。这两个方面，晋商一开始并没有落后。意大利商人的成功有赖于复式记账法的发明。晋商的财务体系则是明末清初山西人付山创立的“龙门账” ，后来在平遥、祁县、太谷蔚为壮观的晋商票号之得以成功，得以成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与“龙门账”的发明有直接的干系。“龙门账”与西方商人的复式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不输于彼此。意大利商人发明了股份制，山西商人也实践了股份制，两者也可以说是不相伯仲。但是当荷兰商人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大规模推行股份制的时候，面对政府参股的东印度公司，山西商人私人合伙制的小商号就显出小家子气来了。

   股份制的社会化，需要国家法律制度，尤其是私人财产制度的建立健全；人才的社会化，需要国家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西方商业城邦最初也是小江湖，随着江湖的日益浩瀚，国家权力也跟着下了海。然而晋商不近海，从事跨国贸易的晋商所接触到的中俄两国，都是不知海洋商业文明为何物的国度。晋商这条鲤鱼，最终没有跨越龙门。太平天国运动，推毁了晋商在东南沿海的商业基础；八国联军，推毁了晋商在华北内陆的商业基础；辛亥革命，在推毁清王朝国家信用的同时也把晋商的商业信用透支殆尽；俄国十月革命，晋商失去了500年来国际贸易的传统腹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历经一连串的社会动荡，晋商不仅在物质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在人身肉体上也几乎完全消失了。国不佑商，商何以堪？在广阔无垠的农牧文明的荒漠中，晋商的江湖干涸了，一如今日壶口的黄河瀑布，早已没了传说中的奔腾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