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匆匆而过的扬州、苏州、上海，其实是江浙商人的三大名利场，江浙商人的势与利都由此可以窥见。 

扬州商人的得势 

   中国的历史上，扬州是千年商都，以商业力量与政治首都相抗衡，是可以与长安、洛阳等名利之都媲美的商人的势利之都。

   扬州商人首先得势于水。

   地处江、淮间的扬州因“州界多水,水扬波”而得名，水运给扬州人带来了的商机。隋唐之际，长安等关中之地开发日久，地力凋敝，人口繁多，本地及周边的粮食出产不足以供给京畿消费。为了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有口饭吃，连皇室成员也常常被迫长途跋涉到“东都”洛阳就食。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把“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粮大规模运送到西北，隋炀帝杨广下决心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开通之后，南方诸郡的贡品、东南八道的物资经扬州转运至汴梁、洛阳、长安。扬州作为万里长江的尾闾、浩瀚大海的门户, 江海交汇,城以水兴，“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盛唐空前的繁荣，汴京清明上河的繁华，扬州商埠的千年繁盛，根基都是扎在运河黄金水道之中。

   唐末、宋末、明末，每次战乱扬州都没有幸免，战争对扬州的摧毁一次比一次惨烈，但是战后的扬州总能奇迹般地迅速恢复。明末清兵南下，在扬州遭遇顽强抵抗后，屠城十日，将几千年文化积存付之一炬。遭此厄难，扬州没有衰落，乾隆数下江南，到的还是扬州。内河航运的枢纽地位未变，扬州商埠的富庶繁华就总可重现。

   扬州商人其次获利于盐。

   西汉时，扬州属于广陵。吴王刘濞受封于广陵，“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吴国之富，令汉室侧目。正当扬州因为盐铁而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的时候，吴王也因为太富有、太强势而受到朝廷猜忌。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吴国首当其冲地被削了藩。这是政治势力在扬州的首次大规模角斗，也是中国行政权力架构上的一次大规模调整。

   政治斗争、行政调整的终极目的还是经济，还是为了盐铁之利。削藩之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专营，商业利益、地方利益全部被没收了，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影响深远的一项政策。盐铁官营之后，中央政府汲取财税的能力大大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变得牢固了，而民间商业因为缺乏大宗商品的支撑变得日益凋敝。扬州的第一次繁盛就是在盐铁官营后告一段落的，而扬州的鼎盛时期则是在明清盐铁商营的时期。明开中法实施后，盐业改由少数持有牌照的盐商专营，全国盐商集聚扬州，盐业的垄断暴利使扬州的繁华达到了鼎盛。直到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首倡盐业改革，废除盐业垄断，扬州盐商的畸形繁荣才告结束。

   晋商也曾经获利于盐，但是晋商的一直没有形成象扬州这样的商业都会。扬州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50万以上的国际性商业都会，是江浙商人以及徽商、晋商、京商、粤商等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商人共同的竞技场，而平遥等地更象是纯粹晋商的总部。晋商的腹地是农牧文明，而扬州是内陆农业文明向海洋工商文明展延的第一站，江浙商人由此开始了向近现代商人蜕变的旅程，而晋商几乎还没有迈开第一步的意愿就湮没了。处势不同，命运也就不同。 

苏州园林的造势 

   徽州人从商是因为地狭人稠，耕读不足以养家；山西人走西口大抵也是因为地瘠民贫，才外出经商谋生；浙江南部如温州的商业传统可能也与人地矛盾有一定关系，但是对于苏南和浙北等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来说，贫穷和短缺并不构成当地人从商的压力，相反，对精彩世俗生活的贪图和攀比才是当地商人的人生动力。

   在所有人都竭力强调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的古代中国，只有东南一隅出现了激赏世俗快乐的人文风气。具有文艺复兴意义的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内在魅力实际上就是对世俗生活乐趣的详细描摹、渲染和张扬。有人考证，《红楼梦》、《金瓶梅》中的一些人物原形其实就是当时江浙一带的商人，小说中精致乃至淫奢的生活场景在江浙一带名商巨贾之家其实比较常见。这次在苏州听评弹，恰巧听到一曲《宫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贵妃独坐沉香榻，高烧红烛候明皇。高力士，启娘娘，今宵万岁幸昭阳。娘娘闻说添愁闷，懒洋洋自去卸宫妆。将身靠在龙床上，短叹长吁泪两行。衾儿冷，枕儿凉，见那一轮明月上宫墙。劝世人切莫把君王伴，伴驾如同伴虎狼，君王原是个薄情郎。倒不如嫁一个风流子，朝欢暮乐度时光，紫薇花相对紫薇郎。”这种对世俗乐趣和宫闱冷酷的大取舍态度即使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都看不到，我们打开电视机，看到的都是皇上英明、宫娥幸福的苍白镜头，这些剧作家哪里懂得《宫怨》？

   世俗之乐甚于宫廷之乐，连皇帝老儿也要数下江南，流连其间，这是中国审美态度的大转变。这种审美观的集大成者，当是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

   苏州胜景在于园林。园林之胜不在大小，在于意境。意境高低，实质上是看园主以及设计者的个人志趣。对个性和个人志趣的追求与中原大一统文化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徽州商宅与晋商私宅的设计都是中规中矩的，他们的匾额题写统统是儒家的经典说教，连字体都端庄稳重得如出一辙，看一家就可以推知另一家。但是苏州园林若无自己的独特个性则断然不能入流，园林中的匾额题写更是千姿百态，绝无雷同。山、水、木、石，风、花、雪、月，春、夏、秋、冬，日、夜、晴、雨，等等元素与园林建筑和人文摆设之搭配，皆独具匠心。单以石论，皱、透、漏、丑的太湖石方为上品。这种被传统文化视为“怪异”的审美态度，正是富裕商人寻求自我彰显的表现。所谓“扬州八怪”，不过是这种个性哲学的文化代表。

   苏州不是商埠，但是江浙商人的财富在苏州等地营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志趣、人性欲望得到了尊重，富裕商人可以忘情入世，不但不必为游离于中原主流文化而焦虑，而且有意无意间，风化了已经板结的传统乡宦社会，扭转了皇权独尊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导向了中国世俗文化和市民社会的萌生和繁衍。 

上海的势利如仪 

   在中国由内河的农业文明走向大江、大海的商业文明中，江浙商人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从长安、洛阳、汴梁到扬州、苏州、上海这一渐变的链条中，上海处于一个最新、最重要的节点。以扬州、宁波为代表的本土商业力量，以扬州学派、杭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市民文化、重商文化，集中在上海滩头，开始了与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全面嫁接。

   居中而近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占尽了近代海运一切便宜。广州偏居岭南，腹地狭窄；扬州依赖内河，器局狭小。只有上海，以长江通腹地，以大海通西洋，南北海运折中于沪，这样的商业枢纽，全国独一无二。

   近代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世俗文明，这种文明因子在岭南文化中并不充分具备。岭南文化虽然远离中原文化，却在骨子里奉中原文化为正宗，所以广东官民对于西方商业文明排斥的居多，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而如前述，吴越文化表面上也迎合中原文化，本质上却已经衍生出尊重个人、尊重个性、重视物质生活、重视世俗享受的全新的商业文明因子。因此之故，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虽然首先叩击的是南中国的大门——广州，首先抢占的据点是香港，然而最终落户、生根、开花、结果却是在上海。

   早先的上海原本是一无所有的大片滩涂。滩涂不重要，可以任由洋人折腾，中央集权的干预因此减少；滩涂不封闭，可以开放地接纳各色人等，远近移民的门槛因此降低；滩涂是一片空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滩涂意识”是一种“个体意识”，强调独立个体的距离感，允许在开阔的滩涂上保留各自的“私人空间”。在近乎丛林的上海滩头诞生的新族群多数必须依赖商业为生，他们不必受以往的成规陋习约束，却必须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

   这种丛林法则与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连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比起其他的诅咒和谩骂来说，“势利”，也许是时人对上海商人最客观中立的评价。当年鲁迅即有信致李霁野说：“上海到处都是商人”；又致信廖立峨说：“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又致孙用信说：“上海是势利之区……”，云云。上海多商人，商人多势利，上海是势利之邦，这就是鲁迅老先生眼里的上海。

   其实岂止是势利，上海商人可以说是势利如仪。也就是说，这种势利已然有了一套程式，成为了一种秩序和文化。如果说，扬州是以商业实力令封建权力侧目，苏杭是以人间天堂的私家生活牵引着世俗人生的审美观，那么，上海则确立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商业社会秩序和伦理。这种秩序和伦理没有田园牧歌式的温情脉脉，没有世袭权力的稳固不变，而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社会排序。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等级排序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依官阶高低来排，没有官阶的参照官阶，以至于今天还有“处级”和尚、“科级”尼姑的笑话。然而江浙人，尤其是上海人，开创了按照商业财富以及商业文明程度排序的新时代。通过衣着坐骑、言行举止、花钱的量和质、眼界的高与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可以一举界定。上海人把精力放在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和对商业利益的斤斤计较上，他们的商业所得除了再投资，大多投入到世俗生活的改善：精致的服饰，高雅的社交，名车豪宅，无休无止。扬州梦和姑苏故事在上海延续，却无一不契合西方商业文明的法则。

   势利有什么不好？《势利的美国人》的作者艾本斯坦就这样说过：“一个国家越是在意民主，它的人物就越势利”。 如仪的势利正是名教影响深重的中国极其需要的东西。只是近代上海那种垂直型的财富秩序在今天可能还要面临扁平型社会结构的重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