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丘陵山区长大的我，对蚂蚁的性情比较了解，不但凭颜色、形状就可以分辨得出它们的种类，而且可以透过蚂蚁来预测天气，探寻水源；但是我对闽南东山岛美丽海滩上成千上万的小海蟹却一窍不通。在摄影师忙着拍海景的一个多钟头里，我与三只小海蟹“斗智斗勇”，结果，以我的彻底失败告终。
我们听得懂知了吟唱，看得懂燕子低飞，但是我们不识潮汛，不知海盗。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对海十分陌生、对海洋文明不甚了了的民族。即使这个族群曾经有活跃的海上商帮，有令西方海盗望而生畏的海上舰队，有让西方商人艳羡不已的海上丝绸之路，代表中国主流社会的历代正史却几乎从来没有关于海、关于海上贸易的正面叙述。曾经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曾经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迄今为止依然绵延不绝、财富积累在当今华商中独占鳌头的中国海上商帮——闽商，相较于名声大噪的晋商和徽商，几乎一直处于“黑箱、失语”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群最先游离于中国农耕社会、最早接触近代西方商人、最有可能把古代中国带入海洋商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式海盗商人”，缺乏最起码、最基本的了解。
逐利于海的“妈祖子民”
“闽商”的概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闽，远远不止于福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曾设立过“闽中郡”。闽中郡的地盘除了今天的福建省全境，还包括了浙江南部的温、台、处三州和广东的潮、梅一带，以及江西东部的铅山县等地。所以，从地理上讲，浙东商人、潮汕商人都可归于大闽商范围。
从文化上讲，闽商有共同的海神崇拜。“妈祖”是闽人的观世音，这个叫林默娘的宋代女子据说能“乘席渡海”，福佑渔人，因而被尊为“神女”、“龙女”，被当作航海保护神，供奉在世界各地的天后宫、“阿答屋”。今天，从福建、广东，到台、彭、金、马，到朝鲜、琉球、日本，到东南亚、美洲、欧洲，只要有闽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崇拜。在号称“世界宗教之都”的泉州，天后宫的香火远远旺过一般的寺庙，就是文庙、关帝庙，也不能与妈祖庙相提并论。
靠海吃海，闽商的特质正是“逐利于海”。“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闽人不得不“以海为田”，出海谋生。 五代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下吴越如流水”。
宋元时，泉州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马可波罗游记》形容为“船舶往来如梭”，“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泉州商人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堪称一流。当时，“泉舶”、“福船”，可以说是鹤立中国、领航世界。我们在泉州船舶博物馆看到1974年出土的宋海船，长30多米，排水量400多吨，其中平衡舵和大型铁锚已得到使用，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船。怪不得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太在自己的游记中记载：中国船象“移动的城市一样”巨大。
历史上，闽商出海的航路分东、西两洋；所谓东、西两洋，是以文莱为界而言的。闽商出海较早的是西洋航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以无数闽商的生命代价，换来对台湾海峡、南洋海域季风、洋流规律的掌握为前提的。
闽商的海上冒险，使中华大地感受到了异域文明的灵光，享受到了异域物质文明的成果。万国宗教汇集泉州，而海外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苏木、宝石、燕窝、珍禽、玳瑁等土特产也都是经闽商之手传入国内。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万历年间，闽商陈振龙用生命为赌注，通过西班牙海关的搜身，将小小薯苗藏于鞋中，带回福州，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农业革命。中国人口从此得以超过一亿而无饥谨之忧。
名不符实的“海盗商人”
闽人以商致富，极少象北欧海盗那样以抢掠为生。他们所到之处，但谋生计，规规矩矩做生意，打打杀杀的事情很少沾边，甚至对当地政治竞争都不感兴趣，这个传统几乎保存至今。但是，就是这样一群本分的商人，在中国正史中，即使是偶尔被提及，也被称为“海寇”、“海盗”，而不是“海商”。
郑芝龙，可以说是闽商代表。这个出生于福建南安偏僻乡村的商人，是当时世界贸易、航运业中当之无愧的“船王”。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大商人、大玩家。他年轻时，曾经闯荡澳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取了个教名——尼古拉斯（Nicolas），这是宗教和姓氏上的国际化；他在日本娶了一位姓田川的女子，并在日本生下了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是他婚姻与家庭上的国际化；他的辉煌时期的势力范围，南至澳门、暹罗，北至山东、东至日本、菲律宾，今天的柬埔寨，是他的贸易中转站，这是他商业和事业上的国际化。可是，就是这个郑芝龙，竟然名列中国六大海盗之一。
与郑芝龙齐名的另一个大“海盗”是活跃于浙、闽、粤的徽商王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王直年青时，做过盐商，深感“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于是跑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王直曾经向明廷提出“开港通市”、 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是明朝不答应，所以王直只好做了“武装商人”。许多象王直这样的闽浙“海盗”，与其说是中国式的“维京海盗”，不如说是东南沿海的“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仗剑经商”，才是这群人的主要特点。
导致明朝海患不断、海盗如织的真正原因是明朝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
汉、唐都长安、洛阳，南粮北运是京畿大事。隋炀帝修了大运河，以河运方式将江南粮食运往西北京城。元朝的大都在北京，旧运河解决不了运粮问题，于是一面新修运河，一面采取了快捷而经济的海运方式，元代的海上运输与海上贸易空前发达。明初建都南京，南粮北运不急迫，海防比边防倒更急迫。于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仅不象宋代那样对商业放任自流，相反，他以匪夷所思的坚决态度禁绝了海洋运输和海上贸易。即使后来明朝迁都北京，也只修运河，不开海禁。
宋、元时期发育良好的江南手工业，如松江的棉布、湖州的蚕丝、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安徽的笔墨文具等都能大批生产，在海外广有市场，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相当昂贵，商人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是“寸板不许下海”之后，不仅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的对外贸易遽告断绝，连渔民出海打鱼的正常谋生也成为非法。“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 “两广、漳州等郡，逃海为生者数以万计”。《虔台倭纂》：“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
“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闽、浙等地的海上商人由走私开始，走上亦商亦盗之路实属万般无奈之举。明初的海禁，到了明末才取消，中国商业文明的进程因此耽搁了300年，自发的工业革命的机会更是从此消失殆尽。
有海盗的勇猛、缺海盗的文明
与明朝逼商为盗相反，近代英国则是借助海盗的力量才打败西班牙，取得制海权的。英王威廉一世是法国诺曼底大公的后裔，而诺曼底大公就是法国也奈何不得、只好封地招安的海盗头子罗勒。英国海盗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高明一点的地方是：不沉溺于贪婪地四处搜掠金银财宝，而是致力于建立海上贸易体系。英国的《航海法》，实质上就是海上贸易法。源于海盗，高于海盗，近现代商业文明因此才得以发端于英伦。
闽商，如果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帮商人、海盗商人的话，那么，闽商不缺乏海盗的勇猛，却缺乏建立海盗文明的信念和机缘。
“泉州多猛男”、“爱拼才会赢”、“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都体现了闽人“铤而走险”的勇猛精神。虽然生性敢于冒险，但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有个人血气之勇和义气当先，少民族大义和大社会整合理念。明末闽南海商集团如李旦、刘香、郑芝龙等，都依托乡族势力而成一定气候。但由于无大团队精神，遇官军镇压或强邻压境，即作鸟兽散。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多次屠杀以闽人为主的华侨，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屠杀以闽人为主的华侨，这些闽人虽然人数居多，却未组织起码的反抗，如任人屠宰之羔羊。相反，以客家人为主的婆罗洲华侨，却组织起拥有武装的兰芳公司，与西方殖民者武力对峙长达数十年。因此有人说，闽商是最不像“帮”的商帮。
闽人的趋利精神一洗中原传统思想中的轻商意识，发展出类似西方的重商主义精神。西方的重商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同步发展的，但闽人的重商意识是在专制传统下发展起来的，并一直受到专制政权与专制意识的压迫，从而养成在经商活动中蔑视传统权威和法统的意识。闽商在竞争本能中懂得选用最好的生产工具，模仿有效的管理方式，重视技术更新，但提不出先进的、系统的管理思想，更疏于社会的法制建构和高层次的人文教育。南洋归侨陈嘉庚是少数看清楚闽商软肋的商界精英，所以他才肯痛下决心将全部身家投入教育，创办了集美大学、厦门大学，使得闽商精神得以传承和升华。
闽商曾经有自己优秀的思想家，如商人世家、祖上有色目人血统的李贽，他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精神，“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的“百姓日用之道”，“且商贾又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而所得者末……”的重商思想，都是闽商精神的圭臬。但是闽地毕竟太偏远了，在中原主流文化中，李贽的思想被视为另类、异数、叛逆，根本没有可能广泛传播。
王鲁湘在《纵横中国》有过这样一番评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羈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飘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 历史不能假说，也许只有未来可以期待了。
闽商之旅：
深圳——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惠安崇武古城、石雕、惠安女风情、蛋民船旧影————泉州开元寺、天后宫、李贽故居、古商街——东山水上渔屋、澳头渔港、风车海滩——漳州土楼群（因修路折返）——厦门鳌园、集美大学、厦门大学、南普陀、鼓浪屿西方商人别墅——深圳
深圳——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在我执意要把福建作为这次中国商帮之旅的单独一站的时候，我留意到了策划此行的伙伴多少有些讶异的表情：去福建？看什么商帮？我答非所问：去看看海。
从深圳飞厦门，航程不到一个小时。窗外星空澄碧，黄昏后的城市灯火与滨海渔火或繁或稀，在山与海的节奏中演绎出优美的旋律。这景象酷似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对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似乎更了解，对中国东部的海峡西岸却少见少闻。
惠安：崇武古城、石雕、惠安女风情、蛋民船旧影
一到福建就直奔惠安，并非完全出于对惠安女“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服饰风情的好奇，惠安女的背后，折射的是“以海为田”的渔民生活状况。男人出海打鱼或做贸易，女人承担了其他的一切活计：种田地、补渔网、敬公婆、教子女，甚至修水利、搬石头，这样的女子应该怎样的一种打扮才可以宜居宜出，照应里外呢？ 瞅一眼惠安女，对海上渔民与田园农民的生活景况的不同就有了直观的感受了。
在通往惠安女风情博物馆的崎岖山道上，我们发现一个小海湾，湾畔一座座石头房子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错落落，颇具异国情调。崇武古城更是展示了福建石雕艺术的精彩绝伦，我唯一不便开解的疑惑是：惠安女真的也会象大寨女红旗手那样手握石凿打石头吗？
泉州：开元寺、天后宫、李贽故居、古商街
如果说厦门是福建的上海，那么泉州就是苏州和扬州；如果说厦门是福建的深圳，那么泉州就是广州和汕头。从宋、元开始就扬威海上达千年之久的东方第一大海港泉州不是一天就可以看完的。泉州的旧城保护和新城设计都很用心，但是泉州的旅游推广和接待就让人不敢恭维了。徽州一个古村落，门票动辄50元、80元，苏州、扬州的私家园林，门票价更是高达上100元，而泉州开元寺的门票只有10元，船舶博物馆门票2元。低门票的背后其实是对泉州商业文物与商业文化价值的低估。
东山：水上渔屋、澳头渔港、风车海滩
东山岛是这次闽商之旅的意外收获。因为去永定土楼的路太远，去漳州土楼群的路在修，我们临时调整行程去了东山。一牙新月般的海湾环绕着美丽的东山岛。乌礁湾、东沈湾、马銮湾三湾相连，各具特色。乌礁湾的沙滩很宽，沙子细软如绵白糖。海风拂过，一层层薄沙打着转儿轻轻飘起，随着海水涌上无数的鱼蟹、海螺。乌礁湾是当地特别保护渔湾，以自然美著称，马銮湾则以新开发的海滨浴场闻名。不过，在我们看来，东山岛自然条件虽好，其旅游开发模式却有些陈旧，但愿大张旗鼓进驻东山的中信（深圳）集团能够带去比较先进的开发理念。
厦门：集美鳌园、厦门大学、南普陀、鼓浪屿万国别墅，特别推荐风琴博物馆
厦门是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但是经济发展却受制于时政。93年第一轮汪辜会谈在新加坡开锣的时候，厦门曾再次跃跃欲试，但是海峡彼岸的政治风暴还是影响了厦门人的热情。如今，海峡两岸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闽言闽语熏陶下的闽商其实是一家，一家人总归要团聚在一起的。今天的厦门给人意气风发的印象，夸张的霓虹灯满大街闪耀，旅游景点人满为患，新环岛路美仑美奂……，不过，客观的说：厦门即使只想回归旧时的精致和老练也还需要不少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