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大都会，不仅是人类世俗生活的大总汇，而且是人类精神信仰的大总汇。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是相反相成的。缺乏精神信仰的世俗生活是没有质感、没有风骨、没有神韵、没有生命魅力的，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往往意味着精神、文化的多元共生。宗教是人类知识、智慧、信仰的最高境界。教堂是人类宗教、艺术、哲学的集大成之地，音乐、建筑、学问、精神抚慰，无不糜集于此。 正如同最繁荣、最现代的纽约中央公园北面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需要一座圣约翰大教堂一样，繁华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喧嚣的深圳的隔河相望的南岸山地，需要一座深港大教堂。这座由深港两地规划、建设的大教堂，不仅可以是深港间的建筑极至、艺术极至，而且可以宗教的方式弥补现代商业社会的某些不足，如敦促商业财富向社区回馈，创办未必有很好经济效益的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等等。

 

深港国际大都会民间创想之三： 在商业之都，建一座超凡脱俗的深港大教堂 

 

附南云楼文：

 

 

 

“世界眼光看深圳”之民间创想

——深圳大教堂

 

 

举凡大都会，不仅是人类世俗生活的大总汇，也是人类精神信仰的大总汇。缺乏精神信仰的世俗生活是没有质感、没有风骨、没有神韵、没有生命魅力的。人类往往通过最能代表当代水准的建筑艺术，以器物的形式表达精神信仰上的永恒追求。如众多的宗教建筑，它们超越世俗实用需求，选用最坚固的材料，以气势恢弘的造型展示着人类的内心世界，创造了震撼人心的美。现代都市亦是如此。正如曼哈顿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北面耸立着的世界上最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在繁华的都市中彰显出信仰的力量，让这座伟大的商业城市熠熠生辉；其教堂本身，甚至已经成为纽约市仅次于自由女神像的著名观光景点。

 

一、找寻信仰

 

在人生信仰、政治信仰及宗教信仰的三个层次中，人生信仰及政治信仰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的落实，而宗教信仰着力于超越界的永恒追求。如果说道德来源于信仰，则追求永恒目标的宗教信仰能够给人们带来相对更稳定的道德规范。人们常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好打交道，因为你可以比较容易对他的行为做出合理的预期，不至于对一个人因毫无把握而心怀戒备、甚至恐惧。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他永远敬畏和关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生命之于自然是如此卑微，却应该保有存在的意义，以凸显人类的价值。无论哪种宗教，它们所探询的领域都在其中。而在这个探询过程中，人们获得共同生存的道德秩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冲突，不至于群体毁灭。宗教信仰的力量由此彰显。

 

宗教信仰需求，可谓人类的天性之一，人类有着寻求解释自身存在理由的天然冲动。岭南人也不例外。

 

历史上，在成熟的宗教信仰传播之前，岭南和中华其他地区一样，俗鬼。与此同时，岭南客家人尚信以历史人物为偶像的伯公，并延至今日。传统上，岭南文化除了深受道教、佛教影响之外，就是长期接受过基督文化的洗礼了。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于一五八三年九月的一天乘船从西江进入肇庆，并得到开明知府王泮的认可。随着利玛窦的第一所天主教堂——仙花寺的兴建，基督文化正式驻足岭南。四百多年过去了，基督教与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等一道，在南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走过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时期之后，岭南宗教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在新时代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初具国际化大都市风韵的特区城市——深圳，梅林教堂、仙湖寺院等宗教建筑纷纷兴建起来，信众人数猛增，人们重新寻找到与超越界接触以净化心灵的途径。

 

二、宗教信仰与交易成本

 

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人类世俗生活的幸福指标之一。在一个历史阶段，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讲的就是经济增长对于国民生活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政策几乎被所有民族国家认定并执行的今天，交易成本的降低，成为经济增长、促进物质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只通过硬性规定以事后处罚的方式强制双方遵守交易规则，这就决定了仅依靠法律来维护规则有增加交易成本的风险。即便法律能够完全主持公道，也没有人愿意每次做生意都碰到骗子或无赖，当你需要经过多次博弈才能确定一个交易伙伴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太多的市场机会。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时候，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就被认人为地大幅提高。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诚信”两个字。

 

所有的对于人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天衣无缝。事实上，即便在神圣的法庭上，在采纳证人证词的时候，往往也有着涉及自由心证的“起誓”这一仪式。因此，在以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之外，人们的道德伦理所规范的市场伦理成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润滑剂。著名经济学家赵晓2002年访问北美大陆的时候，被随处可见的教堂所震撼，写下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深刻指出：信仰，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民主法治尚不健全，并不是我们可以放弃完善道德信仰努力的理由。因之二者并行不悖，且相互支撑。同样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下的道德伦理，不仅自律，还因高级宗教本身所具备的反抗罪恶的特性，必然对无序的社会管理提出强烈的改进要求，而推动民主法治的进步。

 

三、为什么是教堂？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即是分散决策的以私人资本为主体进行投资与贸易的经济运行方式，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不朽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对大量的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用实证的方式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关系。如果说我们的物质文明进步依托于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增长途径在于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则新教伦理与我们的物质文明的进步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商业文明逐渐发展成近代理性资本主义文明。韦伯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18世纪以来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

 

新教加尔文教派信奉“预定论”，认为上帝预定了可以得到救赎的“选民”，而选民必须是勤勉刻苦，以世俗职业的成就以及创造财富来荣耀上帝的。这些信众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的工作伦理观是以孜孜不倦的热忱和信仰，用荣耀神的态度来完成每一件差事。他们专诚、感恩、严格律己、敬天爱人；他们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他们充满热忱，具有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非凡勇气和信心；他们敢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他们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人有义务使财富增值；他们要求取之有道，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要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他们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以奉献精神向社区回馈，创办了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诚然，人们不能肯定百分百走进教堂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虔诚的心，但教堂的钟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净化着每一个清教徒的灵魂。清教徒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就在北美大陆建立起一个强大无比的经济帝国，让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荣耀着他们心中的上帝，也荣耀着他们自己——这些上帝的子民。

 

四、深圳需要教堂

 

岭南文化之大不同于江浙文化者，乃在于太过务实，太过世俗化，以至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被否决。禅宗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庸俗地理解后就成了只有吃到嘴里，拿在手里，才是真的，否则都是假的。由于缺乏追求艺术、追求永恒的形而上的精神，很多成体系的游戏规则都难以在岭南建立（旧的遭否决，新的无从谈起），因此近代工商文明虽然最早在岭南落地，后来却在上海开花。广州作为千年不辍的著名商埠，没有象样的商业建筑流传，没有象样的商业作品流传，如果不是英国人先入为主地把英伦制度移植到香港，岭南现在有没有现代商业文明秩序还真的很难说。

 

今天的深圳，这座年轻的岭南商业城市，正在引领着中华大陆地区实践、建立起最完善的商业规则体系。在这座移民城市，一代深商如同当年远涉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筚路蓝缕，来到这座荒凉的渔村实现着他们的财富梦想。无论是荣耀上帝、还是荣耀家族门楣，他们以独具的深商特质在这座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城市中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并形成极具竞争力的深商商业模式，在全国滥觞。

 

百万移民具有同样的深商特质，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念中，他们以孜孜不倦的热忱和信仰追求着职业成就，建构着非熟人社会的新型社会人际关系。在这座年轻的城市中，人们以饱含热情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原本陌生的言谈对象；在这座年轻的城市中，周末及公众假日期间各种论坛、研讨会、聚会散落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数量庞大的注册与非注册的义工们穿梭于大街小巷……

 

这是一座主流上正在向文明急速蜕变的城市，新的人际关系、社会伦理正在生成，与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相洽的宗教信仰需求也日趋旺盛。在每一个周日的上午，如果你去到深圳梅林教堂或罗湖文华堂，你会看到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人们在那里虔诚地净化心灵、重塑道德伦理，正在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增添着内在的人文精神魅力。

 

这座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沿海商业城市，背倚富庶广袤的珠三角，面对西方文明浸淫已久的港岛，地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交汇处。历史的车轮转至今天，深圳已经无可回避的担当起沟通中西方文明的责任，而这，也是深圳继续向前发展、追赶国际先进城市的唯一路径。在市场经济商业文明日趋成熟、市民宗教信仰需求日趋旺盛的今天，在深圳这座滨海城市耸立起一座伟岸的大教堂，不仅能对内满足市民宗教信仰需求、对外彰显城市的博大胸怀，也能通过宗教建筑的形式与内涵锻造这座城市的形象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