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此前一年，美国《财富》杂志曾以“香港之死”为封面故事预言香港回归中国的前景。有趣的是，五年后的2001年5月，该杂志在香港举办“财富全球论坛”，其总编辑考尔文先生面对记者的提问时表示，香港不仅“未死”，而且“充满活力”。十年来，香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和两次经济V形反弹，也经历了长达68个月的持续经济通缩和六年的财政赤字，但从2003年以来，终于涅磐重生。

本文作者在回归前赴港工作，曾作为深圳市领导在港活动的联络协调人，陪同市多任主要领导拜会董建华、曾荫权、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政商高层，亲历了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两大世界性历史事件。其记忆、观察和思考更逼近事实的本质和真相，值得一读。

 

 

亲历香港涅磐

深圳青年菁英版特约撰稿   郭国灿

 

惊心动魄的交接仪式令人意外地平静

回归日——公元1997年6月30日子夜，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沉浸在回归的狂欢中。尽管那几天香港大雨如注，但也丝毫没有冲淡这种喜庆的气氛。世界的目光聚焦在香港，聚焦在香港会展中心一场简短而庄严的香港交接仪式。

回归前后两个节日叠加，有四天假，我们留守香港。那天，港督府、添马舰英军驻地等降旗仪式已早早举行：几名穿着苏格兰裙式制服、操着直摆式纵步的英兵，在风雨中，在略带凄婉的苏格兰风笛乐曲声中黯然降下了米字旗。子夜0时，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已在会展中心冉冉升起，我们从黄埔花园宿舍步行到维港边的一个酒吧，旁边就是参加回归大典的中央代表团下榻的海逸酒店。大约在子夜1时左右，斜对岸一艘豪华邮轮离开了添马舰码头，查尔斯王子带着末代港督乘坐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邮轮沿着156年前来时的航道，很快消失在公海上。一个旧的时代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维港上空依然华灯璀璨。没有看到一丝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硝烟，一个拥有GDP13000亿港元，660万人口，1080平方公里土地的亚洲国际都会“东方之珠”，就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香港是“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不管是“借”还是“抢”，如期还给主人，无疑不是英国人的绅士风度，而是中国实力的象征。

 

香港价值：邓小平选在深圳划圈的关键原因

但是，我们如果将香港的回归仅仅简单看作是对民族主义自尊的满足，那也许显得有点浅薄。

香港在中国两个历史阶段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一个是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尽管是以被动的、屈辱的、血与火的形式开始的，但却是中国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次近距离碰撞、冲突与融合。另一个就是作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引擎，我们怎么评价香港的意义都不会过份。

当全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陷入困境，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困境和长期闭关锁国中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时，选择的路径并不十分清晰，因此才有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过河”是有风险的，河水有多深，怎么过法，并没有谱，美国人英国人不会给我们“支招”。前苏联请美国一批教授“支招”，采取了500天休克疗法和人手一份私有化券的改革路径，一夜之间，民众财富集中到寡头手上，卢布变成了废纸，后来演变成布尔什维克下台和苏联解体。好在中国人没有采用“老大哥”的改革“新思维”，从一开始邓小平就发现了香港的价值，所以才有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从经济特区开始。

香港资本市场曾被形象地比喻为“抽水机”功能，港资从改革开放初期占中国外资的80%以上至现在仍占40%以上，这种“抽水机”的功能从根本上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有效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和华人资本的资本积累和发展道路。这既避免英国早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残酷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也不同于美国式地利用两次世界大战“通吃”战胜国、战败国的大发战争财的暴富路径；更不同于前苏联这种以人手一券的私有化方案和休克疗法的掠夺弱势群体的改革路径。

正是通过“香港”这个活生生的成功的标杆，深圳和内地其他地区学会了如何运作市场经济的ABC如培育市场主体（企业）、建立市场体系等等；更为让人瞩目的是，我们在2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几乎形成了一种港式的路径依赖，如直接地将香港“土地有偿使用”模式移植过来，这成了所有中国“城市经营”的法宝，我们从“香港模式”中，直接体会到什么是区域经济学的“增长极”，于是造“香港”和建设国际性城市成为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成就最辉煌但问题也不少的大事件。造“香港”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一批现代化城市的正在崛起，将改变亚洲乃至全球国际性城市的格局。

当然，在“造香港”运动中，内地城市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影子。另外，以港台影视歌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和文化产业运作模式，不仅从心智上影响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也解构了文革留存的单一的封闭的大一统文化结构，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多元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和元素，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化的改革。当我们耳熟能详地听惯了“刚才最后一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时，突然发现并逐渐接受了“现在是香港时间6:59”的报时方式，这对于我们的定势思维来说，不啻是一场“哥白尼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香港在引领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因为香港，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当然，没有“内地因素”，香港也成不了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

回归十年仿佛经历一个 “三民主义”过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香港回归与考验同时来临。回归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10月23日“黑色星期四”，香港股市一路暴跌，“股地拉扯”效应发作引发楼市狂跌，接着是年底禽流感杀鸡运动。我记得1998年春节后第一天开工，车行在吐露港公路上，往日的塞车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曾有一位市长说过，我一看到塞车就开心，因为GDP在塞车中又增长了。没错，香港特区首次出现负增长，正是这个车少人稀的季度。紧接着，我们开始体验减薪的滋味，变卖写字楼、住宅、裁员、后勤撤回深圳、消费北上，成为当时大多数公司和个人减少开支、降低成本的通行作法。再接着，九七前后在股市、楼市赚得盆满缽满的港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负资产阶级”，一批所谓“苦业主”诞生。谁都没有料到，亚洲金融风暴昨天还是人家的故事，今天就要掏我们每个港人的腰包了。据称，这场风暴导致财富的蒸发，相当于每个港人损失70万港元。

新千年全球网络热，似乎又让人们回到了“九七”，GDP突升10%，股照炒，楼照买。但好景不长，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沙士”风暴，加上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通缩、失业、财赤和“负资产”四大问题，再一次将股、楼两市打回原形，从97年至新千年分段杀入股楼两市的“蟹民”，汇聚成十数万的负资产阶级大军。而出台确非适当时机的“二十三条立法”问题触礁而止，引发“四十五条关注”，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一些政治明星、意见领袖以“民意要挟”，放大“双普选”效应，香港似乎从一个“政治冷感”城市进入政治化时代。

香港回归十年仿佛历时态地经历了一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过程：先是回归激起了“民族主义”情感的极大满足；然后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民生主义”问题得到凸显；而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复杂性又将“民权主义”政治问题推到前台。

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与政治生态问题汇聚2003年的时候，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并分阶段实施，表明了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及时有力地支持。正是在内地因素和世界经济周期性复苏的影响下，香港走出低谷，开始复苏并再次“重现繁荣”，连续三年的强力增长，再次展示了香港的活力和魅力。

变与不变

总有一些朋友问我：如何看回归后的香港十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想可以看出香港这十年来的变与不变：

先看不变的因素。就其国际地位、影响及经济规模、经济实力而言，香港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仍可证明，香港仍然保持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地位不变，而且仍以健全的法制、廉洁的政府、简单税制和低税率以及自由港政策等因素而继续被公认为世界最佳营商环境、最具竞争力和最自由经济体系之一。中央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基本法》，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实践证明，十年来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不变。

再看变的因素。在经济领域，首先是香港资本结构中的变化，那就是由回归前英资主导的多元资本结构逐渐蜕变为华资和中资主导的多元并存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的本土化趋势开始凸现。占据港股总市值近七成的36种恒生指数成份股中，只有5种属于外资，其余31种属于华资和中资（其中含台资1种），在香港2006年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中，除了汇丰、宏利金融、渣打三家外资控股企业外，其余7家全是华资（3家）和中资企业（4家）。特别是回归后华资在资本运作，进军新经济和高科技领域以及挺进内地市场等方面，卓有建树；中资红筹、H股的崛起并在总成交量、总市值占到50%左右，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格局,壮大了香港股市的规模。其实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如果我们站在尖沙咀的星光大道上，细数一下对面高耸入云、俯视维多利亚海湾、象征着财富和身家的长江中心、中环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等，我们就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冒出的这些华资“巨无霸”意味着什么。但是，需要留意的是，当香港资本结构本土化趋势成为主流时，我们不能忘了香港的魅力主要是其资本多元化和国际化优势。

第二大变化就是，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70年代香港成功地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型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结构转型。但金融危机对香港这种流动性、变现性极强的服务业主导性经济结构造成的震荡力和破坏力，不仅暴露了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脆弱症，而且也加剧了市民负资产、财政赤字、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香港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已刻不容缓。对此，特区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先是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后又明确发展四大支柱产业，亦在推进新工业化的探讨。与资本结构的变化相比，经济结构的调整显然没有到位，转型没有完成，但不能说没有变化，总体趋势是朝着服务业“一业独大”的趋势继续发展，但在服务业内部却出现了向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转型的趋势，而地产业持续下降，地产泡沫得到逐步消化。只是这种转型还需要假以时日，我们期待一个高增值的双引擎结构（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下一个十年出现。

第三大变化是国际城市格局的变化。从1970年---1990年亚洲形成了东京、香港、新加坡主导的亚洲国际城市格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和中国经济连续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不仅导致了亚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导致了亚洲国际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和国际城市版图的变化，新加坡利用香港回归前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吸纳了香港的一些市场资源，并在某些经济指标上超过了香港，（如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一货柜港等）；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国际化步伐加快，也在分流香港的一些市场资源，并在某些经济指标上接近或超越香港，如上海港2005年货物吞吐量达4.43亿吨，首次超过新加坡港，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港。另外，上海与深圳的货柜吞吐量也在迅速逼近香港，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显然比香港发展创新科技走得更顺，成效更显著。上海更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定位，这种格局的变化，引起香港有关“边缘化”危机讨论。应该说，香港从整体上，比内地主要城市仍有明显优势，但是也会因一些经济指标的被超越而使这种优势被逐步“蚕食”。

第四大变化是政治生态的变化。由于港英政府留下的政治“负资产”等因素导致的政治生态的变化，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经济问题使香港在国家认同、政制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共识不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双普选”等问题上所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设计上的分歧，将会影响到香港政制发展的走向，也将会对香港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五大变化是社会心态的变化。由于香港与内地长期形成的经济差距和政治阻隔，港人对内地的优越感和隔阂感是现实存在的。随着“九七”回归，特别是一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股、楼两市暴跌造成的负资产、经济通缩、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一度造成了港人的悲情意识和深重的危机感，也直接催生了港人北上消费潮，“北上”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转变，它反映的是港人优越感和隔阂感正在迅速消退，代之以平等地、平和的心态交流。尤其是Cepa签署，“个人自由行”启动，过去的“大陆表叔”第一次以个人消费来拉动香港经济复苏，这对港人社会心态的革命性意义，还需要社会学家去认真评估。

这五大变化有的非常明显，有的刚刚开始；有的属于香港内部结构变化，有的则属于香港外部关系结构的变化。而且这五大变化的走向，对香港经济社会政治的未来发展仍将会发生重要作用和影响。

目前，香港在Cepa政策和内地因素支持下，已走出低谷而“重现繁荣”。但是如何从“重现繁荣”走向“持续繁荣”，未来十年将是关键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