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坚信深圳天生有抵抗力
□ 他每天习惯阅读7小时
□ 他研究深圳产业状况
2005年度的《因特虎深圳报告》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形成中。金城说,为了这本书的出炉,这几周他常常与呙中校进行封闭式谈话,整理疏通各自的观点,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天,感觉收获颇丰。按照去年的惯例,这份最新的深圳报告将在今年的九十月份面世。
中国凡持有自由主义生活态度的人,深圳会是让他们感觉生活最舒适的城市。
深圳主义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还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者。如何去甄别深圳主义者?真正的深圳主义者并不是一味为深圳说好话、维护它的荣誉,而是看清了深圳所负担的历史角色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转型中担当的角色,并对这种角色及它所起的作用有认同感的那部分人。
■ 金城编年史
1969年,生于河南周口
1987年,考入兰州大学新闻系
1991年,进入河南某党报任记者
1994年,南下广东,辗转于广州、深圳、惠州等城市
1997年,赶在香港回归前的“封关”时期进入深圳
1998年,就职《证券时报》财经记者
2000年初,至2001年先后成为《证券时报》、《南方周末》驻京记者
2001年底,回深圳定居,同时转任《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新闻中心主任
1 他是个深圳乐观主义者
“深圳有天然的抵抗力”
1998年,金城在荔枝公园旁的国际信托大厦上班,他常常在午饭后去荔枝公园散步。看着身边步履匆匆的过客,或者神情忧郁的找工者,他觉得自己的悠闲显得十分另类:似乎整个城市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大家都在忙着赚钱,只有我一个人在晃晃悠悠地傻想: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是这样?
等到金城在北京生活了两年,见多了提着鸟笼的老者或者在街头下棋打牌的闲汉,他又会暗暗为深圳感到自豪: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快节奏的、高效率的城市,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2001年,结婚后的金城面临把家安在哪里的问题。不喜欢北京,也不喜欢上海,因为不想见到一眼望不到边的石屎森林;喜欢威海、喜欢绍兴、喜欢大理,但是这些优美却不发达的城市毕竟不适宜工作。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回到深圳定居。他说,深圳是可以把两种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城市,这个城市简单、直截,充满机会和竞争,这里海风自由地吹,你也可以自由地生存。
也就在那时,对于深圳和珠三角的怀疑正在逐渐蔓延开来,人们很容易找到各种借口唱衰深圳。
乐观主义者很担心自己的乐观是否有问题。有一段时间,金城一直在思考回到深圳是否是错误的决定,为此他连续用了三天的时间写了一篇为深圳同时也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
作为彻底深圳主义者的金城,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坚信深圳天生就有一些天然抵抗力,“它没那么容易被击倒,否则的话,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戏了。但是我相信这个老大民族还有活力,因为这个老大民族还能够在南海的边缘辟出一块地方做试验,所以这个民族还没有完,那么深圳就不会完。”
2 一个清修者,一个苦行僧
“找人聊天是为了获得分析工具”
金城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我把工作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和思考深圳问题上了。我每天要进行大量的阅读,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清修者,一个苦行僧,甚至是一个清教徒。”
不管是否节假日,每天早上六七点间必然起床,是金城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我只要一醒来,就立刻起床。在我看来,床只是专业的睡觉的工具,我对它的定位非常单一,我从来不会在床上看电视、看书或者思考问题。”金城每天一定要看的两档新闻节目,一是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另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金城每天大约要花六到七个小时进行阅读。“工作很忙,我都是拼命在挤时间来阅读,可以说我把别人用在喝咖啡、闲聊的时间都用在阅读上了。”早上走出家门,金城会在报摊上买一份参考消息,然后跳上一辆公共汽车,一般在车上,他就可以把当天的参考消息读完。“吃午饭的时候,同事们都不会来找我说话,因为这是我固定看信报(香港的一份财经类日报)的时间。我读报纸的时间很有规律,熟悉我的人一般看看手表就知道我现在在读哪份报纸了。”
金城不喜欢打车,只要可能都坐公共汽车,因为他可以利用在车上的时间看书,一个星期在路上的时间足够他看完一本书。在火车上他常带一些枯燥的理论书,因为没有人来打扰你,火车上一个月可以读完一本书。最近几天晚上,他一口气读完了《江泽民传》。
金城自称几乎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怎么保持健康和体型?我吃素,已经七八年了。为什么?呵呵,我说过我是个苦行僧呀,我坚持在对自己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中,达到自我个性的真正自由。”
找人聊天是金城惟一视为娱乐和休闲的方式。“聊天对我来讲就是娱乐和放松,更是我用来丰富自己、积累分析素材、增加分析工具的一种手段,我喜欢跟学术界、政界、工商界的人去聊天,跟他们聊天多了,感觉知识面就会自然拓宽,分析工具就会更强。我出差也好,休息也好,尽可能安排和不同的人去聊天。”
3 六朝的崇拜者
“这是文人才华横溢的时代”
金城在面对记者的时候总喜欢向他们提一个问题:在中国,你最喜欢哪个朝代?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自己的回答是,最向往生活在六朝,三国以降,迄至晋、宋、齐、梁、陈,这三百多年来分合动荡的时期。
他不急不徐地解释道:那是非常黑暗和压抑的时代,诸侯割据,战乱纷扰,民不聊生,政权更迭非常频繁。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彰显人性的时代,人的本性在这个时代充分的暴露和体现。这点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比拟,只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人的少年时期,思维初步成熟,还没有到灿烂的程度。六朝是中国的青壮年时期,文化上已经成熟、丰富,人性之花正开得异常绚烂。六朝时期的人,无论知识分子或者是士大夫阶层,因为无法对未来的一切进行预期和判断,所以他们力求让自己活得更象一个人,任性而活的人。
金城说了个“雪夜访戴”的六朝故事,一个人在下雪的晚上想起自己的姓戴的老朋友,住在几百里以外,于是就划着船向朋友的地方进发,终于要到,突然又觉得不想见他了,于是又划着船回去了。“我觉得这就是人性淋漓尽致的表现,随意自由。六朝是文人才华横溢的时代,是人性舒展的时代,他们朝不保夕,却活得像个人。经过宋明理学之后,中国人已经活得不像人了,拼命地压抑自己,使自己适应社会的约束。”说到自己的人性观,一直保持平稳语调的金城显得有些激动。
金城就是这样一个追求人性自由洒脱的人,他宣称:“中国凡持有自由主义生活态度的人,深圳就是最适合你们生活的城市。”他认为每个人活着要有自己的独特的爱好,人生才能有趣味,有意义,而他的爱好就是研究和思考深圳。
“很多事情是要坚持的,比如你喜欢收藏,持之以恒几十年,达到了很高的品位;你喜欢下棋,十多年不懈的努力,达到较高的水准。人必须通过对某个专业、某个爱好过于苛刻的追求才能达到一定的趣味,只有坚持才能形成属于你个人的风格和标志。”
金城认为他的苦行僧式的追求及个人所有的风格的形成,正是他向往人性随意和自由的表现。“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我深知真正的自由一定是通过近乎偏执的坚持、追求来实现,只有外在的残酷的约束才能达到灵魂真正的自由,不刻意之中有很大的刻意在里面。”
金城在接受采访时,相当随意和放松,在谈话十分钟过后,他就不自觉地将一只脚从鞋中取出,抬起腿,踏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笑着说:“我是农民的后代,习惯了农民的质朴和随意。”
■ 人物话本
让纳税人走上前台
深圳杂志:今年蓝皮书的三人对话部分,有没有对深圳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金城:有的。我们这次提出深圳应当建立尊重纳税人权利利益的主张。深圳自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后,已经很久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了。我认为“让纳税人走上前台”或许会成为我们在新形势下的又一个口号。目前,在深圳地方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已经占到了两成多。
深圳的社会主体实际上是由企业家、商人、企业的雇佣者构成。而恰恰深圳社会的主体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对这个社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没有足够的发言权,这是不合理的。
以“让纳税人走上前台”这个概念为基础可以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也就应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在此之前,我们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都跟户籍挂钩,而不是跟纳税人挂钩,应该扭转这种错置的局面。
另外,我设想今后可不可以在人大代表选举上不跟户籍挂钩,而转为跟纳税情况挂钩。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设计,让纳税人参与到各个层次的政治决策、公共事务决策中来。如果真能够这样做,我相信深圳的软实力便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深圳杂志:因特虎今年的深圳报告与去年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金城:一年过后,重新审视去年的蓝皮书,我们感觉去年搞得有些复杂了。比如去年三人对话那部分,由我、老亨及呙中校分别找三四个人进行谈话,呙中校谈的是深圳重大事件,我主要谈深圳产业状况,而老亨谈的是深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今年我们的蓝皮书将不再对深圳的产业进行分析,原因一是,分析产业并不是我们的特长,其二,深圳的几大支柱产业并不是每年都可以找到新话题来说的,这一两年间的变化是不大的。”
深圳杂志:你们现在最关心深圳的什么问题?
金城:我想是有关与深圳的社会转型问题。深圳的社会转型在全国来讲是跑在最前面的,它的转型比全国其他地方转得更快更激烈,可以说是开路先锋,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要一一去解决,而解决方法是没有前例可循的。
我们关注深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种社会转型,可以说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传统农民社会到市民社会、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甚至到后现代化。整个社会的剧变,决定与之相匹配的体系也不得不转型。然而我们政府的转型比社会转型慢了一两个节拍,使得我们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应对不力,所以我们现在关注这一块,政府该如何快速转型以适应社会的转型,与社会相匹配。当然我们一直也关注深圳发展的前景、城市竞争力的消长等问题。
□ 撰文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 张雨丝 □ 摄影 记者 周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