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甘愿做一个“流*氓”

98年5月13日晚七点四十四分至四十七分，我蹲在广州汽车总站前的人行天桥上，三分钟内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从1998年5月13日晚七点四十七分起将昨日之我毁尸灭迹，此后做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文化流*氓”。

今天回忆起这一幕，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懑、凄怆、无奈或者痛苦。记得那时，我象只野狗蹲蹴在天桥上，两米外是三位涂嘴抹舌脸蛋妖娆的妓*女，脚底下是黑压压的两三千名蓬头垢面的民工。街头的灯一盏亮了，又一盏亮了，诺大的广州城瞬间金碧辉煌，沉浸在一片灯花火海里。

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向我张开完美迷人的初夜那刻，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嘎喇一声，我感觉自己以光速沉沦、堕落了。然而，堕落的感觉真他*妈的好啊，了无牵挂，率性无忌，只有一个字，飞！

这一天恰好是我25岁生日，也是我去某大报华南分社报道上班的前夜。与其说眼前的三位妓女和脚底下累得东倒西歪的民工让我决意以一种最底层的视角观察探究我即将融入的这个中国最富庶繁花的城市城落，不如说我是对近两年的所谓“文化君子”的生活彻底灰了心。

96年，我以体育、英语欠5.5个学分，但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两百余篇新闻文学作品的另类战绩获得校长的特赦毕业。我扛着母校“最失败的学生”和“最有才气的学生”两条评语，畅通无阻地进入某地党委机关报，由党委主要负责人钦点担纲副总编职责。作为一颗政治文化双料明星，我在这一职位上十分风光了八个月，我的光芒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暖暖地照耀着我的一大家子亲戚。

97年2月15日，情人节的第二天。命运开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这天，我接待了43名反映当地官员利用修桥之名连续6年侵吞近80万元集资款的农民。因为事实一目了然，我对跪在脚下的10多位70多岁的老人跪了下去，立誓：“你们相信我，我决不让大家受这个冤枉，如果 7天内没给你们一个公正满意的答复，第八天我就不会坐在这张椅子上！”我自信会得到“大老板”的支持，腐败瞬间吹枯拉朽。

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百倍。我在最器重自己也非常正直的那位领导那儿碰得头破血流。我彻底明白了权力圈的游戏规则，以及一个御用文人的身份。

第五天上午，我在第一时间获悉最高层的意见后，即刻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国青年报发出报道。
3月21日，68岁卧病在床的父亲骤闻对我进行纪律处分的传言后，气急病交加离世。相恋两年的女友因不堪压力不辞而别。我几乎被逼疯。

9月，我得到了一个赴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进修一年的机会。我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下转辗反侧了一年。对于未来，我不知如何走。唯一能肯定的是，过去那种所谓的在高层、在领导身边、在大院深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鲜衣驽马高谈阔论的生活我是彻底地厌倦了。我想过一种嬉笑怒骂任由天性，生死予夺在乎我心的生活，象大森林里的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

我在心底埋葬了每一个年轻人在白衣飘飘的年代都会做的一个关于理想化的生活状态的梦想，孑然一身南下，幻想在异地他乡做个真性情的“文化流*氓”。

离开武大前，我仔细对“流*氓”进行了三天的考证———这两个不雅甚至令人唾弃的字可关系着我的清白名声啊。《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流氓：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马克思、恩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流*氓”是“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好勇斗狠”、“懒散懈怠”的人。鲁迅则说“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就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堕落，就慢慢地变成了‘流*氓’”。著名社会学家完颜绍元对“流*氓”是如此界定：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上海谓‘白相’。

我理解的“文化流*氓”是：思想纯洁的“儒”、“侠”- - -既“好勇斗狠”（仗剑闯江湖，快意决恩仇），又“懒散懈怠”（不受权贵、金钱、名声的挟持）。

我新的职业选择与上述“流*氓”的定义也惊人的相似：一、弃工作关系、人事档案不顾，去家大报作聘用记者，在家乡人看来等于是“流浪无业”。

我决不愿再象正统的文人一样依附权力，做一个被传统道德文化和庸俗的社会环境夹在隙缝中，没有尊严、人格和自我的士大夫了。只要自由快乐，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的八年“流*氓”史


广东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此言不谬。

八年中，我象一个技艺精湛的杂技大师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表演高空行走，从未失手。这归功于我对自己“文化流*氓”的定位。

坦率地说，我迄今仍旧迷醉于这种干净、简单的生活。我没有远大理想但在享受当下，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作为但心安无忧。我没写过一篇官样或无病呻吟的文章，晚上睡觉没做过一次噩梦。昔日同学、同事有的成了千万富翁，有的熬成了局处级干部，我却一个人“无耻”地“流*氓”着。我在很大程度上狠心地扼杀了自己对仕途、金钱、名声等的垂涎，我行走在中国经济的首舆之地上，心儿却漫游在这个城市城落澄澈的上空，悲悯的目光俯视着地上匆匆的人们。

我象只土拨鼠在广州深圳之间搬了N次家，谈了若干场惊心动魄的爱，跳了三次槽。

第一次是因为一篇报道：98年，深圳发生了一桩震惊海内外的假外商特大诈骗案。据说，那位大名鼎鼎的“外企”老板身价20亿。兄弟俩脚板跺一跺，深圳也要抖三抖，黑白两道通吃。作为广东新闻界最早揪住他尾巴的记者，我在他那近400平方米，豪华阔绰逼得人喘不过来气的办公室里，看见过一幅用纯金嵌着的国家某领导人接见他们兄弟俩的合影。在3名报料人的内应下，我冒着生命危险隐身对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26家下属企业进行了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和暗访，在拿到足够硬的材料后的第二天，我就被金钱强*奸了——报社广告部收到对方50万元的广告款，那位气焰嚣张的骗子要求记者停止公开报道。派我去调查的部主任说，你要么收下对方的2万元品牌策划费，要么辞职。

第二次是因为一组报道：1999年7月，我为广东某地一位遭遇不公平待遇的著名民营企业家鸣不平，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了一篇3000余字的调查报道和三篇共9000字的公开报道。这惹了大马蜂窝，我再次跳到另一家媒体。

第三次是想攒时间写一本叫《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书，才进了深圳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一次愉快地暂别。


一个“流*氓”献给深圳的纯真之恋


1998年秋，我抱着极好奇的心理想尝试进入一个叫曾野的文学青年的世界。 这位因为只有初中学历，求职屡屡被拒，与同伴住在深圳一处被称作“5号路”的工棚里的青年，在25岁生日的晚上，用诗的语言写到：“深圳是一个一眼看不到转折点的城市，是那种一转过去前边就是光明前途的转折点。深圳很大，很现代化，算得上中国的最高峰。可是这个城市却显得那么陌生，有时经过深南大道，我都会有想哭的冲动：那么美丽的城市，我却不能在其中找寻一个位置。”

曾野的感伤一下子攥住了我的心。一个容不下诗歌、爱情、理想和年轻的地方，决不应该是中国最精锐的一个知本英雄群体的家园？！

我忽然有种悬空的感觉- - - - 如果深圳没了希望、未来，对于中国改革和受益于改革的亿万青年简直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噩梦！这时，我刚从广州派驻深圳记者站，周围的朋友要么在忙着出国，要么在打点行李准备投奔上海，整个城市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本地报纸上不是在神化上海的发展，就是叫嚷深圳崩溃论。。。。。。那段时间我心里莫名地憋得难受，几乎快受不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 - - - - 假使我不能给自己一个信任这个城市的解析，我怎么会爱这个城市？一个不能让你象恋人一样爱着的地方，无疑形同囚笼。我必须要找到深圳真正值得我们等待、期望、爱着的地方！

1999年秋末，我把深圳作为自己的首要观察城市开始了研究。我意外地发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深圳- - - - - - 这一段吞吐天下、叱咤风云的历史竟然留下了一 大片一大片刺目的空白，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对此作了有价值的深度记载。一位老人告诉我，人们之所以质疑深圳被抛弃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不知道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

我想，为了保证自己的观察、评论真实、深刻、犀利，首先做的事是全面、丰富、系统地占有资料。从1999年10月至2002年8月，我一头扎进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我阅读了馆藏的大量与深圳有关的报刊、杂志、史志、专著，并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我还先后五次深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 - - - - - 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人比我做的更细，比我更熟悉深圳的20年。

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无私无欲无畏，不受干扰，我选择以一个民间学者的角度，以个体身份进行。一位在体制内专职研究深圳史的何姓博士，在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周日的整个下午与我坐在图书馆旁荔枝公园的石凳上交流一些看法。我们常常在深圳发展的关节点和重大人物政治命运的沉浮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比如深圳与蛇口早期轰动一时的“四权之争”，或者特区第一风波- - - - -罗湖风波潜流下真正的交锋是什么，如果邓小平不喝止“租界风波”，1982年的深圳会不会被人一锅端了，深圳三次突然被海内外舆论围剿的原因及有若天别的结局，深圳有没有原罪，原罪是怎么产生的。。。。。。

坦率地说，我对有些研究者的勇气和目的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在制造新的谬误。我一度非常困惑，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珍贵的资料。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后来才发现，他们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 “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在采访中，我搜集到了近百本民间日记。这些日记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逼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写作难度出乎意料地大。从2004年10月起，我进入了实体性写作，直到2005年8月才定稿。这当中除了我母亲病逝，我每晚7：00到12：00基本就没离开过电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跟这本书干上了。初稿出来后，我累得虚脱上火了，满嘴的火泡，20多天没吃一口饭，只能喝点米汤，一天吃两三次止痛药，就这么硬撑着，直到修改完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9- - -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从头到尾，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每一个顿挫和每一个喘息的存在都熬干了我的心血。

在研究过程中，我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深圳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上。在表述方式上，我尝试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解剖和表述方法：既非文学的，又非史学的；既非常阳春白雪，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以古鉴今非常现实，又由今看古非常深刻通透。在结构架设上，以年为经，逐年解读、分析、还原深圳与数千个内地城市相比格外特殊的发展方式，具体写到某一年时，既有今日观察、年度重大决策、事件，还有链接和年度背景。我想只有多角度、多层面才能让喜欢深圳、喜欢特区的读者了解得更多。作为我深圳三重唱———一部纪实、一部小说、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开篇，我希望它能成为一部每个关注深圳的人必看的书。 

    让我庆慰的是，这个极为敏感甚至忌讳的选题，竟然没有来自体制内的反对和阻止。有人说，如果是在十年前，我这本书绝对会大红大紫，发个一两百万册没问题，但同时极有可能被查禁，在政治上判处我的“极刑”。不过，来自朋友、家人的压力实在不少，一位在湖南某报任评论部主笔的“铁党”，七次打电话骂我：你是穷疯了还是脑子进水了，这样的禁忌也敢闯？！不惜以断交要挟。我母亲苦苦恳求我不要摸老虎尾巴，不要做出头椽子。

2005年正月里，在我受着书稿煎熬的日子里，母亲遽然离去。我从深圳赶到湖南绥宁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大姐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临终时哭着求你把那本书烧了- - - - 她生怕我再次惹怒权贵。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以往写了书稿就给出版社发一个目录，而且只选择国家级名牌出版社合作。象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社都拼命抢过我的书稿。《1979- - -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观察》完稿前20天，我曾与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联系过，不出所料又是一番抢稿大战。海天出版社托我一位极熟的朋友看到了这本书稿，他们如获至宝，一天内社长、总编连开了两次专题会，准备作为深圳建市25年的献礼书重磅推出，最后怕太烫手只好放弃。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来也加入了抢拼大军。比较再三后，我决定把书稿给长江文艺出版社。一是他们是全国的畅销书出版大户，在全国文艺类排名第二；二是他们派出了最强的编辑组合做这本书；三是保证从编辑、制作、印刷、发行、宣传一路绿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上架不到1个月，首印的3万册就基本上售完，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单日销量甚至超过了韩寒的《一座城池》、铁凝的《笨花》等特大畅销书，荣登深圳书城等8家书城和当当、卓越、三联等13家网上书店的销售榜前列，近50家媒体进行了追踪报道。资深新闻人士、凤凰周刊执行主编师永刚评论该书是“迄今唯一一本关于深圳20年改革跌宕沉浮的民间史，是一本令人血脉贲张的深圳20年改革读本。如此宏观又细节地把深圳20年回顾一遍，不光对作者，对读者无疑也是一场学问的复习。”

    听到这些消息，悬着地心终于踏实了，我一头趴在床上，睡了19个小时才醒。

我记得写作中，晚上十一、二点，常常会遇到写不下去找不到感觉的情况。我就冲下楼，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深圳最美丽的大道- - - - -狂飙！这时的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深圳的喘息、呻吟、狂嗷，我彻底地与脚下爱着的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

夜深了，只有星星看见，我一个人孤独地和这个天才的、不安分的，常常备受人叱责的青年抱着，互相取暖。只有我自己明白，我和这个城市的经历和脾性多么相似。我们都是被世俗放逐的，一心恋着自由、独立、尊严的“流*氓”啊！我们是唯一真正爱着的人！

说明：本篇为因特虎和《深圳青年》杂志社向陈宏联合特约的稿件，深圳青年最新一期已经上市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