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觉醒
改革开放进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广东、深圳一枝独秀的局面结束了。随着浦东的开发、大连的建设、重庆设立直辖市、北京申奥成功、一些新兴城市的崛起和很多老旧城市的复兴,中国的城市开始觉醒了。各个城市互不服气、互相攀比、互相掐架,从网络论坛的口水战到新闻媒体的有意炒作再到市政府决策机构的沙盘推演,城市之间的竞争有如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事实上已经有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21世纪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
剔除网络口水战的意气之争、剔除有关媒体的恶性炒作、剔除市政当局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无谓攀比,客观而言,城市竞争不是坏事而是城市发展的新兴动力。事实上我们看到城市之间在互相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对方的时候也无不在以内省的目光关照自己,城市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甚至互相模仿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 - - 明摆着的。”由刚开始的“王婆卖瓜”到后来的“东家长、西家短”再到今天看起来有点学究气的“城市排行榜”……城市论争正在向纵深发展,并且日益影响甚至指引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场城市论战中,深圳是主角,但是深圳不再是美伦美奂、万众倾仰的唯一的女主角。很多场合,深圳是一座在上述城市口角中几乎被口水淹没的城市,人们在欣赏这座南国新城的绰约风姿的同时,也在享受超越深圳的快意,嘲讽深圳的年少轻狂,发泄对这个“暴发户”的不满……在每个关注深圳、关心深圳的人心里,也无时无刻不萦绕着这样的问题:深圳向何处去?深圳的路将如何走?
狭隘的地方主义、单纯的经济指标主义、鼠目寸光的既得利益标准都无法令人信服。我们可不可以不为意气、不图热闹、不求发表、不抢眼球,真正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泡壶好茶,象老友围炉团聚,象学者面壁问心,把有关深圳的争议细细梳理一遍,从更加深远的意义上来冷静思考上述问题呢?
珠江虎遇上长江龙
在我的映象中,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的文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以创业板将花落谁家- - - - “究竟是上海还是深圳?”开篇,强调:“创业板之争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城市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更多的很可能还是一场关乎一个城市经济地位的比拼。”因为“按照专家学者们的看法,创业板设立的城市至少要具备四大要素:其一,金融业发达;其二,民营经济发达;其三,市场化程度要高;其四,国际化程度要高。用这样一把尺子来衡量,人们很容易就看出了各大城市在这场竞走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判定“城市的季风到底在向何处吹?”文章不无地方本位地指出:“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地位可以说是无可辩驳的。北京的中关村经过20年的发展壮大,“中国硅谷”的形象正在日益丰满,上海和深圳只能望其项背。”对于广州,作者援引中金集团总裁周传有的话说:“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而且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作者认为: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浦东大开发的启动,广东开始遭遇自己最大的障碍:全国经济的中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流域,从某种程度上看,广州的角色划分今后将有可能更多地被归结为“华南经济中心”,不再具有改革开放之初“粤货北伐”时的意气风发。文章还认为:即使国家为了某种平衡而将创业板市场设在深圳,那也是以主板市场统归上海为前提的。“主板合并后,中国就将出现一个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和香港的第三大证券市场,总市值将超过5000亿美元。如此一来,上海与深圳两大城市的竞争态势很快就走向明朗化。”即使建国门外大街和东三环一带的“中央商务区”标志着北京仍是中国目前的跨国企业之都,但是“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注意到,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一次全国性的企业家调查中,虽然有远远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目前无意“迁都”,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要“迁都”,上海必然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当然文章承认:“上海不仅仅像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分为虚幻上海和真实上海两个世界,事实上还存在着浦东和浦西两个地理概念。”“至少对小地方出来的大企业而言,上海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对昔日“十里洋场”的迷恋与膜拜,”而“这种迷恋与膜拜未必有道理。”
最近汤正宇又在《新周刊》上发表文章《珠江虎遇上长江龙》进一步指出:“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繁荣虽然仍在继续,戏的主角却变了。”“和长江三角洲比起来,珠江三角洲缺了什么?到深圳走上一圈,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这是一座以金色和粉色为主调的城市。在南国的骄阳下,满目金色的大厦赤裸裸地向人们昭示着这座城市的全部愿望。而粉色呢?这个城市难道想把自己粉刷成一座全国最大的幼儿园吗?举出这个例子当然并非“文化沙漠论”的翻版,但你必须承认:以大历史的角度而论,珠江三角洲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不曾成为中国的中心。更现实的说法是,珠江三角洲20年来的辉煌,一方面得益于政策和区位的优势,而另一方面甚至也得益于全国各地廉价劳动大军的涌入。一位著名企业的老总私下坦言:“这里的劳动强度太大,大部分工人基本上到35岁就干不动了。”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上海优势是明显的:这里不仅有一支经过现代工业磨练的产业大军,而且汇集了中国顶尖的大学校园,加上多年华洋杂处的经验,使上海几乎天然地具有国际化的商业性格。在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中,人才是最性感也最具价值的因素。平心静气而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薪金水平和工作生活环境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所削弱。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高校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学生更愿意选择在上海或北京工作,深圳早已不再成为学生们的首选之地。”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情激奋而又有些沉重的结果。从企业家的纷纷迁都到学子们的择业取向,珠江三角洲20年来的经济奇迹似乎正在变得斑驳,失去了早年间的神话色彩。然而更大的失落可能还在后头,上海只不过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其周围包括苏州等在内的城市群甚至具有更大的爆发力。有统计数字显示,苏州去年一年吸引的外资额与上海相比几乎平分秋色,以电脑、手机、汽车、芯片为核心的产业带正在长江三角洲形成。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的战略纵深也比珠江三角洲来得广阔。从地图上看,长江三角洲的战略纵深涵盖了长江沿线的广大区域,一路延伸到西南的重庆等地。”
北京和深圳,暗自较劲
北京有国际周,深圳有“高交会”;一个科研实力最强,一个成果转化速度最快;一个有中关村,一个有高新区。北京和深圳,暗自较劲的两大城市上演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大戏”。本来,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是深圳一枝独秀。尽管北京、上海在科技资源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在高科技的产业化方面远远落后于深圳。在一篇《话说京沪深高科技大战》的文章中沙棘觉得京、沪、深三地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竞争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把这三个城市看做是一个家庭的子女,北京象是从政的长子,爱面子、讲规矩;上海好比经商的长女,雍容华贵、气质不凡但又讲究实际;与出身显赫的北京、上海相比,深圳有点象是捡来的养子,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社会阅历最深,生存能力最强。”“90年代初深圳摆弄高科技的时候,北京、上海对这个出身可疑又总喜欢玩新花样的小老弟很是不屑:没文化的家伙,仗着做小生意挣的那点钱就想玩高科技,等着有你好瞧。小老弟以小卖小,不理会老大的白眼,还时不时向他们借这借那,人才呀,技术呀,吭哧吭哧往家里搬。北京、上海对深圳也挺大方,愿意拿什么拿什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想到深圳还玩出了名堂,几年工夫成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龙头老大,这下北京上海才着急了,经过奋力追赶。”“90年代最后几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北京、上海利用自己人才、技术和其他科研条件的优势,在高科技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布局形成所谓“三足鼎立”态势。最近几年,围绕着高科技产业这三个城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首届高交会之后,北京痛定思痛,开始游说外经贸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教育部等部委参与主办科技周并将其升格为国家级,外经贸部几经犹豫,终于抵挡不住北京的攻势,违背了不再受理国家级成果交易会申请的初衷,批准北京国际科技周作为国家级的交易会,尽管外经贸部解释北京国际科技周以学术交流为主,但2000年的科技周整个一个高交会的翻版。北京的举措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000年科技周的成交额比上届有了大幅度攀升,达到60亿美元。”高科技人才竞争方面,“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城市对人才南下的浪潮充满忧虑但也无可奈何。到了90年代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孔雀们似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了方向,从东南飞变成了东北飞,北京上海成为吸引人才的新热点。98年,深圳的大学生招聘会从全国各地涌来10万人,创下历年最高记录,着实让深圳人窃喜不已,岂料99年的人才招聘会到会毕业生人数急剧下降到5万人以下。许多高科技企业也纷纷惊呼“人才招聘难”,很多毕业生已经把北京、上海作为就业的首选。这标志深圳的人才引进战略开始遭遇北京、上海强有力的狙击。”2001年国家科技部政策体改司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共同完成的一份名为“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的报告,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创新经济活力水平比较显示,北京最佳,深圳第二,上海位居第三。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正在向创新经济转型,先一步的硅谷、班加罗尔、新竹等区域已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在创新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三地正在崛起,可望成为亚太地区“创新明星”。但是京沪深三地的创新经济活力存在着梯度差异。根据长城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北京的创新经济活力最佳,其排名第一的指标就有15项,第二的有9项,第三的有6项,总计得分为69分。深圳位居亚军,排名第一的有13项,第二的有4项,第三的有13项,总计得分为60分。在8大类指标中,北京在创业动力、创新服务和科技实力三个方面的优势最明显。
在深圳与广州之间
大洋网“混在广州”栏目有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文章,题目就是《在深圳与广州之间》,文章写道:“广州与深圳之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但这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是以白话为中心的粤语城市,一个是以国语为中心的移民城市,一个是南中国的文化中心,一个是现代化的商业都市。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生活在这两座城市才会有截然不同的方式和理解。”作者以北方外来文化人在广州定居生活的经验告诉读者:“在南方,广州才是读书人的第一选择,深圳有太多市侩和无奈,充斥着商业尘嚣和生死挣扎。城市太年轻了,容易没有份量,容易异化成商业规则下的垃圾和速成品,容易形成文字的灾难和思想的丧失,它最终只能依靠光怪陆离的现代建筑来支撑生活的理由。而广州则不同,她的历史就是南中国的历史,她的轻都是一种重,一种生活无比依赖的重量。”“尽管深圳有诗人徐敬亚、王小妮,有学者何清涟、尹昌龙,但深圳也拥有了太多的自由撰稿人,有太多制造文字垃圾的执笔者。而真正的岭南文化完全集中在从康乐村到石牌村一带的广州高校区,在那里,他们是思想者,也是支撑我们存活和生长的理由,广州有博尔赫斯书店,广州有星海音乐厅的激荡和浪漫,广州有西关大屋的风情和素朴,广州有南越王墓,广州有“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烟雨迷蒙的南中国,厚重的、自由的、独成体系的、开放的,该有的广州都有了。这是一种痛,让你拥有如此丰富的占有的痛,让你生活并且幸福的痛着。”
深圳人向来讨厌广州的封闭与排外,广州人就直指深圳人文的痛处。大洋网友 bondi在一篇“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的帖子里情绪激动地说:“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人们总是拿深圳这个移民城市跟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广州来比,简直就是对广州的一种侮辱。深圳是一张白纸画出来的城市,就像一个美女,但她的脑袋却是白痴一样没有半点内涵。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搞这样一个特区,是对岭南文化的地理结构一个严重的破坏,因为深圳夹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却没有半点广东文化的影子。”
不仅如此,最近《新周刊》杂志发表了何树青一篇名为《透视四对互相挑剔的城市》的文章,文章在抢白深圳网友对广州的挑剔以后,综合广州人的意见对深圳的方方面面反唇相讥:“不少人重广州轻深圳的理由是因为深圳太年轻,作为一个城市它还有很多底蕴无法与广州这样的老城市相比。虽然深圳的7-11店和沃尔玛超市开得比广州早,虽然深圳有最热闹的人造景点世界之窗,虽然深圳的城市环境比广州干净,但广州就是比深圳住着舒服,更多人间烟火气息,更重情感、人文更昌盛、发展腹地更大。深圳是国际花园城市,广州小变中变之后也是了,大变之后还不知怎样地新貌呢;深圳有黄田机场,广州的白云机场更是华南枢纽,深圳有盐田港,广州在建南沙港,深圳有高新区,广州天河还是中关村之外全国第二大电脑市场呢;深圳高收入也高消费,广州惠而不贵;反之,广州有全国最好的媒体,深圳没有;广州有珠江夜游,深圳河还在治理污染之中;广州的GDP的总量和增幅都高于深圳,深圳想追上也不那么容易;广州对香港企业和港人的吸引力逐渐增强,香港的好处不止是深圳可以得到;广州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补课,效果远比深圳的锦上添花更显得突飞猛进;广州人能挣会花叹世界,深圳多的是物质动物……” 因此,“说到粤文化的代表,广州还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也是历史经典地位的遗传,不是浪得虚名的。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省会城市们早已觉醒起来,要增创新优势,把后起之秀们的嚣张气焰再次比下去。”
深圳与香港:唇亡齿寒
深圳与香港密不可分是不容分说的了。但是深圳人对香港之于深圳的好处不一定真的清楚,不但不清楚,反而还时常要说些港人的怪话:港人北上消费,拉高了深圳的物价,衣食住行眼见的贵了;港人周末过关Q女、“包二奶”,挤兑了深圳人的幸福,拐带坏了深圳的女人;香港97之后经济一天不如一天,成天有人因为失业、失养、失意而跳楼、“烧炭”,“连累”深圳经济今不如昔,深不若沪......总之,港人是几近十恶不赦了。
深圳的经济是如何起步的?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中央在深圳建特区,但是不给钱,没有钱,要深圳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可以说四个特区起点是一样的,厦门的起点比深圳更高,但是,最后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之所以成功是叨了港人的福!
当初的特区,建房子、办工厂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技术、四无商品市场、五无管理经验......真正是“三无”、“五无”特区,有关负责人抓头挠耳,莫知计将安出。这时香港商人提醒深圳市领导:香港地价是深圳的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香港缺的就是深圳的土地,深圳人为什么要抱着金碗讨饭吃?一语点化深圳人,率先在全国有偿出租土地,出租费用一路上扬,出租土地所得成为深圳市政府丰盈的财源,也使深圳原住居民成为一夜暴富的土地主。(离开与香港的地缘关系,试想一想深圳的地和其他内地城市的地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如此值钱,有的却一钱不值?)
香港多年生聚积累的财富象水银泄地一样流入内地的时候,聪明的深圳人在财富从香港经济高地向内地经济低洼流动的大潮中,抓住机会做贸易、做服务,从贩卖女人的三骨袜、四骨袜、内衣胸罩到推销男人的打火机、刮胡刀、香烟手表录音机,再自己开公司、办工厂,买靓衫、住洋房、开私家车,先富起来再说,一定意义上说,深圳财富的增殖是港人的资金与经验外溢的结果。而且目前深圳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完全超越这一阶段,或者说是在一个过渡阶段的过渡期。深圳的羽翼还没有丰满。
但是来自香港财富外溢对深圳经济的推动已经放缓了,深港经济差距的日渐缩小减弱了长期以来深圳经济强劲增长的澎湃动力,香港经济自身处于痛苦的转型期,香港财富的持续外溢受到香港社会经济转型受害者的质疑与抵制,香港政治体制同时处于转型期加剧了社会的痛苦,使香港社会矛盾更形错综复杂。香港经济转向资讯业和服务业,但是深圳的资讯与服务市场对香港的开放度很低,就象当年有人指责深圳人把土地出租给香港人办工厂是卖国一样,现在深圳的资讯产业对香港的开放也是阻力重重,香港经济转型不顺利,深圳经济增长的步伐也放慢了。这中间,相互的猜疑和埋怨渐渐地多了。
深圳大学金融系主任国世平认为:“香港的眼光,应该朝北看”,应该与深圳联手建立一个“港深城”,实现香港深圳经济一体化。“一起推动中国科技的三大转型:第一是中国的科技重心从北方转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南方来,这是战略性的地区转型;第二是加快军用科技向民用科技的转化,因为我们的军用科技跟民用科技是脱节的;第三是计划科技向市场科技转换。” 国世平认为,未来两地经济互动趋势的一个方向,是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香港低层次的劳工,将来可以流向深圳去求职。“高科技企业的劳工要有一定的积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培训完了,不要走,最好是两三年内不要流动。在上海,就有这个优势。那些高科技企业招收的都是当地人,比较稳定。但是深圳不行,深圳大多都是外来人口,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多,外地农民工也多,中层的技术工人比较缺乏。怎么办?我认为,这个断层可以由香港本土低层次的劳工来填补。香港和深圳的生活指数比较,是四比一,两千元的工资,可以达到香港八千元收入的消费水准,所以即使深圳工资只有两千元,也有不少香港人愿意来做。”“如果将来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招收香港劳工,一方面为深圳解决劳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香港减轻了就业压力。”
“还有两地居民互动。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香港人跑到深圳来消费,到深圳来买便宜货,香港政府现在也只是想怎么样把这些到深圳消费的香港人拉回去,其实也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向,有没有想过把一部分深圳人吸引到香港来消费呢?深圳的有钱人很多,他们很想节假日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到香港来消费,但是手续很不方便,他们根本并不在乎香港买的东西很贵,只在乎服务质量和名牌,而且他们认为到香港来度一两天假是一种权力或地位的显示。香港总是担心深圳人过来了,会去做黑市劳工,而没有看到这些深圳的高收入阶层到香港来度假会大大带动香港的消费,大大带动香港的饮食业、零售业,而且这些深圳居民本身就很有钱,怎么可能到香港来做黑市劳工?让他们做什么工作?香港可以创造一些条件,让这些深圳居民来往方便,出入自由。”
“还有教育。深圳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深圳的高中生出国读书,四五十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家长很愿意拿出来。他们有的去英国,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新加坡,就是没有去香港的。不是不想去香港,而是去香港读大学的手续,比到英美那些国家更难、更麻烦,或者说,简直没有可能。其实,教育是一门非常赚钱的行业。许多国家都明白。像澳洲、日本等国家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香港就不去做?现在深圳的社会趋势是向高学历提升,国内的名校满足不了需求,香港的大学完全可以顺应这种需求,向深圳扩大招生,这样立刻就会产生经济效益。这些深圳学生到香港来读书,要消费,要租房子住,对大学区附近地区的楼价也有支持的作用。香港不做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对香港的官员提过这个建议,他们也说不错,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去做。香港的大学没有私立的,都是公立,由政府拨款。如果是私立大学,早就去开拓这条财路了。所以,我觉得大学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养懒人的地方。这是香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国世平还意识到:“香港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对于深圳方面提出的许多有关科技合作的建议,香港是不太接受的,到现在还是放不下“大香港”的架子,看不起深圳。我认为,香港深圳一体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如果你认识到了,顺应这种趋势去做,过程可能顺畅一点。如果你不认识,甚至抗拒这种趋势,这个过程仍然会自然地走下去,可能缓慢一点,而这样缓慢的自发过程会让香港付出更高的成本,更大的痛苦。” “香港和深圳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命运已经捆在一起了。”他警告说:如果香港不和深圳联合,深圳就会撇开香港自己单干,成为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竞争领域里逐步取代香港。
对于国世平们的建议,香港人有自己的苦衷。来自中评网的文章《为什么香港不能做大陆的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该文作者钟伟认为:“视野内地化是影响香港全面“中国大陆化”的不良先兆。”“香港要保住东方之珠的璀璨,恰恰不是融入内地而是融入国际,这样才对内地金融家和国际金融家具有吸引力,否则“内地化”的香港仅仅是给中国多带来一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已,这对大陆也是失和氏璧之恸。这就好比香港是一个弹奏得好莫扎特的大家闺秀,西方人觉得亲切无隔阂,所以来者云集;内地人觉得高雅不凡,所以趋之若鹜。现在因为内地出了个弹琵琶的上海,香港不去学好更多的舒伯特舒曼,反而掉头妒忌别人的琵琶,岂非可笑?最终无非是西方人觉得香港人钢琴技艺日疏了无新意返身而去,内地人也迟早会觉得听香港人的琵琶不如听上海人的琵琶。”他得出结论说:“香港当然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但香港不能做大陆的另一个城市。香港人如果把香港“上海化”,把英语和粤语“普通话化”,把信报和港视“央视化”,把联交所“沪深化”,把港币“人民币化”,把港府“深圳化”,那么香港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就可能提前终结。香港要多发挥“两制”的优势,作为供内地学习国际化的效仿者而存在;少谈“一国”的政治,以免效仿者反过来却效仿被效仿者了。”
深圳怎么啦?
城市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深圳就是在不断的批评声中成长起来的。
正当深圳欢庆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的时候,广州《新周刊》发表了何树青、朱坤合作撰写的署名文章《深圳怎么啦?》。文章开篇就引用历史名句:“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老狄更斯这番话说的是19世纪的伦敦,但这里是21世纪的深圳,人人都赞美与陶醉于这个城市的伟大成就。”文章接着一口气罗列了如下现象:
——深圳正在按照既定目标建成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的模范,但几十公里的二线关铁丝网在一片呼吁声中仍然没有拆;
——深圳容纳了超过户籍人口4倍多的新移民,但总有寻梦人找不到安全感与归属感,投诉他们在深圳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超过百家境外跨国公司来到深圳投资,但一些投资者在深圳感到苦恼,传言销售额占深圳2000年GDP的1/10的华为公司也正谋求迁都;
——深圳15个政府职能部门已在“提速”,但深圳“内地化”心态并非能因此一蹴而就,再无类似“深圳速度”般的新观念新思想;
——荔枝节换成高交会已经两届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的未来筹码,但专家院士们认为深圳式的拿来主义面临巨大风险;
——深圳今天仍然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和开放的“窗口”,但有批评认为,禁售外埠非党报显示了深圳的保守心态,深圳更像一座享乐主义城市了……
紧接着,文章连串发问,推出大字标题:“深圳怎么啦?”“深圳:比内地还内地?” “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另一个重要的“关口”是海关。”“深圳到底能不能再出新观念?”“继续创业,还是开始享乐?”
应该说这些提问切中肯綮,并且囊括了这几年来深圳人关注的主要问题。由此展开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蓝姝、唐学鹏采写了《深圳慢了?》,《经济观察报》记者仲伟志采写了《寻找深圳新动力》,互连网上流传着网友的热门帖子《深圳不是我的爱人》、《别了,深圳》(扁舟)、《深圳,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吗?》,深圳网友耳熟能详的长篇好帖《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金心异)、《深圳还缺什么?》(鸣声)等等,都是为“深圳病”问诊把脉的。
要说深圳怎么啦?深圳曾经拥有的优势正在失去!曾记得,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经济优惠政策灵活多样,深圳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香港经济的持续高成长,可以带动深圳经济高速发展;岭南文化的务实做派,珠三角经济贸易的普遍活跃,影响深圳人也埋头苦干学做生意;世界经济持续繁荣,海外市场对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需求甚殷,牵引着深圳的外向型经济;先行一步致富机缘,吸纳来自全国的高级人才;转型期经济发展与监管不到位导致走私、仿冒经济盛行,广东、深圳直接受惠;锐意进取的深圳人(市民与市政府)善于把握几乎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
但是舆论认为,如今的深圳,上述优势正在消失或者不那么明显了,有的甚至转化为劣势:
特区优惠政策已经成为“普惠制”,有些地方的“土政策”比深圳的特惠政策还要“特”得多;中央为了平衡东西南北中的关系,把中西部开发作为施政重点,北京和上海得到更多来自中央财政的倾斜照顾也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深圳的发展据说是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不给钱我给了人,给了政策啊),现在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了,每每财政上缴、支援灾区、落后地区,向深圳要钱最理直气壮,好象多灾多难都是深圳造成的;深圳人到北京办事,动不动就要先交好处费,不是中央领导人有意冷落深圳,皇城根的传统向来是“阎王好见,小鬼难产”,可要办成一件事得打发多少小鬼啊;而北京小鬼兴致来了要到深圳散心,到南方越冬,那深圳人是怠慢不得的;
香港经济转型受97’金融风暴以及回归综合症的影响并不顺利,经济持续低迷,岛内矛盾错综复杂,不仅对深圳经济的带动作用减低,反而有人主张限制深港经济交流,限制港人北上消费,以确保香港楼市、物价的稳定;深圳原来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通向香港、通向国际社会的桥梁,现在有迹象要成为一国两制中一制榜样,以抵制香港另一制的渗透,深港合作存在制度鸿沟;
岭南人太过务实,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追求政治法律体制的坚强保护,广州、珠海、深圳分工定位不确,时有龌龊,互不服气,内部较劲,珠三角经济缺乏有力的整合,本来就不甚宽广的腹地再加上画地为牢,严重制约深圳人的生意进一步做大;
欧美及东南亚经济不景气,海外市场需求缩减,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国际上受到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国内有东莞、苏州等后起之秀与之竞争,前有伏击,后有追兵,效法亚洲“四小龙”的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空前的困境;
北京、上海挟后发制人的优势,凭借传统的工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全国人才大战中渐占上风,“孔雀东南飞”,广东、深圳人才吸引力一枝独秀的盛况不再,从新酬、生活环境、文化环境方面考量,北京、上海已有领先迹象;
近年来市场经济渐趋规范,中央监管力度加大,靠地方保护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发展经济进行原始积累的路子已经行不通,“绕道走”走不出小打小闹的小格局,深圳人游击队式的“拎篮子”生意没得做了,正规集团化的市场搏杀不可避免,而这方面深圳人还没有什么经验;
“小富即安”的小农心态在深圳原住居民、户籍居民和政府官员那里时有表露。由于小有积蓄、政策保护、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上述深圳人对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感觉迟钝,颇有歇一歇的意思,尤其是政府官员既没有当初从全国招聘来时的竞争压力、也没有民主选举的激励机制,只要明哲保身,没有大错,就可以安享特区纳税人的丰裕税入,口号喊得起劲,改革动力不足,因循奉承几成风气。
………………
与WTO精神相背:经济特区何处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甫一签字,《凤凰周刊》就刊发贺军的文章《“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再次把“特区不特”的问题提了出来。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是不是要搞市场经济“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如何才能搞好市场经济“的阶段。大陆人已经不会再为特区姓资姓社的问题进行争执,也不会再为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而讨论。”“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代。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文章进一步指出:“经济特区与WTO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在WTO的诸多规则之中,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普遍的国民待遇,即所有给予国内企业的各种政策待遇,同样要给予外资企业。”但是,“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实行着多重待遇的原则,存在着多种不平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国有企业同私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外资企业同私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等等。在中国,市场开放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是对内开放。直到现在,民营和私营经济在中国还远未得到与国企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为什么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凭什么经济特区就应该享受比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呢?凭什么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获得的优惠,在特区之外就无法获得?在外资眼中,在市场眼中,中国的经济特区已经从促进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变成了阻碍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障碍,变成了在中国维持局部利益的又一种特权。”
文章甚至援引《远东经济评论》的评价认为:经济特区发展除了在中国大陆探索出了一种市场经济的新形式外,个别特区的发展在整体上并不成功! “中国大陆一共设立了五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从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结果来看,五大经济特区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其他经济特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很多问题。珠海可以说完成了基本建设,但由于基础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至今珠海市政府还欠下一屁股债。厦门由于历史和特殊地缘的原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培养“出了全国闻名的远华走私巨案。而割掉这个肿瘤,几乎端掉了厦门的整个干部层,除了暴露出厦门部分政层的腐败,还暴露出厦门多年经济虚弱的真象。汕头的处境与厦门相似。经济特区的建立并没有使得汕头像深圳那样出现大的建设高潮,反而鼓励了在特区旗号的庇护下,大搞走私等旁门左道的发展。走私的猖獗、市场环境的败坏,尤其是近年恶性发展的走私与逃骗税大案,以及最近爆出的近千亿洗黑钱大案,更使得汕头成了经济特区中令人扼腕的一个。至于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同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缓慢,留在人们印象中的,似乎只有轰动全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给了特殊政策却一直开而不发、直至荒芜的洋浦开发区了。”文章因此认为:“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一次“试错“尝试,它的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文章针对深圳的情况进一步认为:“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过去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随着目前特区要素的减少,深圳已经出现开放速度降低的迹象,如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新的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缓慢等。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加大是深圳市面临的问题之一。据有关统计,到去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政策障碍,一些政府部门一遇到政策障碍就束手无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有的政府官员甚至顾及自己的“位子“而不愿“惹麻烦“。在以改革著称的深圳特区,在政府和企业阶层出现改革迟缓、改革心态减弱的现状,这是深圳市的开放出现弱化的明显迹象。”换句话说,深圳人有点躺在优惠政策保护伞下不思进取了,特区没有鼓励改革,反而庇护了落后!
因此,文章认为,现在是取消特区的时候了,“特区不特”以后,“应该老老实实地把经济特区的发展,归结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并且“在加入WTO的前提下,完成政府的深刻的改革。”“特区政府,在过去的特区建设时期,扮演的都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角色,甚至主导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形成之后,在中国入世之后,政府角色应该有较大的调整,迅速从经济的直接参与者转为环境建设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很多的权力,放弃很多直接的利益,政府官员要放弃很多良好的感觉。这不亚于政府对自己的一次“革命“。 以深圳为例,在进一步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政府改革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比如,在检讨政府改革意识弱化的同时,深圳是否可以对政府官员进行较大调整,以全新的、更具有创新和效率的政府来吸引人才和资金的聚集?是否可以在WTO的框架内,进行更大幅度的开放?是否可以在政府行政公开、信息披露和政策环境清理上,在全国保持一种领先?这都需要政府有勇气来对待。”
深圳的辩白
对于以上关于深圳的种种辩难,深圳人有自己的主张,或者迟早要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譬如关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竞争,鹿死谁手还很难说。领近代工业文明风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会是21世纪中国经济中心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水系庞杂、人口稠密的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与有效的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鱼与熊掌兼而得之的经验我们还很欠缺,建立在火车、轮船基础上的近代上海的交通枢纽地位远不可能在后蒸汽机时代继续保持绰尔不群,由于宽广的市场腹地受先进技术、商业制度滞后的制约,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成为亚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但不太可能象近代一样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环南中国海地区囊括亚洲三小龙及东盟诸国,海域辽阔、沟壑纵横、气候潮热、交通不便,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所幸现代海运与空中运输使浩瀚的中国南海成为环南中国海地区的内湖,现代建筑业、空调机使水草丰茂、植被葱郁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成为今天最适宜居住的地区,高架桥、高速公路让人们在山峦起伏的岭南地区来来往往如履平地,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使得环南中国海地区有可能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最有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重心。上海目前尚处于打破旧体制释放固有的经济潜能的阶段,这种意气风发、奋不顾身、大破大立的阶段深圳早已经历了,上海人时时让深圳人感到震惊的是上海破的魄力更大、立的眼光更远;深圳现在处于创生新经济、创建新体制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立,破立之间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就象当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力驳“两个凡是”,横下心“杀出一条血路”,尽全力支持深圳敢闯敢冒一样。
面对北京深圳人也不无自信。这些年,北京以发展体育为国人争光、建设首善之区等理由为诉求,加大了城市改造的力度,一些面子工程大量上马,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中央集权加强,好的税种、较高的税收归于中央,财税收入大量向北京倾斜,跑“部”进“钱”的寻租者大量云集北京。民航、电信、重点建设、金融证券等部门扼经济要津,文化、教育、资讯产业加大把关力度、政由己出,一时北京又成了中国来钱最快的地方。“深圳人赚辛苦钱,北京人不费力气赚大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是高楼不能筑于流沙累卵之上,在气候恶劣、周边没有经济实体支撑的基础上靠政府强力拔苗助长堆积起来的经济高潮能维持多久呢?北京的朋友说,我的钱赚够了就去上海、深圳发展,生活舒适、自己干实业还是要去南方。我问何故如此?他说,上海有国际视野,深圳人做事玩命,几个深圳来的朋友在北京做事情就象吃了摇头丸,疯狂到停不下来。深圳人是不是这么疯,不好妄加评判。但是深圳的服务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客户是谁,用低俗的一句话说,深圳的的小姐也比北京的小姐敬业!深圳人大都是从底层干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磨砺出来,因此比内地农业文明中的人精明、比官场奉承文化中的人强悍、比传统教条约束下的人更不容易受欺诈。深圳网络上有个帖子叫《人生财富》叙说一个装修瓷砖推销员的经历,这番经历是权力寻租者们所没有的。在权力寻租时代结束以后真枪实弹的市场竞争中,深圳克敌制胜的真正资本就是在于这个城市拥有无数有类似这个瓷砖推销员经历的经济人。毕竟他们比权力寻租者更了解市场,权利寻租所得流入市场之后,最终要为这些经济人所分割。
珠三角内部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整合。在北京、香港、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角力中,北京、上海的来势很猛,单凭香港、广州或者深圳难与争锋。北京、上海宛如三国时曹魏,天时地利抢了先机,广州、深圳与香港就如同刘蜀与孙吴,分开来看势孤力单,合起来力量可观。两广是广州、深圳的汉中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膏腴之地,值得深耕熟垦;内修政治,寻求体制创新,外结好孙吴,实行粤深港一体化,联吴以抗曹。形势不利时深港互保,一伺天下有变,则挥师北上,抢占长江、黄河流域的市场。如此,退可以南北对峙,进可以轻取中原。相反,如果孙刘失和,吴蜀交恶,难免重蹈夷陵之战、败走麦城的覆辙。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粤港澳合作取得了可喜进展,粤港高层联席会议、深圳24小时通关、开放内地居民到港旅游、香港与珠三角基础设施衔接都已经取得相当的共识。如果说香港是联系西方世界的一艘巨轮,广东就是这艘巨轮停泊的港口,深圳则是连接巨轮的码头、翘板和驳船,中国加入WTO要走向世界,没有理由不搭乘香港这艘现成的巨轮,除非这艘巨轮拒不靠岸,迫使中国人非要在上海、北京另开航线。而只要香港这个航运公司还在营业,广东、深圳的港口和码头就不会没有生意,何况珠三角新经济正在为香港巨轮提供源源不断的商机?
至于深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深圳人并不避讳,但是也并不悲观。凭心而论,深圳只是慢了,但是依然看好。网友黑矿工的这篇《很好,很好,深圳很好》很能代表这种心态:“现在的深圳,慢慢地接近我理想中的那种家园了.早年栽种的树木已经长大,安静祥和的住宅区已能看见脚步平缓的居民,建筑物正变得越来越有哲学,幽雅的乡间公路则交融着人文和自然的和谐.二十年沉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在近年里开始修正,拓荒时代的劈荆斩棘终被安居乐业后的享乐人生归为历史.后发展的城市们正轰鸣着拼命加大油门,而深圳这座亚热带小城,已经在沉稳的加速度中脱箭离去.
“一条国内造价最高的地下铁路正在悄悄贯通,它的建设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没有大肆的宣传,没有尘土飞扬,绿色围板围合起来的工作面上,甚至连一条激励的标语都没有,每次在深夜路过那些工地,看见消音很好的巨型卡车把泥土悄然拉走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感激,政府和施工者都在遵循一条很人道的原则:不打扰市民.很好.
“一条由市区通往大亚湾的海滨高速公路已经部分贯通,黑色的路面和亚光挡护版,几乎是无微不至的反光指示标志,使这条美丽的公路在水天合一的景色中除去方便还能体贴到人们之间那种相互关怀的灵魂.每一个临海的凸出处,都修建了观景台似的休息岛,这些细节象无数小声音一样告诉人们,你不是个疲惫的赶路人,你甚至应该停下来奢侈一下,看看风景,愉悦身心.以此平行的那条盘山老路,也已经翻建一新,悬崖边没了过去那些”此处多次翻车”的血淋淋警示,代之以坚固漂亮的防护墩和通用的指示图标,原始乔灌木环绕的休息岛上,过去荒凉的孤寂不复存在,情趣盎然的原木长椅和长条桌被田园式的野趣栅栏隔成一个个小区域,这些都是在海岸线冬眠的时候干的,太阳南归时,人们再次来到海边,凭栏远眺,听潮涨潮落,看沙鸥翱翔,心境将无比纯净.坐在舒适的长椅上,很庆幸政府官员中已经出现了充满人情味的朋友,这毫无疑问是花的纳税人的钱,我对这笔税款基本没意见.很好.
“政府的整合办公大厦正在修建,非常恢弘壮观,我有幸参与其中,体验到一种有理念的工作方式,她不再仅仅是一座官僚建筑,每处小小细节都由有专业审美水准的行家雕塑,我把她的功能理解为市政厅,但我更喜欢她现在的名字:市民广场.这不是摄政者的装腔作势,小到每个环廊,大到前后坪广场,全都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开放!我喜欢,很好.虽然还是觉得傍边的市民文化中心更漂亮更亲切一些.很好.
“已经习惯在一段时间后,环绕着这座我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走走看看,高技术区很别致,有人说他们的风韵接近美国的128公路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很满意了,很好;新中心区繁华中隐藏着静谧,恩,这也很好,从深圳湾涌来的潮湿海风安拂着每间窗户后面的人,不管他们是年轻还是已经老了,很好;街道有些拥挤,红绿灯有些烦人,这不太好,但不要紧,这座城市不大,我们也不象早些年那样焦急地去赶着做什么了,等车的时候看看越来越漂亮的女人们擦身而过,很惬意,很好,我喜欢看她们裙摆下美丽的小腿悠悠迈动的样子,很好;每间学校都是那个街区最靓丽的建筑之一,很好,反正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养孩子的,给他们一个乐园,很好;街边的夫妻小店日益减少,信誉卓著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蚕食了大片地盘,很好,他们相互竞争的很激烈,这更好,我越来越能在那里找到上帝的感觉,尤其好;周围的杂乱农村和来料加工区正在消失,很好,大片的休闲地有了浪漫郊外的感觉,很好,不用花钱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欣赏美景,真的很好;离开熟悉的市区,四通八达的是安静的乡间公路和海阔天空的高速高路网,很好,真的很好,张朝阳回国后第一眼看见高速公路时激动的哭了一鼻子,现在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好的高速公路,狂野其上,我心飞翔,很好,太好;辣椒食品从湖南,四川,江西等等地方跑来占领了深圳的饮食市场,很好,他们的味道鲜美,价格便宜,环境古朴,吃完后还经常神不守舍,很好,泡MM的成本无限降低的同时,把广东人香港人搞得没辣椒吃不下饭了,很好;我那些在家乡种辣椒大蒜的兄弟们刚受了日本人的气,眼看着东边不亮南边亮,他们的田亩不用荒着了,很好,太好,太很好.
“深圳的男人有点努力,很好.深圳的女人有些漂亮,很好.深圳的空气很好,深圳的山水很好,深圳的建筑很好,深圳的草地很好,深圳的风情无边很好,深圳的祥和静谧很好,深圳正在厚重沉静下来很好,深圳正在吸收文化养分很好.深圳靠着海很好,深圳天空飞着鸟很好,深圳开始变得富有人情味很好,深圳已经有了些美学细节很好.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很长的黄金岁月很好,继续生活在此也很好.你要是想来给我当邻居很好,你要只是想来看看我也很好.信不信由你,突然觉得活在这里很不错,很不错的意思就是很好.”
从更加深远的意义上理解城市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的今天,对城市的理解力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的远景。如果一定要说出深圳真正输于上海之处,那应该是深圳缺乏上海的胸襟与气度。百年沧桑的历史、东方巴黎的辉煌,开阔了上海人的视野、丰富了上海人的内涵。而深圳人和深圳城市管理者看起来对于什么是城市尚且无暇细究。
早期的城市源于游牧部落和农业社会的“集市”。往往是一处交通方便、饮用水充足的所在,或者是部落与部落的交界处。先是有一些方便交易的简单设施,参与交易的人有“市”则聚、无“市”则散,城市的“市”道明了城市的早期含义。后来一些专门为方便集市交易提供服务的人和专门生产供交易的商品的工匠艺人在集市附近定居下来;拥有大量可供交易的物资的部落首领、王公贵族从一开始就是集市的主角,他们在集市附近修筑城堡,或者干脆把集市迁移到自己所在的城堡附近,“市”于是成了“城”。
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思路是遏制城市的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确保其在封建领主和王公贵族可操控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自秦汉时期起,豪强地主政权为了自己对土地、地租和农业人口的绝对控制权不至受到新兴工商业主的挑战,推行重农抑商、打击工商巨子的政策,只允许经营小商铺、家庭作坊,规模稍大的手工工场都收归官营,盐铁等可能快速积聚财富的行业更是全部由官府专营。由于城市的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因为人为遏制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文化服务于政治、经济也服从于政治,小城镇可能有集市作用,大城市完全是消费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类消费性城市的日益坐大和官营工场的低效率大大推高了农村经济的经营成本。地主官僚机构的日趋臃肿和依赖各种地租生存的城市寄生人口的日益膨胀,终于使城市成为小农经济不堪重负的累赘,走投无路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以暴力的方式毁灭城市中庞大的官僚机构,用战争手段消灭剩余人口,新政权未必更好,但是肯定更小。这里边就隐藏着千百年来中国王朝不断更替而社会形态却没有明显进步的历史秘密: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受到遏制的城市无法产生新兴的社会阶层,当然也无法衍生新的社会形态,城市始终作为农村经济的附庸而存在,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领导过农村,小农经济需要一个强势的城市政权,但是农民没有办法控制消费性城市机构与人口的恶性膨胀,城市扩张规模与乡村给养能力不足的矛盾最终只有依靠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来暂时缓解。我曾经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研究过中国农民起义周期与人口增长周期的关系,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但是大的农民起义周期与官僚机构、城市人口的膨胀周期有惊人的一一对应关系,这表明中国的农民起义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与城市消费人口、城市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膨胀速度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城市消费人口、城市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膨胀速度比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要快许多倍,这就是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论认为不应该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却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而当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论认为应该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却由于统治当局采取了改革措施削减城市支出减轻农民负担而缓解了农村危机,使得农民起义往后推迟了。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如果遏制城市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的局面不能改变,中国的农村就没有出路,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城市、完善城市功能才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的根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发展要与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就思路彻底决裂,走另外一条全新的路。
这条全新的路,近代上海曾经摸索过,深圳则在上个世纪末才开始尝试。这是一条始终以强化城市的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为特色的城市道路。城市运作由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商人主持,封建领主以武力保护城市安全并收取地租和保护费;或者干脆把封建领主赶出城市,由商人和工场主自己组建市政管理机构,拥有自己的商业武装。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萨就是古代欧洲这样的城市翘楚。集市交易和手工制造最初是附属并服务于部落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是后者的补充和延伸,后来渐次发展壮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由于工业革命及其以后一连串的技术革命,城市的交易系统变得十分发达、城市制造能力突飞猛进、城市生活环境也越来越方便和舒适。蒸汽机的发明使得火车、汽车、轮船取代了马车和纤绳,游牧部落的骑术连同马背上的族群一起淡出历史舞台;纺织机的运用淘汰了所有的家庭纺织业,描红刺绣的手艺仅仅流传在特色商品的生产厂家里;煤炭、石油、核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使欧洲城堡因为木材不足而冻死人的惨剧永远成为历史故事;电报、电话、电信的发明推广改变了人类生存经验上下传承的次序,年轻人可能比自己的长辈更懂得在城市中谋生的诀窍;新技术把垃圾都变成了可用之材,乡村不再是新材料的来源地;生物工程把农业也迁移到城市,即使在郊外的农场,那里的农业生产也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来进行的;人气稀薄的乡村甚至不再是城市产品的主要市场,古色古香的乡下农舍可能是个不错的周末度假胜地,但再也不是我们世代聚居的家园。精心打造的城市及其近郊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城市工业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优势,一是城市交易系统发达到社会分工合作无所不在的地步,几乎每项劳动成果都须通过交易来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单个人独立完成劳动成果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分工很细,专业要求很高,市场商业交易频密,几乎人人都是二道贩子,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城市及其上的一个环节……结果是形成了集约经营的、效率比农民单干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制造水平因为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达到无所不能造的地步。乡村社会人类的生存经验只是口耳相传、上下继承,城市社会通过科学探索和现代教育集成民众智慧,使城市制造业日臻完美,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人类靠天吃饭的历史。
深圳移民赤手空拳来到深圳打天下,既有无穷的欲望,又敢于出卖自己所有的东西,这正是城市商业交易兴旺发达的前奏。现代社会资源配置是以市场化的金融货币作为杠杆的,有对金钱的欲望,金钱才有可能调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资源,如果一个社会人人视金钱如粪土,把科级、处级看得比命还重,商业是不可能兴盛的,交易将是障碍重重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逼急了我就卖身”,仁义道德上未必有理,经济效率上绝对值得称道。深圳人有创新精神,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当事人绞尽脑汁想新点子,这是城市制造能力日新月异的前提,文艺复兴运动一是颠覆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复兴了人的本位、人的欲望,二是冲破了教会对思想、知识的禁锢,复兴了人的尊严、人的思想,这就为商业、制造业的突飞猛进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尔后人的欲望引导人们探索新世界,广泛的思想自由释放了人的智力潜能,科学发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商业经验日益丰富、工业产品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不断完备、城市管理和社会组织水平不断提升……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对人的欲望和创意的尊重。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只是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戊戍变化只是模仿西方的典章制度……都忽略了对人、对人欲望、对人的思想的尊重,因而都没有触及事物的根本,最终都失败了。但是要尊重人权、尊重个人的思想创意,就必须推翻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君主专制、思想专制,瓦解旧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我在因特虎真情告白中对深圳20年经验的总结用了这样一句话:“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实际上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深圳精神,只有思想创意被全社会所珍视、只有人对欲望、利益的追求为全社会所接纳认可并且将是否“对人有实际利益”而不是将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奉为衡量社会变革的标准,只有当求新、创新和对事业对专长的精益求精力争上游成为风气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个社会才会是永远打不败、击不垮的。深圳人创业思想的活跃、选择事业的现实性、对业务知识的钻研精神都给人留下难忘的映象,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没有前途。
但是,城市是否一定比农村优越?这个城市是否一定比那个城市更先进、更有竞争力?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是没有定论的。在浩瀚无垠的物质世界里,由混沌产生有序是离不开自组织行为的,自组织行为需要信息、物质、能量的完美组合,组合的越完美,组织就完美,有序性就越强。信息系统的开放、畅通和物质、能量的合理交换,使有机物质得以产生;有机物因为能更好地感应外部世界、能更好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新陈代谢,从而成为原始生物、生命体赖以诞生的基础。但是秩序的破坏比秩序的建立往往来得更加容易;有机物、生命体往往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各的生存理由,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以往的生物进化理论强调生命是“进”化的,好象有个方向、有个进步的阶梯,只要沿着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向上爬,生物就会日益进化到完美的境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星球上有很多曾经一度进化得很先进的生命体和很辉煌的社会群落绝迹绝种了、彻底消失了。所以,我们只能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在于生命过程本身,未来永远是或然的、未知的,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话来说,我们是在同上帝掷骨?子,同上帝搏弈。既然是搏弈、是赌博,我们就必须下注,无论结局如何,我们必须下注。我们赌的是:城市文明!正象我们的生物学认为高等级生命比底等级生命更有序、更进化、更自由一样,我们认定城市文明更有序、更进化、更让人感到舒适与尊严,当然也许更脆弱,象911事件中的世贸大厦一样更容易成为毁灭的对象,……也许没有也许,但肯定更具宇宙探索意义,即使生命、人类、文明最终也归于寂灭,这种辉煌壮烈也足以光耀宇宙。如果能够在这种哲学意义上考虑我们城市家园的建设,我们的城市理想就将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因特虎主张以认真地玩游戏的姿态来从事深圳研究,所玩的正是维纳所说的搏弈游戏。每每想到这一点,对于城市比较就丝毫没有意气的必要了。
因特虎 老亨
2002/5/7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