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时，学到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稳定。

　　中国饱经上千年动乱，因此，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会竭尽全力维持稳定。每当我对中国可能出现的潜在政策变化有疑虑时，我都会用稳定性来探讨中国的选择，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在3月17－20日于北京举行的年度中国发展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稳定是每个人所关注的问题。论坛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多位国务院部长出席，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会议。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两天，备具争议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去职务。薄熙来本是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他的突然去职令人震惊。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开会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暗流在涌动。

　　会议的正式部分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重强调了中国增长模式即将出现的结构性改革——从过去32年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强大增长，转向更依赖消费的模式。中国高层领导对这样的再平衡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言：“辩论已经从做什么转变为如何与何时开始进行。”

　　许多其他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一结论展开的。向服务拉动增长的转变，及以创新为根本的发展战略也被突出。与此同时，最近强势复现的国有企业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这使国民收入的分配从劳动力倾向资本——是中国转向消费的再平衡目标的主要障碍。世界银行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论坛主办单位），刚刚发布了一份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方方面面的详细报告。

薄熙来免职的深远意义

　　但论坛的正式进程，对钓鱼台国宾馆内的另一受人关注课题，却没有给予任何暗示。会议对薄熙来与他在今年——领导层过渡的关键之年——被免职，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只字未提。人们很容易被这起事件的宫廷斗争流言所迷惑。然而，我认为薄熙来的免职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国官员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相互影响的风险。过去三年，中国经历了两次外部需求的打击——先是美国次贷危机，然后是现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时爆发任何内部政治动荡，将产生比一般时候严重得多的威胁。

薄熙来就是这一风险的象征。他体现了所谓的“重庆模式”——一种近年来在中国颇为得势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将权力集中在地方领导人和国企手中，由政府引导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去年夏天，我在重庆呆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有着34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重庆市计划之宏伟令我颇为吃惊。计划由市长黄奇帆主导，他也是上海浦东开发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重庆计划的目标，是将重庆两江地区打造为中国首个内陆城市开发区。这将使两江区与已有的两个沿海示范区——浦东和天津滨海区并驾齐驱。

　　然而，这同样属于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计划，却在今年的论坛上受到口诛笔伐——它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普遍认同的市场导向替代模式相悖。换句话说，薄熙来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威胁，也同时被视为经济不稳定模式的主要代表。如此突然地免去薄熙来的职务，实际上凸显了中央政府对稳定的坚定不移立场。

　　这也与另一让人费解的中国谜团相契合。五年前，温家宝发出中国经济正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危险的警告。我一再强调，温家宝的“四不”警告，对促进消费的“下一个中国”战略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温家宝的批评为中国扫清了再平衡的障碍。

　　但在今年论坛的正式讲话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未来总理人选李克强——并未明言任何中国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简言之，四不已经变成了三不。

　　在中国，这种用语的变化绝非偶然。最有可能的解读是，高层再也不会在稳定课题上做出任何妥协了。通过促进消费的再平衡，来解决经济不稳定问题，以及免去薄熙来的职务，来解决政治不稳定问题，稳定已经从一个风险因素，转变为铁板一块了。

　　中国领导层的核心信息已经再无可疑了。是他们先承认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战略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们担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失去动力的危险。通过消除经济和政治风险相互影响给稳定带来的威胁，中国政府已经为下一波非凡发展阶段铺平了道路。在我看来，质疑他们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是不明智的。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

英文原题：China's Stability Gambi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2.